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的地区经济倡议

【编者按】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倡议：“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四年来，“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逐渐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赢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认可，已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值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周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我们为广大读者奉上一组相关文章，议题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以及对“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两大战略对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北极环境安全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地缘政治意义等具体问题的解析和建言。

期待进一步的讨论。

“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没有政治诉求，短期要实现的目标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稳步增长。图为上海洋山深水港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四大片区之一。 东方IC 资料

本文针拟完成以下任务：如何从理论上回应西方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即认为“一带一路”旨在谋取世界支配地位，对沿线国家具体领域构成“威胁”和“挑战”）；为什么2015 年年中前后中国学界的“一带一路”研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分析和预测，之前是积极评价和乐观预期，之后呈现明显悲观色彩；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性质和功能，并在科学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预测其未来前景；为防止各种风险，“一带一路”有效推进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什么。

一、欧亚权势竞争的主要矛盾及主导国的更替

欧亚大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大国汇聚之地。大国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塑造者。国际体系的结构总是呈现寡头垄断性质，更多时候由主要行为体即体系中的大国来决定国际体系，而非体系决定大国。

学界通常将19 世纪的英国和20 世纪的美国视为全球性霸主，将苏联（俄罗斯）、德国、法国、中国、日本视为地区性霸主。本文认为，欧亚两洲权势竞争的主要矛盾和主导国家随着科技发展而改变。为便于研究，本文借鉴了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的大历史观，将欧亚历史分为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不同时代欧亚大陆权势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主导国家和主要矛盾均不同。

麦金德以15 世纪近代远洋交通的出现为标志，将之前的历史称为前哥伦布时代。这个时代，欧亚大陆的权势竞争以亚洲人享有的经济、文化、技术和军事优势为标志，欧亚权势竞争表现为亚洲对欧洲的优势。这一时期，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因为善于骑乘，拥有超过欧洲人的战争机动性，从而长期保持优势。此间囿于交通技术的限制，全球体系尚未形成，跨越欧亚大陆的洲际征服相对较少。虽然也产生了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洲际大国，但是由于投送能力的限制，这些帝国不能支配欧亚大陆，也无此雄心。前哥伦布时代欧亚大陆的主要矛盾是彼此隔绝的地区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斗争，洲际性权势竞争较少。

麦金德认为，由于西欧国家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获得了对亚洲的军事机动性优势，他称这个时代为哥伦布时代——始于新航路的开辟，终于20 世纪初。19 世纪后期铁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欧亚大铁路的建成，削弱了欧洲人的海上优势。

哥伦布时代欧亚权势竞争的特点为：第一，欧洲支配亚洲，欧洲列强共同瓜分和统治亚洲。第二，自由海洋国家英国在欧洲列强争霸中最后胜出，先成为欧洲大陆权势斗争的主导国，后为欧亚的主导国。英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准全球性国家。欧亚大陆依然是世界的主要权力角斗场。第三，海洋强国具有对陆上强国的优势。第四，主导欧亚竞争的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域外大国美国和亚洲地区强国开始对欧亚权力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参见表1）。与前哥伦比时代相比，这个时期军事胜利仍是致胜之首选。

笔者将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称为后哥伦布时代。与以往时代一样，这个时代大国依然可以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欧洲国家在哥伦布时代占有的军事机动性优势渐失，以远洋海军、殖民地和远洋贸易为支撑的英帝国的主导地位难以为继，铁路技术使大陆国家重获机动性优势，铁路使地理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潜力可以快速转化为权力。20 世纪初开始，欧洲权势优势渐失，两次世界大战使其失去了支配亚洲的优势，美日崛起。二战后德日战败，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家，取代英国主导欧亚大陆。

