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林建法先生 | 谦谦美玉，汤汤沧海

悼念林建法先生

《当代作家评论》前主编林建法先生因病，于2022年5月24日1时病逝，离年73岁。

林建法先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为中国当代文学、编辑行业付出了所有心血，为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林建法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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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有人说我“跑的路最长、认识的人最多、但每次会议上说的话最少”

问：听说您在上大学之前当过木匠，当过兵，援过藏，能讲讲这些有意思的经历吗？

林：我在福建海边长大，父亲是渔民，中学毕业以后，二十岁时，去当兵。当兵之前，我学过木匠，会做木箱、碗柜等普通家具，以前家里的书柜都是我自己打的，到现在，这项手艺活还在，可惜做木工的工具，已经没有了。

我在部队当过重机枪兵、炮兵，后来被调到团报道组，当通讯员写报道，在江西呆了五年。当时因为部队造假消息很多，我就写信给中央军委，请求“江青转毛泽东”；中央军委竟然回信了，还要求“保护写信的战士”。省军区政治部，便派人来部队了解情况，情况当然属实。后来，支援西藏，是红红火火的“新生事物”，我便申请去建设西藏，在西藏我到了日喀则农村，专门负责养猪。最幸运的是，还遇到了我的夫人傅任，她当时也是援藏大学生（其实她是中专生），记得1976年5月，“毛泽东选集5卷”出版，地区工作组来我插队的塔杰公社，让我坐便车到地区去借照相机，结果半路上我的右脚被大油桶轧伤住院，在医院里遇到了朋友介绍的傅任，她每天下工来照顾我，后来走南闯北，她就这么照顾我了一辈子。

一年多后，国家恢复高考，我便参加高考，考了西藏地区文科第一名，作文得了99分。由于种种原因，错过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编采系与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哲学系，我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

问：您当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哪些老师给您上过课，讲讲您的学习经历？

林：当时，施蛰存先生也给我们上课，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还坐着公交车来给我们上课。许杰、钱谷融等诸位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徐中玉教授是系主任，教我们文艺理论，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当时教我做文学资料卡片，获益良多。上学期间还有个小插曲，我写毕业论文，由于什么原因已经记不清了，所有的引注全部弄丢了，当时论文有两万七千多字，六十一个引注，现查找资料已来不及了，好在有资料卡片的根底，我就全凭记忆，将所有的引注默背下来了，连页码都记得很清楚。我的毕业论文叫《艺术永恒性探奥》，指导老师是吕象森。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想着埋头学习，并没有去想以后要做什么。整个大学期间，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来跑步，每天背五百个英语单词。当时孙顒、王晓明、赵丽宏、王小鹰、夏中义、宋耀良等都是我的同届同学。大学期间，看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比较多，像雨果、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1981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我也如获至宝，这些作品，都对我产生影响。

问：哪些人的作品对您产生的影响比较大？

林：我在大学期间就接触到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本），眼前一亮，一气读完，后来工作后还一直在反复阅读这本书。此书对十九世纪文学史、文学思潮描述精到客观，要言不烦。与二十世纪相比，我一直认为，世界文学的高峰在十九世纪。果戈里、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都是十九世纪的作家，真是群星璀璨，大师辈出。对我产生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回到中国，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要强很多。解放以后，曹禺就写不出太好的作品了，为了顺应时世，不断地修改，越改越差了。当然，这也不影响其杰出，因为他有《雷雨》，一位作家一生只要有一部好的作品，就足矣。

问：您的毕业论文是《艺术永恒性探奥》，论文中的“永恒性”有什么含义呢，怎样才算永恒性？

林：艺术的永恒性主要指情感的永恒性，情感是艺术的本质，我认为，能感动自己的艺术作品，才能感动别人，以情动人，是艺术的主要实现方式；艺术的真实性，最重要的就是情感的真实性。写情沁人心脾，就富有了永恒性的可能。

问：大学毕业以后，您回福建工作了？

林：当时毕业都是分配工作，我被分配给一个省委常委当秘书，但我不愿意去，于是去了《福建文学》杂志当理论编辑。画家许江（现在是中国美院院长）为《福建文学》做插图，许江不太爱说话，人很低调。我们俩在《福建文学》剪了半年信封。我在《福建文学》工作了两年，一九八三年我提议创办《港台文学选刊》，但并没有亲自参与，后来杂志做得很有影响力。一九八四年夏天，调到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探索》，并任编辑。在一九八六年《当代文艺探索》第二期，策划了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专号。在福建工作期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理念，主要是去杂志上看别人写的文章，看别人怎么办杂志，有时自己也写文章。

