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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联璧评《远方的陌生人》| 陌生人与英国的现代化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朱联璧
2017-09-29 10:30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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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两本名为“远方的陌生人”的著作在美国出版,一本是朱迪斯·利希滕贝格(Judith Lichtenberg)探讨伦理、心理和全球贫困问题的专著(Distant Strangers: Ethics, Psychology, and Global Poverty),另一本是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讨论英国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历史作品,也是本文关注的著作。

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弗农认可并沿用了格奥尔格·齐美尔创造并定义的作为学术概念的“陌生人”所扮演的三种角色:他们促进“超地方”(extra-local trade)的贸易;提供有关自己途经或移入的社会的客观评价;助长了更多抽象社会关系的形成。弗农认为,陌生人社会的诞生,催生了统治陌生人社会的技术发展,统治手段随后被再度植入(reembed)到个人和地方性的网络中,将英国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推向现代(《远方的陌生人》,21页)。新的管理陌生人的技术依然在地方和个体层面运作,让个体和团体的能动性有了施展空间。由此,现代化不再是唯一的、模式化的“任务清单”,而可以容纳时空差异。陌生人社会由此成为所有现代化国家共享的历史语境,但不同国家会以不同方式表达现代性。

齐美尔

《远方的陌生人》是弗农二十余年来历史研究的心得,极具可读性。敏锐的书评人发现,弗农1993年和2007年出版的专著已经涉及本书的部分论点(Timothy Alborn, “Review”,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6.2,  Autumn 2015, pp. 279-280; James Thompson, “Review”, EHR cxxxi.552, Oct. 2016, pp. 1196-1198)。此书旨在带领读者审视“社会是如何变得现代”这一宏大问题,提供“成为现代的意义”和“我们到达现代的方法”的独到见解(20页)

弗农2007年著作

回归“大问题”的节俭时代中观史(mesohistory)

现代化无疑是个极为复杂和棘手的概念。弗农认为,二十世纪中期之后,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否认现代化存在单一的通用模式,改用现代性作为概念工具,展现“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变革的模式”,也让有关现代化的讨论日益边缘化(17-19页)。《远方的陌生人》希望重拾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但并不以“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自居。

弗农认为,“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虽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时空维度,但依旧无法回答“现代世界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有何不同”这一关键问题(第7页)。仅以一百三十三页的篇幅回答这一问题想来也不容易,更何况既无新见史料,也缺少理论纵深,尾注大多不精确到具体引文,那么,这本介于长篇评述和文献综述之间的论著,其阅读价值和写作策略是什么呢?

2015年,美国出版的《维多利亚研究》(Victorian Studies)为《远方的陌生人》组织笔谈,邀请三位学者与弗农共同探讨此书的价值和问题。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的保罗·K. 圣阿莫尔(Paul K. Saint-Amour)称该书是“紧缩时代暗藏的中观史”(Stealth Mesohistory for Austere Times),展现了该书的写作背景和路径。

“紧缩时代”是指英国政府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采取削减政府开支政策的时期,该政策的早期吹鼓手为前首相大卫·卡梅伦,他的后继者特蕾莎·梅延续了这一政策。紧缩政策对高校的影响表现在英国改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科评估(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以评估结果分配政府未来对不同高校和专业的投入。此举一方面为了激励大学增加科研产出,一方面可以评估结果较差为由,削弱对部分大学和专业的投入。在此背景下,基础学科需要证明自己对公众的价值才能获得政府更多投入。身在美国的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带着对历史学科未来的忧虑出版此书,也是为了证明历史学能对公众关心的大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见解(第6-7页)

大问题的答案既可以用抽象和无法证实的宏大叙事来撰写,也可以依靠其他方法。弗农在分析地方和个体案例的基础上回答自己提出的大问题,这便是圣阿莫尔所谓的“中观史”路径。

作者没有被困在无法穷尽的史实中,也不必发掘新资料填补时空空白,依旧可以对布罗代尔所谓中时段的势态(conjuncture)和偶然性(contingency)的问题提出见解。弗农利用了英美大学本科生熟悉的史实、理论和研究,辅以前人的统计数据,省却了微观研究的细索考证,从而以短小的篇幅完成对宏大命题的省思(Paul K. Saint-Amour, “Stealth Mesohistory for Austere Times”, Victorian Studies, 57.3, 2015, pp. 499-505)。《英格兰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的书评也认可该书适合大众阅读。

重新植入陌生人?