后哥伦布时代的欧亚权势竞争特征为：欧洲对亚洲优势逐渐缩小，中心地位逐渐丧失，英国从欧亚主导国家沦为受美国支配的对象之一。美国成为真正的欧亚大陆“离岸平衡手”。两次世界大战提高了亚洲的地位，中国重拾东亚地区性大国地位。大西洋两岸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列强分化，分为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和反侵略的一方，后者成为亚洲弱小国家获得国家独立的同盟军。

比较这三个时代则会发现以下事实：

首先，大国权势竞争主要以军事为基础、超强机动性是致胜关键。其次，大国可以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然而二战末期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大国之间不可能通过战争获得之前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笔者称之为综合实力竞争时代。此间军事的地位日益下降，大国竞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大国权势竞争的制胜之道。冷战期间，美苏的意识形态斗争部分掩盖了美国主导欧亚大陆的现实。国际斗争的主要矛盾是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与欧亚大陆强国的矛盾。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主导性大国是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一贯战略。

二、英美欧亚地缘政治战略

战略原指实现军事目标之各种手段的综合，后被应用于很多领域。战略的内涵之一是成就长远和具有重大意义目标的设计与规划，也指有规划指导的内在连贯、系统而持续的实现目标之实践活动。本文的地缘政治既指一种思考外交的分析方法，也指在这种视角下指导的对外行为，是西方霸权竞争的主要手段。其特征如下：

首先，主要依靠战争和军事优势谋求霸权，超强机动性是致胜关键。

与其说地缘政治重视地理对权力竞争的基础性作用，毋宁说其重视机动性。因为地理特征相对固定，而机动性随着技术发展而改变。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更增加了欧洲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优势。海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条重要的通道，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共区域。尽管海上也有危险，但是无论旅行还是运输，海路总比经陆路方便、便宜、安全、迅速。因此近代欧洲列强竞相发展海军，控制了海洋就意味着军事机动性的掌握，也就有了致胜基础。

英国是欧洲海上竞争的后起之秀，先以《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签订）从西班牙取得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从法国取得纽芬兰、新斯科舍、哈得孙湾和圣基茨岛等北美属地，奠定对法、西两国的优势。其后又变地中海为其内湖。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海军已天下无敌。随后控制水上咽喉要道成为英国维护海权，保证欧洲乃至全球优势的一贯战略。从1875 年获得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开始到1956 年英军撤离埃及的八十多年里，英国一直控制着这条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咽喉地带。控制印度洋，变印度洋为英国“内海”则是英国一战前最大的成就。控制印度洋使英国控制了通往亚洲的航道，也支配了亚洲。

全球性海军、海外贸易和不断攫取的殖民地是英帝国的三大支柱。因为海洋辽阔，没有陆地上领土边界对物资和军队调运的限制，英国利用海洋更有利于开展远洋贸易和获得军事优势；另外，与陆军相比，强大的海军更须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支撑，这样也有利于英国保持对他国的优势。即使到空运（军）和铁路飞速发展的时代，海军的以上优势依然存在。

然而19 世纪后期，铁路的发展使洲际运输成为可能，欧亚大陆强国可能重新获得机动性优势，而抵消英国海军的机动性优势。英国因为控制了海洋从而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局面也可能被打破，因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的强国俄国可以通过铁路在欧亚大陆运输资源和军队，也可以凭借欧亚大陆的资源建立强大的海军，来抵消英国的海军优势，从而获得全球霸权，同时也可以运用比海路更快的铁路调动物资和军队，而获得机动性优势。一战期间飞机的出现使陆上强国获得了提升机动性的另一个手段，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称霸世界的可能性。

英国建成全球性海军以后就执欧洲政治之牛耳；相对而言，其对远东地区的实力较弱。英国的优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概言之，英国是一个准世界大国，因而没能完全控制欧亚大陆。然而，二战后继英国而起的美国则建立了远超其他国家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取得了空前的军事机动性优势。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比英国更加严密和牢靠。

其次，作为“离岸平衡者”，对大陆强国分而治之。

英美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方法有二：一是维持欧亚大陆强国间的均势，二是海陆并用，利用和制造欧亚大国间的矛盾，分而治之。