问：为什么会选择当编辑，您从来没有想过当作家吗？

林：那时候感觉自己只适合当编辑，虽然自己可以做作家，做学者，但我估量自己不能做到一流；我想既然做不了一流，那就别做了。后来我发现，在编辑行业里，我可以做一流的编辑，于是我就终身选个编辑，就这么做了三十多年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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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杂志、百种丛书“做不了一流的作家、学者，就做一流的编辑”

问：您在做编辑三十多年中，怎样规避外界对文章筛选的干扰？

林：做编辑，对文章把握有个分寸，好编辑都有好分寸；幸运的是，我在当编辑期间，没有一篇文章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当代作家评论》

问：在福建工作了几年，为什么会选择去辽宁，选择《当代作家评论》？

林：当时我夫人老家在营口，恰好《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开始接触《当代作家评论》是在福建，我毛遂自荐，将“文学情感论”之类的文章寄给了当时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金河。他对我以及文章都很肯定，在一九八六年便把我调到辽宁省作家协会，到《当代作家评论》工作，任编辑，大概当了半年的编辑，在一九八七年便升为《当代作家评论》副主编。主编是陈言先生，他当过新四军，思想也比较开明。

问：据说为《当代作家评论》撰稿的人有很多都已经成为了教育部长江学者。

林：对。像孙郁、郜元宝、陈晓明、张新颖、王尧、吴俊等很多人都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很多学者、批评家年青时就给《当代作家评论》写稿，一写就是三十多年，像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郁教授、南京大学吴俊教授在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为杂志撰稿供稿，郜元宝、谢有顺是在读本科期间开始的。记得第一次见吴俊时，他还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我回母校，路过他们教室，他正一个人埋头构思文章，我就走过去跟他聊聊，问他在想些什么、尝试写什么，最后我跟他说不妨给我写写稿，他就这样成了我三十多年的作者。

问：您在《当代作家评论》一做就是三十多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主导杂志，形成自己的办刊理念的？

林：《当代作家评论》的办刊宗旨是“坚持艺术信念，恪守学术立场”。一九九一年我开始成为《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法人代表，当时还是副主编，全面主持编辑部的工作。二〇〇〇年第三期任《当代作家评论》执行主编，二〇一〇年退休，受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挽留，又返聘主编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后来张江部长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干到二〇一三年。我办刊物有一个原则，坚持不受外界干扰，我只看文章，不看其他，即使再大的领导，文章不过关、不够资格，绝不会在杂志上发表。当时，有人愿意出钱来买版面发文章，我都多次回绝，我开玩笑，我们杂志是缺钱，但缺的是大钱，你一年能出一百万来赞助吗？显然，不可能。我宁愿找不写文章的人来赞助杂志，这样就保证了文章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主编杂志时间很长，二十多年，有利于保持办刊理念与风格的延续性，不会随人事或时势变化，影响杂志水准。有很多杂志，在发展过程中夭折了，我认为办刊物要有坚定的立场，无论人事、时代等有了怎样的激变，文学、文学批评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批评精神，不能动摇，《当代作家评论》办到今天这个地位，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困境，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字的立场。

《新华文摘》曾经做过文学期刊的排行榜，《当代作家评论》在全国排第五位。《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四年改版后，就以作家、批评家照片作为封面，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封面人物排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

问：您作为主编，是如何定位《当代作家评论》的，如何选择杂志文章的？

林：我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一本有追求的期刊，就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选择与判断。《当代作家评论》在创刊之初，就已经定好位：争取办成全国一流的纯文学的、高品位的文学评论期刊。在文章选择上，看重三点：第一，对当下作家、作品的时代感，反应锐敏，有思想温度；第二，对作家作品的得失、价值定位，进行跨学科研究，如从文化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视野来阐释文学；第三，在原理层面揭示和回答有关文学的基本观念或命题，并用更为宏观的视野，对重大文艺思潮与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学理判断。