中观史研究以个案回答宏大命题的路径固然有其优势,但要依靠有限的史实和篇幅完成论述也非易事。弗农在第一章中引入了马克思、波兰尼、涂尔干、齐美尔、亨利·梅因、滕尼斯和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诠释,宛若将读者带入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诸神殿”来开启讨论。他指出前述学者对现代性的诠释造成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认为已有研究强调科学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唯一而迅速的方式,通过连锁反应将世界推向现代的解读,不能清楚描述现代化的过程及其复杂性。

弗农要挑战的正是这些大师级学者的观点,以陌生人社会的诞生和对陌生人社会的控制作为理解现代化的语境。他首先引用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研究,后者认定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是英国步入现代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陌生人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陌生人社会在英国出现,传统的地方性和个人网络的规则随之失效,面临转型。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弗农承认,近现代的英国不是唯一存在齐美尔所谓的陌生人社会的国家。陌生人社会也出现在了古代罗马、明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他以亚当·斯密作为后盾,原因在于斯密认为英国出现了真正的陌生人社会。英国人不仅和陌生人共享生活空间,生活也与陌生人相互交织。大量统计数据和英国城市路网发展图表明,英国确实在十八世纪出现了陌生人社会。

这些论证的确能让读者认可陌生人社会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但弗农进一步强调,英国步入现代并不是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且在没有英帝国的情况下,现代化依然能在英国出现。如此表述有助于让弗农的论点适用于解释英国之外的国家的现代化情况,但论证起来并不如“英国出现了陌生人社会”那么容易。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以来的科学发展、农业和工业技术的革新,英国仅仅依靠中世纪的科技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让民众快速抵达全国各地?如果可以,为什么陌生人社会没有在中世纪出现,而是在科学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弗农并未回答这一问题。

猜想弗农界定的各类被冠以“革命”的概念,都是“转折点”式的突变,不是一个缓慢的、与前后时期相关的、受到多重影响的复杂过程,并且,他将对工业革命的解释局限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包括与之相关的制造业技术革新。仅仅是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仅仅是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仅仅是亚伯拉罕·达比探索出的煤转炭的技术本身,都不是英国现代化的唯一动力,但作为整体的、自近代早期以来的科学与技术革命,确实为陌生人社会得以在英国出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而且,弗农发现的吸引流入人口较多的城市也都是工业城市,他否认工业革命对英国现代化的影响的尝试,可以说并不成功。

弗农在英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剥离的另一要素是英帝国,却又自相矛盾地承认“许多统治的新技巧是为了治理殖民地而发展起来的”(78页)。他认为,帝国在植入陌生人时所参考的规则和制度都来自英国本土,而在殖民地产生了预期之外的结果,所以即便帝国推进了英国的现代化,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确实,剥离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帝国之后,英国式的陌生人社会更容易在世界各地找到可以类比的案例,使之胜任“分析工具”和“历史语境”这两种角色。这在弗农看来是为了肯定现代性的多样性,所以他的结论既不是归因的,也不是发散的,从而避免对现代化的单一解释,鼓励研究人员和读者“回到形塑历史学科的宏观问题”。至于如何评判新的统治策略和陌生人的再植入,弗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只是提供了英国经验的描述。如何界定现代化,就成了使用弗农这一概念的研究者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至于弗农的解释是否真的展现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也需要读者来评判。