保持欧亚大陆的分裂状态，是英美欧亚地缘政治战略之精髓。正是这种战略，使欧亚大陆国家事实上没能决定欧亚大陆的命运，而将安全与发展被迫交给了英美这种自由海洋霸权。在英国称雄天下的时代，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维持欧洲大陆均势就能坐拥天下。英国的欧洲均势政策始于其成为第一海上强国，直到二战后法德和解，欧洲一体化发轫为止。因为英国在东亚力量较弱，还不能完全支配欧亚大陆。二战后美国才是真正的欧亚大陆“离岸平衡手”，决定包括英国在内的欧亚大国竞争的结果。因为英美均属自由霸权，掌握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性权力，所以在与同时代的大陆强国的斗争中一直处于优势。虽然冷战体现为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但是苏联实力远逊美国，如果再加上其西方盟友，对苏优势就更加明显。因此美国维持欧亚大陆强国均势更加游刃有余。

英美作为全球自由霸权国掌控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地缘政治战略是海陆并用。地缘政治中，陆权与海权本质上并无对立，而是相互为用，并行不悖。麦金德一方面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陆权对海权的支持作用。他的逻辑可以归结为，谁有资源丰富的陆上基地，就更容易获得海权；同样，海权的获得才能使陆权更加巩固。所以，真正的强国需要同时获得海权与陆权。

因此在其称雄的时代，英国在主要航道上建立殖民据点，派军队驻守，同时利用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补充本国资源的不足，最后利用工业优势发展远洋贸易攫取超额利润。美国继之而起，在欧洲建立北约，得以立足欧洲；在亚洲广结盟友，为其“亚洲之锚”。美国遍布欧亚大陆的军事基地就是其控制欧亚大陆广袤土地的表现。在关键国际水道，美国也设法控制，攫取欧亚政治的钥匙。

三、二战后地区主义的发展

近代地缘政治始于西方，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为西方列强谋霸张目。随着科技进步、时代发展，西方地缘政治难以为继，二战后地区主义在各大洲的兴起其实就是对地缘政治的超越和扬弃；随着欧亚大国的崛起和时代的发展，英美作为欧亚大陆“离岸平衡手”难以维系。二战后，霸权争斗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各国人民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核武器和地区一体化使传统地缘政治竞争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竞争。

（一）欧亚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向地区主义的转换

地缘政治将世界历史浓缩为大国力量的权力竞争，视冲突与战争视为世界政治常态，对国家间合作共赢的一面视而不见。崇拜武力是地缘政治学家和政策实践者普遍特征。然而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开地区主义之先河。经过长期两败俱伤的争斗，大陆强国，特别是德法两国，抛弃了地缘政治竞争，转向地区主义合作。这种转变体现了战后世界大势。

自法王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将“国家至上”原则引入欧洲列强斗争以来，均势和权力政治就充斥这个角斗场。列强战争中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至上”确立了两个半世纪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以德国一个半世纪的分裂为代价。然而，先是路易十四的无节制追求国家利益的欧洲扩张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制，最后丧失霸权地位；其后，在反对外来干涉中产生的拿破仑帝国第二次称霸欧洲的尝试也在其他欧洲国家的联合反制中破灭。法国在欧洲权势竞争中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58 年戴高乐确立的第五共和国才稳住了阵脚。

心怀怨愤的德国，不堪忍受法国一个半世纪的分化和压制，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成为欧洲大陆最具权势的国家。俾斯麦费尽心机建立了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均势体系。虽然他改变了欧洲国际关系，却不能建立起可供继任者遵循的一种设计，该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是像俾斯麦一般拥有高明的外交手腕的能人辈出。然而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缺乏其父的自觉谦逊精神、对待臣仆信赖友善的态度，爱慕虚荣而少治国经验，对外不分亲疏、过于厚道，更乏俾斯麦的外交手腕，德国在“一战”中跌入深渊，重遭英、法和后起的美国的宰割和羞辱。这种情势更加激起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复仇情绪，纳粹势力乘机而起。希特勒的德国，当时被描绘为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继承者，是德国以往历史“符合逻辑的发展，或者至少是光荣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在二战中更输得干干净净。