问：历览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很多栏目设置，很有独创性，大大拓展与深化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视域，尤其作家作品研究，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杂志中，最有深度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林：我主张《当代作家评论》的目光在紧盯本省的创作、批评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投向全国。在作家作品评论上，主要有几点，第一，设立评论小辑，我很早就有策划意识，当我发现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出现，就组织几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一部作品进行深入地研究，这样效果很明显，有时，一个评论小辑中的三四篇文章，会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也会被《新华文摘》转载；这时候，编辑眼光很重要，编辑要用自己的眼光，调动和组织评论，这么多年，在杂志上发表的每篇评论所涉及的作品，我负责任地说，我自己都先阅读了。第二，对于特色鲜明，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当代作家评论》会不惜大篇幅、多页码地推送，如贾平凹评论专辑、莫言评论专辑、王安忆评论专辑、阎连科评论专辑等。同时，我们坚持几十年持续关注一个作家的创作，如贾平凹、莫言等，这能充分体现出一本优秀文学理论刊物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流变所具有的敏锐与精准的眼光。第三，在关注已出名的作家外，还要时刻关注新生创造，对于初出茅庐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作品，要慧眼识珠，用心扶植，不遗余力给他们铺展平台。

问：您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开设了有关长篇小说的很多专栏，您是在什么时候关注到长篇小说的，为什么呢？

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超常增长，可以说产生一股“长篇热”，但是文学批评界并没有太多声音，急需批评家出来做进一步梳理与判断。所以《当代作家评论》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开始，开设了“长篇小说探讨”与“长篇作品评论小辑”等栏目，并选择张炜、王蒙、王安忆、陈忠实、贾平凹、洪峰、凌力、颜廷瑞、唐浩明、陆文夫、格非等人的代表性长篇作品，进行专题研究，杂志发表了雷达、王晓明、冯牧、洪治刚、郜元宝、陈思和等撰写的整体性评论或专题性理论文章，杂志始终坚持一种富于人文精神和审美创造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来推动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可以自信地说，当代文学史上，所有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我们杂志几乎没有遗漏过。

问：但是后来您又提议举办了“中国短篇小说论坛”，出于什么背景开始的呢？

林：记得在二〇〇一年，《当代作家评论》和《收获》曾联合召开过“长篇小说文体对话会”，二〇一三年，时隔十多年，在江苏宜兴举行了“短篇小说论坛”，我为这个会，其实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多年以来，长篇小说横扫文坛，牢牢占据“文坛盟主”的位置，各种重大奖项与市场消费，都对长篇小说青睐有加，而短篇小说卑微的生存状态、衰落与边缘化的态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文学传媒潜在存在着对长篇小说的崇拜，盲目地认为小说字多、体积大，就能获得大的阅读群体以及销售市场，这样就影响了长篇与短篇小说的文类生态平衡。

问：《当代作家评论》作为辽宁省的刊物，您是如何关注本省作家，为他们提供平台的？

林：《当代作家评论》以发现、扶植、推荐本省的作家作品为己任，专门设置了“当代东北作家”栏目，注重在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东北地区的作家和作品，像颜廷瑞、刁斗，杂志都在一直追踪研究评论。但是，我认为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域文学，才是立得住的。如果对开放世界与文学大潮，闭目塞听，那将毫无益处。

问：在做《当代作家评论》时，有没有遇到被人诟病的时候？

林：因为一意孤行地办刊、义正辞严地拒稿，得罪了不少人，有很多人诟病我。最难受、最生气的人是我夫人，她抱怨我：这么辛辛苦苦、清清白白一辈子，还遭人忌恨，究竟为什么？哎，我只能苦笑：问心无愧就行了！

《东吴学术》

问：什么因缘开始创办《东吴学术》？

林：杂志二〇一〇年五月创刊，当时刊号是常熟理工学院购买的一个江苏省饲料杂志的刊号，学院书记许霆任主编，我当执行主编，许霆为人十分开明，从不干预刊物事宜，所以我可以放手来办。创刊号上我就发了刘再复关于李泽厚思想体系研究的文章，还有汤一介、葛剑雄、陈思和、贾平凹等人的文章。杂志以人文品格、学术精神立身，注重可读性，只要有思想，有见的，杂志不拘一格发表各类文章，为了丰富文体表达，刊物特意设计了“随笔与书评”栏目，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众议研究员，就在这个栏目发了不少优秀文章。总之，杂志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独立的学术立场，前瞻的学术姿态，阐释中国问题，连接国际学术，常设栏目有“东吴讲堂”、“哲学与文化”、“双语经典”、“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诗学”、“东吴研究”、“学术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海外汉学”、“学术年谱”、“散文研究”、“随笔与书评”等。从创办到现在，五年半的时间，杂志便办成了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南京大学认定的核心期刊扩展版。

