李公明︱一周书记：十九世纪初俄国面临的……“严肃问题”

十九世纪在俄国政治史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时期。俄国君主独裁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终于被迫迎来它的危机与垮台的命运；俄国从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君主制的转变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进程，最后的结局迫使俄国进入二十世纪暴烈的政治革命中去。如果说以往的历史学家较多关注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实际发生的农奴制改革，而较为忽视之前的围绕农奴制改革与立宪改革的思想探讨、实践尝试、博弈斗争以及拖延、失败和最后走向倒退的进程的话，那么在1800至1825 年这个时段之中，从1812年到1825年之间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真实语境和事件性质以及各派力量的彼此消长等问题的研究欠缺就更为突出。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前馆长（1992-2016年）谢·弗·米罗年科的“开山力作”《19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与改革》（原著出版于1989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许金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正是以这一特殊时期（尤其是以1812年-1825年为核心阶段）的俄国政治改革史为中心，研究最高统治者和整个统治阶层以及改革进步力量如何对待两个最重要的时代问题——解放农奴和通过立宪来限制君主独裁。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俄国专制制度的组织结构及官员阶层、专制制度与农民问题、立宪问题，以及改革的失败结局。不同于某些论著只从宏观角度和事件本身的进程及意义来分析改革史，米罗年科的研究视角和论述笔触深入政治改革进程中的思想潜流、参与者的身份和动机、各种阶层的复杂心态和隐秘的力量博弈等深层问题，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19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与改革》

在“导言”中，米罗年科开宗明义地说，“本书研究内容属于俄国政治史的范畴。国家的发展道路、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普通百姓和历史人物的命运——这一切均为国家政治史的内容”。道路、斗争、命运，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对“国家政治史”最为简洁和深刻的表述。在1800至1825年这段时期，俄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不很多，主要有：自1802年开始至1811年才相对完成的行政体制改革（部体制改革）、成立常设会议但是空有监督之名、自1801年开始秘密讨论如何解决农奴制问题、1803年颁布了自由农民法令却收效甚微、1816年在波罗的海地区推行农业改革和秘密地筹备了取消农奴制度的法案、1815年通过的波兰宪法和1818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兰议会的讲话展示了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的现实前景、1820年敲定的旨在使俄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的《法定文书》，然后就是在1821、1822年之后出现的倒退、反动局面，标志是推行军屯制度和对大学的“净化”行动；最后作为时代结束标志的是1825年12月14日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这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主要特征，是统治者内部对改革充满分歧和斗争，关于改革的秘密讨论，亚历山大一世本人的立场、态度和能力对改革的重大影响，贵族阶层对改革的极力阻挠，而其外部环境则是社会公共舆论的被压制，改革总是雷声小、雨点更小，漫长的拖延终于导致严重的倒退……作者指出，“决定1800-1825年政治斗争本质的，是专制制度与俄国社会先进分子之间的对抗。随着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出现，这种对抗达到了焦灼的程度。政府坚持自己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理解，并据此来确定国家政策。十二月党人则反对政府的方针，提出了自己的进行革命性根本改革的纲领。这两种观点的互动和碰撞构成了当时政治生活的鲜活内容”（7页）。关于这个时代的中心斗争，作者提出的更有概括性的表述是：“正是在这个时代，俄国面临着严肃的问题——国家是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还是让君主独裁和农奴制度继续制约国家的发展。当时俄国出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政治力量冲突的结果决定着国家的未来。”（3-4页）

为此，作者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和多种研究视角，研究了俄国专制政权在十九世纪初围绕着改革而发生的斗争和失败进程中的种种复杂力量与因素，既揭示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产生的根源，同时也深刻地探讨了亚历山大一世以及俄国官僚、贵族和农奴主阶级在历史转折关头复杂的内心世界。作者非常精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解决这些紧迫问题拖延了这么久？是哪些力量导致了这种拖延？最高权力机构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需要了解，最高统治者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俄国现实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如果最高统层意识到了矛盾，其是否打算严肃地克服这个矛盾呢？”这几个问题紧紧围绕最高权力对改革进程的拖延及其真实意图步步逼进，进而提出更为尖锐的追问：“在这些年间，俄国历史是否存在着另外一种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或者，换言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出现的反动局面能否避免？十九世纪初在俄国施行立宪制度解放农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导言，4页）当时的俄罗斯究竟是否真的别无选择，只能任由改革拖延乃至反对倒退？这是作者反复追问的问题。