以上是欧洲权力结构的变迁，更为关键的是西欧人观念的变化：在很多人眼里，二战使之前的国际秩序与主权民族国家名誉扫地，过分坚持主权被视作战争的根源和未来发展的障碍；相反，一个欧洲之下联合的有限主权观念则广为流传，人们期待能有一部欧洲宪法，将国家部分权力交由一个国际制度行使。

二战前后，民众与精英均希望欧洲联合。从1942 年起到1940年代末，丘吉尔在多个公开场合多次倡导欧洲联合思想，戴高乐和阿登纳更是欧洲联合的早期实践者。虽然法德战前互为仇雠，战后也有矛盾，但两国认识到合则两利，斗则难存。在美苏面前，戴高乐尽力维护德国利益。欧洲一体化发展至今，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世界的贡献就是看到了地缘政治、武力谋霸的缺陷，并毅然决然地抛弃它，开始地区主义探索。

欧洲一体化虽时有沉浮，而仍有强大生命力。首先是作为“离岸平衡手”的英国于1973 年从抵制、游离于一体化之外，到加入欧洲合作；其次是欧盟一次次的东扩。这表明地区一体化是欧洲国家的共同愿望，体现了时代潮流。欧盟已涵盖了大部分欧洲国家，很多国家仍希望早日加入。虽然英国目前正在脱欧，但并未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洲对于一般欧洲国家包括大国，仍具有重要价值。这也说明，二战后的欧洲地区主义一直受到支持。就欧盟和欧盟大国而言，传统地缘政治教给它们的斗争方式已经不是其外交首选。

欧洲列强在欧洲战争中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仗工业革命的威力，用坚船利炮将该体系强加于亚洲国家，使亚洲依附于欧洲。这种欧洲对亚洲的支配从19 世纪欧洲对亚洲各国的军事胜利中持续巩固，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取得支配欧亚大陆的地位为止。在东亚地区，日本的亚洲霸主地位也随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失去， 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大国。二战期间日本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人民也摆脱了日本的殖民枷锁，二战后东亚各国也纷纷独立。继欧洲一体化为标志的欧洲地区主义之后，20 世纪60 年代，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盟，标志着东亚国家开始地区主义进程；同时，非洲地区主义也开始发展。到了1990 年代，欧洲一体化在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高歌猛进；东亚地区主义、非洲地区主义和北美地区主义都不断深入。各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表明，地缘政治的吸引力降低。

就欧亚大陆而言，欧盟和东盟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地区经济一体化，地缘经济竞争的地位上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表明，以二战前的军事控制为特征的等级制地区集团日益不适应时代潮流。在后苏联空间，新独立的原苏联共和国不断进行一体化合作努力，也说明欧亚大陆的地区主义是一种现实需要，既体现了时代潮流，也符合欧亚人民的利益。然而，冷战的两极对立，冷战后欧盟国家和衰落的俄罗斯不能提出欧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战略。但是时代需要大国开辟洲际合作倡议，实现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在东亚国际地位上升、欧亚力量对比和东亚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地区主义成为潮流的情况下顺势而为提出的合作倡议。

（二）“离岸平衡手”的困境与国际权势主要竞争方式的演进

英美维持欧亚均势的方式为：分而治之、补偿政策、加强军备和结盟。英美作为地缘政治的最后“仲裁者”，其地缘政治战略实施的关键，其一是超强实力，其二是大陆强国的纷争。如果缺少一个条件，则其地缘政治战略目标难就；若二者俱废，则“离岸平衡手”地位不保。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意味着它已失去了欧洲大陆权势斗争仲裁者的角色，只有联合美国才能勉强继续平衡德法；在东亚地区，英国实力更弱。1937年7月日本炸伤其驻华大使和英国船只时，英国也只能抗议了事。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也渐失对亚洲的控制。战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新中国成立，英国亚洲帝国尽失。美国开始重演英国的“昨日故事”。