问：《东吴学术》“双语经典”栏目很有特色。

林：当时有一篇苏秉琦文章《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翻译版，便想到文学作品也可以进行翻译，便开始做“双语经典”，贾平凹、莫言等人的文章，我都请人翻译成英语，发在这个栏目，我与海外汉学界联系不少，做这个栏目很轻松，另外，刊物大大扩大了国际影响力，今天办刊不能不考虑国际反响。

问：“学术年谱”也是《东吴学术》比较有特色的栏目，怎么想到的？

林：在沈阳海德公园喝茶时，忽然想到的点子。2012年第三期开始做“学术年谱”，主要是为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编撰年谱，以海量资料信息的汇集选择为基础，从生平、经历、评论等多方面多视角，将这些作家、学者的经历、思想、成就等立体地呈现出来，鼓励笃实的考证精神，但也欣赏生动而丰富的文体表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编制年谱，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人民日报》还报道《东吴学术》做“学术年谱”的消息。为了做好年谱，首先要选好“学术年谱”的对象，还要认真选出写年谱的人。“学术年谱”先发表在《东吴学术》上，后来又编辑成年谱丛书出版。像《李泽厚学术年谱》，洋洋洒洒八万字，是一位叫杨斌的中学教师所写。杂志先后发表了莫言、铁凝、苏童、阿来、阎连科、范小青等作家的文学年谱，陈思和、丁帆、李泽厚、何怀宏等学者的年谱、全显光等艺术家的年谱。我主编的大型“《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系列，从2014年5月起，陆续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包括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乙种（当代著名学者系列），这套丛书立志接续中国传统治学方式，为文学研究树立一个新风向。现在这套丛书，改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来出版了。

问：您这几年视野越来越宽阔，从国内到国际，从文学到哲学、文化等，为什么呢？

林：这与办《东吴学术》有关。我认为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应该关注当代文学作品，他们来解读作家作品的话，肯定和其他人的解读视角不一样，常常能有新的洞见。比如说北京大学搞哲学的何怀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搞美学的张法教授等都受邀，写过文学批评文章，效果很不错。

问：后来，您将眼光更为宽广了，扩展到艺术领域，您发现并推介了很多艺术家。

林：是的，艺术尤其是美术，我以前不太熟悉，但通过接触，打开了我另一个世界，创造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和可能性。我推介过全显光、许江、吴山明、尉小榕、罗中立、韩敬伟等画家作品，也推介过陶艺家邢良坤、张正中、王辉等人作品。《东吴学术》还发过诗人杨键的冷山水系列绘画，同时也做过他的研讨会。做得最深入的是“德国学派”全显光先生，从年谱、艺术教育到艺术创作，都系统刊发了。全先生今年87岁了，他是一位艺术史上的失踪者，我去他的画室，看过他大量精彩的绘画和200多万字的艺术笔记，深为惊叹。我在沈阳30多年，与美术界很多人相熟，后来打听，他们居然都不知道鲁迅美术学院老画家全显光，这么重要的创造者，差点就被忽略了。后来在云南遇到青年学者王新，看了他的研究，才知道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全显光。我认为，编辑就应该做这种事情，发现与打捞被忽视的大师，现在虽然有一些画家作品卖得很贵，但那是明日黄花，我不做他们的研究与推介，因为没有太多学术价值，肯定留不下来。

《渤海大学学报》

问：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渤海大学学报》？

林：渤海大学校长本来想让我主编《渤海大学学报》，但我建议他们自己做。《渤海大学学报》总共九十六页，我帮助变成一百二十八页，前面六十页都是由我帮助来做，我同时主编着《当代作家评论》；学报当时给他们做了“名家论坛”栏目，像大江健三郎、刘再复、帕慕克等人文章，都在这个栏目集中刊发过，很多学者单篇文章刊发没有效果，我给他们集中在一个栏目一期推几篇文章，这样效果就出来了。当时，《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都转载过这个栏目的文章。

《西部·华语文学》

问：为什么会做《西部·华语文学》？

林：上海市作协秘书长张建民亲自找到我，杂志是新疆的，但是是由上海市作协主办。他们起先是叫《西部》，《西部·华语文学》的名字是我起的。发过阎连科、范小青、林白、香港的董启章等人的作品。

