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全球治理学者奥兰·扬：或许严重环境危机才能唤醒人类

近日，超级飓风接连肆虐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再次引起了科学家对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的讨论。“伊甸园被毁了，”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痛心地说，呼吁各国领导人正视气候变化，而不是一再拖延。

同样在本次大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他首次对联合国的演讲。据美国广播公司（CNN）统计，特朗普演讲中提及“主权”（sovereign或sovereignty）共21次。他强调加强边境管控和地区安全热点，却没有一次提及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对是否留在《巴黎气候协定》摇摆不定，认为协定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我们很有可能将要开始经历极为严重的环境危机，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但问题在于，危机要有多严重，人们才会有所反应？”9月22日，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美国著名全球治理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警告说。

当天，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在上海举办了“全球秩序的变迁对全球治理的政策影响”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全球治理之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名誉教授奥兰·扬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

扬在演讲中表示，我们正踏入一个名为“人类世”的新地质年代，世界经济、人口、环境等各方面自20世纪中叶以来加速发展，人类活动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地质力量，给地球环境带来深刻变化。我们目前所处的“全新世”时代的稳定的气候环境将成为过去时，“人类世”将面临更剧烈的气候震荡。

面对这一时期不断增加的连锁反应、不确定性等复杂情况，各国政府都面临新的治理挑战。扬认为，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立法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各项挑战，需要扩充“工具库”，采纳更为创新的治理模式。例如以目标为导向采取行动，确定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集中资源达成目标，并加强“诊断”问题、评估治理效果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开设特区进行试验、订立五年计划等经验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值得借鉴。

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奥兰·扬曾任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全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委员会创始主席，目前担任全球环境变化国际人文因素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北极治理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

环境危机将使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

澎湃新闻：许多人倾向于考虑对自己有直接影响的眼前事，对较为遥远、抽象的气候变化感触不深。如何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奥兰·扬：确实，包括你我在内的大部分人通常只会考虑自己今天或者接下去几天要做什么，而不会去多想5年、10年乃至20年之后的事情。如何让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确实是个重要而严肃的话题。

但当前的世界处于复杂系统中，地球系统内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耦合性增加，许多事物不再呈线性发展而是会突然发生剧变，突发性和意外发生的频度也有所增加。我们很有可能将要开始经历巨大环境危机，环境一旦跨过了新变化的门槛就难以恢复到既有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但问题在于，危机要有多严重，人们才会有所反应？

美国刚刚经历了一系列相当严重的飓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就能够唤起人们的关注和行动了吗？我不知道。但过去1万年（全新世），人类所处的环境相对比较温和，而未来（人类世）的气候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大幅震荡，到时候气候变化的后果就迫在眉睫了。

澎湃新闻：作为研究全球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为什么会对环境问题产生兴趣？

奥兰·扬：我的工作分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理论方面，我研究的是治理和社会制度，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治理模式的成功或失败。但我也希望能将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

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环境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人刚刚开始从国家层面思考环境政策。1969年，美国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此后又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我在196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正在酝酿更系统性的研究，也对应用领域比较感兴趣。环境政策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公共政策。此后，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拓展到了全球层面。

20世纪70-80年代，我开始参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起初，这些研究都由自然科学家进行，他们关注的是气候系统、地球物理等等。但我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则对环境变化的人文层面产生兴趣：人类共同造成了环境变化，而环境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了人类的福祉，人们需要想办法应对。

我过去25年的研究主要关注了这一方面，尤其对一些国家主权管辖之外的地区兴趣浓厚，比如国际公海、大气层、气候系统、南北极大部分地区等，这些区域都超越了国家主权的管辖界限。我因此得以思考国家主权管辖之外的治理模式。

反全球化趋势可转为创新机遇

澎湃新闻：说到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定》近年来备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退出协定，但美国不少州、市都表示会继续努力实现协定目标。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奥兰·扬：过去我们都习惯了国际协定的活动主体是民族国家，一项协定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其中的关键成员国如何行动。但现在，例如美国一些州、市之类非国家政府的行为体可能正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它们的行动是否有效，这对我来说是个试验，但这确实是环境治理中有趣的新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仅靠《巴黎气候协定》不足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协定强调“国家自主贡献”（NDC，即不强制分配温室气体减排量，而由各国自主提出目标）。但即使每个国家都成功实现了承诺的减排量，这还不足以实现协定中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将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继续加强这类协定、逐步抬高目标。《巴黎气候协定》每5年都需要检视减排成绩，这有助于比较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学习成功者的经验、进行治理能力的强化和更新。

澎湃新闻：包括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内，近年来世界上似乎出现了许多反全球化的呼声。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正面临危机？

奥兰·扬：我不觉得现在的趋势是反对全球治理，人们反对的只是一些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比如，国际贸易可能给各国整体带来了好处，但它可能没有考虑到分配不均的结果。有些人会发现，国际贸易的好处集中在社会上1%的人身上，而99%的人反而可能受到伤害。人们意识到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某些问题。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战后秩序的衰落之中。这可以视为一个治理挑战，因为我们所依赖和熟悉的秩序正日渐失序。同时，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机遇：新思想崛起、战略创新涌现等等。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从某些观点来看，这也许相当危险，比如我们要解决日趋严重的气候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也许这意味着在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会看到新的秩序体系的建立，以解决这一治理危机，所以，这种转型是有些危险，但是也不会太糟糕。

中国模式可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工具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与您倡议的以目标为导向进行全球治理的模式有点类似，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哪些经验？

奥兰·扬：全球治理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而以目标为导向正是其中之一。中国在这方面颇有经验，比如设定五年计划等，订立目标，列出优先事项，集中资源实现最重要的目标等等。

美国人通常认为，治理首先要通过立法，然后关注如何遵守、执行这些法律，这可能与中国先设立目标的方法有点不一样。美国人常觉得中国人不重视美国人认为最关键的要素，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治理模式，它们扎根于我们各自的文化和历史中，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一种模式是先进的，另一种是落后的。

当我们在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时，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确立统一的治理模式。但我认为这不会成功，因为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可能很难达成完全一致。我们可以有同一个目标，比如确定5-10年后需要得到什么成果，然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不得不遵循一模一样的路线。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只是我们“工具箱”里的又一个工具。但中国确实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许多不同于美国、并且值得借鉴的经验。

澎湃新闻：你如何理解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还面临哪些挑战？

奥兰·扬：“一带一路”倡议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它有很大的潜力，不过我还不知道这种潜力会如何转为现实。就我的理解，不应该狭义地理解“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不只是贸易，它应该与一些更大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用系统的目标和具体战略推动他们。

关于中国的挑战，我认为可能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从内部挑战而言，是中国作为领导者思维能力的发展；从外部挑战而言，是世界其他地区对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反应。坦率而言，我认为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感到怀疑，中国的动机是什么，角色是什么？我想，中国的挑战就是要说服世界其他地区，自己的意图是积极和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