荷兰裔美国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1893—1943）早就为美国的欧亚地缘政治开出药方。他指出，欧亚权势分布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与美国有永久的利害关系，因而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保持欧亚大陆上的均势，不使欧亚大陆潜伏一个有压倒优势的统治势力，才能确保美国安全与独立。显然，较之英国，美国的欧亚地缘政治力度更大，控制更严，范围更广，野心更大。

然而，战后欧亚大陆的历史与现实表明，美国难以支配欧亚大陆。首先，欧洲一体化就是欧洲人寻求对美独立地位的表现。其次，中苏同盟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即使中苏因为意识形态分道扬镳，中苏共同支持的越南也使美国人陷入了“泥潭”。事实说明，只要中苏合作，甚至是有限合作，就足以对美国欧亚战略有效遏制。不幸的是，中苏分裂加强了美国的地位，使美国得以利用中苏矛盾，获得主动地位。苏联解体更强化了美国的首要地位。

冷战后美国的欧亚地缘政治战略，可以从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1928—2017）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中一窥究竟。布氏认为，鉴于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美国必须施加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仲裁者的稳定的欧亚大陆均势。他将欧亚大陆分为四个部分：中间地带（俄罗斯）、西部（欧洲）、南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东部（中国和日本），并为保持美国首要地位开了药方：在欧亚大陆西部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此与俄罗斯达成妥协；在欧亚大陆东部，以密切的日美同盟制约中国，迫使后者与美日达成妥协；在欧亚大陆南部，印度与美国制度相同，没有利益冲突，不会像中俄一样挑战美国首要地位。因此印度是美国应该争取的地缘战略棋手国家。

显而易见，布氏的目的依然是对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分而治之，根据利益关系，亲疏有别。美国将中俄视为主要防范和遏制对象。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基本与布氏谋划一致，即利用北约和欧盟东扩挤压俄的战略空间，允许俄加入西方七国集团，减少其对抗情绪。一方面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另一方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经济上建立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军事上强化美日韩同盟，将主要军事力量部署亚洲；政治上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总之，美国的期待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关系，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其他欧亚大国处于从属地位的大国关系。

然而，美国相对衰落和欧亚大陆上地区主义的发展使传统的欧亚地缘政治的缺陷暴露无遗，美国要继续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日益力不从心。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巩固，使美国对中俄分而治之的企图难以为继。日本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卒，其影响日渐衰落。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受到打击。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南海问题、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都表明美国不能再为所欲为。

地区主义的发展也是权力竞争方式转换的结果。

首先，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战争没有完全的胜利者。美国在二战后期掌握核技术，苏联紧跟其后，随后英、法、中先后也掌握了核技术，核技术对大国战争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美苏拥有绝对核优势，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也会让其无法承受。就此意义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之间的较量其实已经转化为国家治理模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较量。冷战末苏联败北的结局表明，虽然拥有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军事实力，但无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增长，以军事实力支撑的国家辉煌终究是昙花一现。历史昭示，二战之前依靠军事实力谋求霸权的权力竞争模式逐渐让位于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日益分为欧洲经济区、东亚经济区和北美经济区之间的竞争，大国只有能够引领本地区经济繁荣才能获得优势。

其次，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体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方列强对欧亚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侵略、奴役和殖民掠夺失去了国际法基础和国际道义基础。哥伦布时代，欧洲列强将对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统治和殖民掠夺视为霸权国获得地缘政治优势之必须，即使导致落后国家长期普遍贫困和动乱也毫无道德愧疚之感。欧洲对亚洲的统治早在20 世纪初就在亚洲人民的觉醒中被粉碎。正如列宁所言，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 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此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英属印度与荷属印度的动乱与革命民主运动也展开了。