弗农全面而完整地解释了英国出现的、新的统治和管理陌生人社会的方式。他提到了被认为公正而科学的政府机器、文官制度、人口和测量数据、税收制度、邮政系统、官僚空间、印刷品的传播、民意调查、代议制度、金本位制度和国家统一度量衡等方面的实践和影响,让陌生人以既抽象又实在的方式存在着,也能被感知到。经过了1830年到1880年的转型期之后,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建立,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译本译为“文明社会”)逐步形成。在重新植入陌生人的过程中,民众与社团的施为被预留了空间。民众从相信熟人到相信规制,敢于和陌生人交往,想象陌生人的存在和需求,从而成为现代人。

关于译本的赘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可读性较好,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完整的注释和索引,并附以充实的译注。对本书所论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据此按图索骥,开展进一步阅读。但有部分翻译值得商榷。

《远方的陌生人》中译本

译本第105页将弗勒德里克·卢吉关于间接统治的著作The Dual Mandate翻译为《双重任务》,似乎并不容易理解。此处mandate有委任统治之意,译为“二元委任统治”或许更接近作者原意。第114页上the Odd Fellows被直译为“怪人社”无助于读者理解。该社最早是售卖非大宗商品的商人组成的慈善团体,和怪人无关。第125页将1909年建立的Empire Press Union翻译为英联邦出版社联盟,或许是使用了该机构后继者Commonwealth Press Union的译名,若有夹注说明采纳此译的原因则更好。

第27页将The US remaine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roader British world直接翻译为“美国也仍然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可能会引起读者理解上问题。此处作者强调的应该是美国长期处于非正式形态的英帝国的影响,但译者并未表达出这层意义,所用的表述难免会让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读者误以为时至1919年美国仍然是正式的英帝国的一部分。

译本第30页作者表达核心观点的句子较为费解,原文为:

Each chapter then explores the remaking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while also defamiliarizing those effects of modernity we have often taken as its causes.

译文为:

本书接下去的每一章都会探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建,与此同时,本书会将现代性所引发的后果(effects)——我们通常会以为是其起因(causes)——陌生化。

文中those effects of modernity应是指“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建”,若改为“本书之后每一章都会探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建,这些重建通常被我们认为是现代性的原因,但本书将之陌生化为现代性的后果”,或许更容易理解。

译者为Empire Press Union在索尔兹伯里的分支提供的译注认为此地是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城市。但以作者前后所罗列的城市均为非洲的重要城市来推断,此处所说的索尔兹伯里应该在非洲,即今天的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Harare)。二十世纪前期,这里处于南罗得西亚,1890年至1982年被称为索尔兹伯里。

翻译和注释的一致性方面存在少量问题。对同一内容的夹注和译注一般只在首现时标注,但第21页和第114页对“超地方”的夹注,以及第84页和第125页对马德拉斯的译者注有所重复。第21页出现的全书关键术语“再植入”被索引认定为首现,但译者将首现夹注放到了第29页,且与其他各处的译法不同。同一译名译法不一致的情况还出现在了Cape Colony一词。该词在索引中被译为“好望角殖民地海峡”,译本第104页则译为“开普殖民地”。第28页将the Act of Union译为《合并法案》,但在索引中译为《联合法案》等。第168页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詹姆斯·密尔的姓氏全部译为密尔斯也非通行做法。此外,各类夹注和译者注的整体原则并不明确,尤其许多人名并未提供夹注。

鉴于前述与翻译有关的问题对理解作者原意的影响并不太大,本书依然是一本翻译较为可靠、内容具有启发性的作品。弗农极富可读性的文字和对英国现代史的其他思考,也可以在今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针对大一学生的英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看到(Modern Britain: 1750 to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该书围绕1750年至今自由主义和帝国对英国的影响展开,对于对英国近现代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也是一本不错的通俗读物。

弗农2017年新著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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