米罗年科在该项研究中对档案资料的搜集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甚至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他在导言中详细论述了在该项研究中所运用的种种资料的来源、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敏锐地分析了，关于俄国君主专制政治的研究在史料收集及其鉴别方面的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法。这对同类性质的“国家政治史”研究如何收集和处理史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所有官方性质的文件都不可或缺，它们既能反映出1815-1825年间专制制度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是判断专制政权对自己的统治根基或最迫切的时代问题的态度的基本依据（6页）。这些文件当然包括会议记录、方案、正式颁发的规定等等，同时也包括外交文件、司法文件等，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有关沙皇本人的文件。但是，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亚历山大一世处理国事的方式是尽量避免发出任何书面指示，“这种行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那些能够展现专制者立场的文件难以流传后世”（11页）。因此，围绕着对亚历山大一世的真实想法和具体意图的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也是所能依据的文件史料极为稀缺。为了深入了解和正确评价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设想与他对现实政治的真实认知，那些与亚历山大一世曾经有过密切接触的官员、贵族等人的回忆录成了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宝贵资料。

米罗年科首先提到的，是亚历山大一世的侍从武官、后来成为将军和知名军事历史学家的A.И.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上校。他长期作为沙皇旅行中的随从，客观上肯定是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这个被称为“狮身人面像，到坟墓仍然是谜一样”的皇帝。但是事实上，根据这位上校的日记判断，即便是他也无法参透皇帝的内心世界。亚历山大一世从来没有与他分享过自己的内心想法，也从没与他讨论过任何方案，但与沙皇不断的交流仍然让他为历史保留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某些不同寻常的重要讲话，使历史事件具有了更为鲜活的一面（18-19页）。

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内心真实世界的探测和解读构成了该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重要内容，这当然是由亚历山大一世的个人因素所决定的。早年受过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亚历山大一世内心相信改革农奴制的必要性，但是他既不敢公开承认和宣传这种观点，甚至在面对贵族阶层的反对的时候，会继续重复维护国家稳定和农奴制不可动摇的传统话语（68页）。因此，弄清在不同时期中亚历山大一世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在所有的回忆录资料中，一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回忆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敏锐地关注政治事件，急切地捕捉政府有关自由主义倾向的任何消息，他们难以忍受专制和暴政，深深懂得专制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一些十二月党人在暮年时期总结自己的一生经历，留下了关于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真实的、内容丰富的画面”（20页）。比如C.П.特鲁别茨柯依借助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出身和关系网络，对政府内部发生的一切消息灵通，他在回忆录中有关1818年沙皇对农奴问题的立场，以及对迅速解决农奴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坚定信念等的记载，均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上）。比回忆录更为基本的史料是在同时代人的日记，其中或多或少总有包含与该研究论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信息。比如作者指出，H.И.屠格涅夫的日记“记录下了政府对农奴问题政策的所有重要信息。……对于十二月党人运动年代尝试解放农奴的举措的任何研究，他的日记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料”（21页）。

十二月党人起义

另外，在审判十二月党人的司法侦查文件中，也有不少资料“有助于我们揭开最高当局绝密行动的神秘面纱。与最高当局的意愿背道而驰，侦查过程中揭示了很多当局竭力想隐瞒的事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十九世纪初波尔塔瓦省首席贵族C.M.科丘别伊的侦查文件”（11-12页）。除此以外，驻俄国的外交官们往往通过与俄国官员或上层社交圈子的关系接触俄国的官方文件，因而有可能把文件的副本发给本国政府——某些独特的俄国官方文件就是通过外交情报的方式得以保存下来并被研究者获知的（12页）。

最后，还有“官员的履历表”作为“一种特殊的官方文件资料”在作者的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官员履历表出现于十八世纪下半叶，俄国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官僚制度的形成相辅相成，官员履历表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作者利用计算机处理官员的履历表，“选择了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执政官僚的官员履历表。在数量众多的俄国官员中突出这个阶层，并利用组合方法分解，尤其关注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和官秩表上的官阶”（12-15页）。

从研究史料的欠缺中还可以看到，俄国最高统治者的改革意图、计划与社会上发生的政治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社会被剥夺了知晓可靠信息的权利，只能揣度政权的真实意图；“社会先进分子热切渴望变革，他们透过诏书中司空见惯的字眼，急切地捕捉每一个新鲜的表述，试图按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它们”（83页）。而政权，主要是通过完善和扩大秘密线人的网络去获得公众情绪、想法的信息。“在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尖锐的政治斗争暗潮汹涌，作为斗争直接参与者的同时代人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但我们要还原斗争中的事件却寸步难行——所有农民解放和实行宪法的一切都用厚厚的面纱隐藏起来，不让社会知晓。 ”（93页）这是传播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另类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