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的衰落，使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歌猛进；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以军事控制卫星国的失败。美国历次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均要顾忌联合国其他国家的反应，说明对外行为的国际合法性对大国行为具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因此，地缘政治学的关键词就是权力、战争、安全、武力、盟友和遏制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地缘政治理论及其指导下欧亚大国争霸战略必然充满缺陷，长期战乱之后必然引起欧亚大陆人民的反思，最后被欧亚各国人民所抛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体现的主权平等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远非欧洲协调和国联时期可比。

概言之，二战后的欧洲大国依靠自身实力难以重塑昔日辉煌，联合图强成为唯一出路，并在20 世纪后半叶取得了辉煌成就，欧洲大国没有领导涵盖欧亚大陆的地区主义的实力，但它们是潜在的重要支持者；就俄罗斯而言，它为维护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与西方龃龉不断，其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只有独联体内少数国家响应，遑论欧亚地区主义倡议；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使美国的优势地位受损，美国无力干涉或阻止跨欧亚地区主义合作倡议，一是没实力，二是缺乏合法性基础。但是共同发展和的繁荣时代要求需要欧亚地区主义倡议，使欧亚大陆共同进步。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四、作为欧亚地区主义的“一带一路”

国际政治中的地区以物理空间为基础，是人们和国家在互动中社会建构的结果，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与地区紧密相关的概念是地区性（regionness）、地区化（regionalization）和地区主义（regionalism）。“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世情、国情均发生有利中国的显著变化之际推出的洲际地区主义合作倡议，是战后欧亚大陆地区主义的洲际拓展。

（一）“一带一路”是二战后地区主义的新发展

美国学者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 ，1945—）认为，地区在很多方面是经由政治而来的社会建构，它不是自然形成和地理决定的，而是通过政治想象和随后的政治进程塑造的。地区可以界定为在不同层面显著相互依赖的国家。这种相互依赖经常，但不总是以区分国家集团的经济和政治交易和社会交往模式表现。地区不仅以实物存在，以通过图表直接准确代表和描述的货物和人们跨越物理空间的流动表现，它还植根于政治实践的社会和认知结构。地区组成的世界由地区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以及地区主义的结构塑造。地区化描述了国际或全球经济进程的地理表现。地区主义意指反映和塑造政府、商业公司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战略的政治结构。因此，地区主义既可以被看作一种国家对外政策、计划、战略，也可以被看作国家间合作过程和战略协调实践，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和运动。

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密切联系，但内涵又有不同。地区主义是政府和国家支持的行动者强加和管理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地区化是一个无计划和无方向性的自下而上的过程，主要涉及私人政治、经济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但是地区化与地区主义可以成为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力量。一方面，地区主义建立的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和合作安排会促进自发的地区化过程；另一方面，良好的地区化发展水平也为政府引导的地区主义合作提供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与地区主义和地区化密切相关的是地区性。地区性水平描述的是特定地区或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凝聚力（coherence）和认同（identity）的情势，是一个长期内生的历史过程。

地区主义以地区化为基础，是政府推动的地区内国家的合作过程，伴随着国际机制的设计与合作计划的建设和实施。地区主义可以推动特定地区的地区化程度，提高其地区性水平。二战后西欧六国发起的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最早的地区主义，大大促进了本地区人员、资本、技术和服务的往来。从煤钢共同体到欧盟，联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合作计划的建立和实施以推动本地区的安全、发展及人权进步。同样的情形随后也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盟。冷战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领导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在内的多个地区主义合作运动。地区主义是战后欧亚大陆的突出现象。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推动的洲际地区主义合作倡议，是二战后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四年来，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它将欧亚大陆上原有的地区主义合作即欧盟、东盟和后苏联空间的地区合作联系了起来。

（二）欧亚洲际秩序中的“一带一路”

如果以大历史观考察，“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东亚权力结构、欧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顺势而为，发挥大国责任，重塑欧亚秩序的对外行为。该对外行为也深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完全可以遁迹于传统的中国-周边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节节败退，甲午战争更使其失去了东亚大国地位，沦为欧、美、日、俄共同支配的对象。辛亥革命后，历经抗日战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朝鲜战争，中国重新成为东亚大国，开始发挥地区影响。新中国甫定，1950 年周总理就掷地有声地庄严指出：“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中国与周边友好国家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国家间关系，中国国际威望显著提高。然而，冷战期间的中国还没有摆脱受支配、受孤立的地位，很多情况下，维护国家生存安全成为首要任务，发展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维护。

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好的地区合作设想与倡议只能存在于政策宣誓之中。然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中国大国雄心依旧，只要实力恢复，它必然谋求发挥更大国际责任。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看实力，二看其历史传统，当前的外交政策只是原来历史的自然积累、继承和发展。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虽曾一时蒙羞，但从未丧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人认为其崛起和复兴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朝贡体系保证了周边国家的安全，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该体系更像是一种文化和道德体系，而不是管理或经济体系，当然体系内的贸易也十分重要。中国的优势地位源于其超强经济实力和文化、政治体系的优势，而非强制权力，其控制往往是象征性的。朝贡体系能维持数千年之久正是得益于中国所采取的简单而松散的统治模式。周边国家不同程度承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加上中华帝国的实力，他们自愿将中国利益视为本国利益。因此朝贡体系是稳定的。

然而，马丁·雅克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殖民体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一直是西方处理与世界关系的主要方式，但中国的天下观却从来没有殖民思想的存在。”事实上，中国与周边的朝贡体系维持了地区稳定与繁荣，只是被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摧毁，并随着后者的国际话语建构而失去了合法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实力空前发展。中国开始发起和倡导地区主义安全合作。世纪之交中国倡导建立的上合组织是中俄地区主义安全合作尝试。同时期，中国与东盟“10+1”机制、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中日韩领导会晤都可以看成是中国在21 世纪的地区主义经济合作探索。中国在东亚倡导的地区合作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压力而进展缓慢，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就是明证。然而，上合组织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良好，中国与欧洲大国之间已经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领土冲突，因此中欧关系近年来稳步发展。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和欧洲更加强烈地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就是这种需求的结果，而这次是跨越欧亚的地区主义合作倡议。

（三）“一带一路”的目标定位、功能局限和实践标准

中国政府关于“一带一路”的目标定位非常清晰，即“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显然，这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没有政治诉求，是建立在平等包容基础上的地区合作路径，这样可以减少“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的羁绊。

这种地区主义合作倡议毫无传统西方列强欧亚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军备竞赛、武力掠夺、权力支配的动机和战略设计；不像二战期间日本建立在军事暴力上的“大东亚共荣圈”；不像英美对欧亚大陆的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追求和保证“离岸平衡者”地位；甚至不像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寻求超国家的一体化；也不像欧盟那样封闭性的一体化组织，这种封闭性使其每一步东扩客观上都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后者视为威胁。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寻求优势地位，不建立封闭性的集团，而是采取一个开放性的地区主义。

然而中国政府的“五通”目标定位没有明确“一带一路”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结合四年来中国外交的新实践，大致可以将“一带一路”不同阶段的目标概括为：短期而言，“一带一路”要实现的目标是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稳步增长，为本地区和中国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周边环境。也就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与欧盟经济发展战略对接。考察四年来的实践，短期目标正在实现之中。中期目标是建立利益共同体，在合作中不断创造利益增长点，形成可持续的合作，为欧亚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广阔和稳定的合作环境，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为欧亚安全打下基础。远景目标就是实现命运共同体，使欧亚大陆有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利益观念，重塑欧亚秩序。

因为“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其重点在于发展目标而非安全诉求，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通过长期发展为安全创造部分条件。然而，很多研究将原本不能依靠“一带一路”解决，或者不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原有的安全问题视为评价“一带一路”成败的标准，就是没有将“一带一路”的本质搞清楚，没有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功能局限。很多“风险论”研究可归入此列。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因为前路风险而踟蹰不前。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作为评判“一带一路”的战略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深植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一带一路”的评判标准也应该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而不能以西方国家的臧否为圭臬，虽然我们要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一带一路”四年来的实践显然做到了“三个有利于”。除了战略标准以外，我们还需要评判“一带一路”不同阶段实践过程的战术标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一带一路”进行总体评价，并且能对其具体实施过程进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总结黎塞留功业时认为：（1）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辅之基于对各种相关因素精确分析的长远战略观；（2）政治家必须通过分析和塑造一系列模糊、经常冲突的压力为一个连贯而意义深远的方向而使目标明晰化；并且他必须知道这一战略的走向和原因；（3）政治家必须设法弥合他所处社会的经验与其抱负间的差距。因为因循导致停滞，奋发乃必须。

将以上三点应用于“一带一路”的战术分析，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是否有明确的短期、中期和长远的目标规划。具体来讲，每个阶段的实践是否与本阶段要完成的任务相适应；每阶段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内在连贯、持之以恒。第二，在目标明确的基础上，“一带一路”能否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消减和化解国内外各种矛盾，因势利导使其转化为促进“一带一路”成功推进的合力。“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直接涉及欧、亚、非三洲，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塑造战略安全环境为其提供安全保证。第三，伟大的战略设计往往谋划未来，容易导致领导人或多或少忽视本国现有的实力和未来的潜力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一带一路”的实施分阶段完成目标，循序渐进，而不是急于求成，否则就会面对“战略透支”的风险。

另外，“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地区主义的经济合作倡议，急于求成也许会忽略沿线国家的适应度和需求，进而招致沿线国家对中国意图的误判与反感。

五、结语

二战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趋势加快，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地区主义就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体现。“一带一路”则顺应了这个潮流，对其成功推进的政策建议和风险分析，需要建立在对其本质的正确理解之上，与其所处的时代潮流相结合，否则就会进退失据。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情势，而应分析产生这种情势的背景。本质上任何情势均变化不居，战略家应洞悉其趋向，为己所用。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经济地区主义，与传统的欧亚地缘政治本质不同，因而将一个经济倡议和欧亚传统地缘政治进行比较，侈谈超越，不利于凝聚共识、指导实践。事实上“一带一路”的经济属性解决不了欧亚地缘政治斗争的顽固性，如果认为它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可以说是没有认识到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竞争对“一带一路”的严峻挑战，从而忽视了“一带一路”成功之战略安全环境塑造之必须。同样，由于对“一带一路”本质的认识缺乏不同阶段目标的设计和评价标准的建构而谈“一带一路”“战略透支”的可能，其实也缺乏现实基础。

核武器的出现、欧亚权力对比的变化、传统地缘政治的局限、“离岸平衡手”实力的衰弱及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是提出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力基础。

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战略尝试。所以，“一带一路”的成功首先需要适应欧亚地区化、特别是亚洲地区化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采取循序渐进的地区主义，使作为欧亚地区主义尝试的“一带一路”与欧亚地区化的发展形成互相促进、相互为用的良性互动状态。其次，由于“一带一路”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因而需要通过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发展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应对潜在的安全风险和欧亚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的羁绊。最后，“一带一路”要目的明确，阶段性任务合宜，评价标准具体，使“一带一路”的长期愿景与阶段性目标，国家实力与政策设计，中国的主观愿望和沿线国家的需求相协调。

（本文原刊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5期，原题：“‘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欧亚地区主义”。略去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有一定删节，未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