《学问》丛刊

问：近年您在云南新创办了《学问》丛刊，有没有新的定位？

林：二〇一四年年底，我在云南昆明开会，与云南大学李森教授、《作家》主编宗仁发聚首，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办一本大型思想文化丛刊，一年四期，这就是《学问：中华文艺复兴》丛刊。从副标题看得出来，是在世界视野下来探索中华文艺复兴，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最强大的学术委员会，李泽厚、李欧梵、刘再复、欧阳桢任丛刊顾问，第一期封面做的就是李泽厚。我们设计了“同文馆”，做世界文学翻译研究；设计了“民国学术”，致力民国学术研究；设计“游于艺”，做艺术研究，包括美术、电影、音乐等。现在这个丛刊，大大扩展了原来我编刊物以文学研究为主的格局，视野和情怀更辽阔。虽然现在我退休了，但只要编得动，我的编辑梦就要持续下去。

“编辑丛书”

问：您主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文学批评》已出版十余册了，为什么会主编这样一套丛书？

林：《二十一世纪文学大系》文学批评，从二〇〇〇年开始选编，一年一本，每一本都会有一些调整与变化。这些仔细甄别、选编的年度文论，多少能真实地反映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现实状况。虽然这些个人选本，会带有我本人偏见或局限，但我希望以十年连贯的方式，留下自己在文学历史现场中的价值判断，希望能为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成功转型与当代文学创作的深入推动，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问：作为主编一定是非常繁忙的，在您编辑生涯中大概编辑过多少种图书？

林：据不完全统计，到现在已编的图书不少于一百种。编辑工作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我随时随地都在编辑，路上、火车上、汽车上、飞机上，都在想着我的编辑工作，有时得关机，拔电话线。等打开手机以后，发现有几百个电话和短信，都是跟编辑有关的作者的各种信息。在所有编辑出版的书籍中，近年最重要的就是《<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共十卷；《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共七卷；二〇〇〇-二〇一七《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共十七卷；二〇〇〇-二〇一七《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共十七卷；《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文学批评》，共十卷；《当代文学批评大系》，共六卷；“新经典文库”与王尧合编，共十二部；“新文人对话录丛书”与王尧合编，第一辑十本已出版，等等。

问：当时为什么会做《<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丛书？

林：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前夕，几位朋友相约在常熟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其中很多朋友给《当代作家评论》写了三十年的稿子。出席座谈会的朋友，有批评家、作家，再加上我这个编辑，围绕文学与批评杂志展开对话，气氛热烈，情感真挚。那次座谈会上，王尧建议我编辑一套《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以学术的方式，纪念杂志三十年历程。为了编辑这套文选，2009年开始，我几乎重读了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对所有文章进行回顾、反思、判断、筛选与编辑，以期为三十年当代文学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个案，或侧面吧。

问：这一套文选丛书主要从哪些方面展开，各自都侧重哪一方面呢？

林：这套文选共10本，涉及到文学史研究、长篇小说文论、作家作品研究专辑、讲坛系列等等。《百年中国文学纪事》侧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的撰写等；《三十年三十部长篇》汇集三十部代表性长篇小说的文论，以及讨论“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家讲坛》以收录小说家在苏州大学的讲演为主，还有其他小说家讲演或文论；《诗人讲坛》是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试图改变目前以小说为研究中心的状况；《想象中国的方法》是关于作家、学者的谈话录；《讲故事的人》是一个作家——莫言的评论专辑，《当代作家评论》自创刊以来发表研究莫言的论文一百余篇，这本书收录了小部分相关论文；《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是研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韩少功、李锐、尤凤伟、王安忆、铁凝、范小青、阿城、刘恒、叶兆言、刘震云、王朔和史铁生的合集；《先锋的皈依》和前面一样，同样是收录了反映《当代作家评论》主要特征之一的作家论，涉及到的作家有阎连科、余华、格非、阿来、残雪、林白、陈染、李洱、毕飞宇、孙甘露、北村、吕新、艾伟、劳马、马原、刁斗和王小波等作家论的合集；《新生活从这里开始》是本土辽宁作家的研究状况；《华语文学印象》则是关注港澳台作家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的论文。这十本书大致反映了《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的面貌，当然也难免挂一漏万。

问：您今年最新主编出版的《小说家的诗》系列出了几册，小说家写诗，谁写得最好？

林：《小说家的诗》系列共三册，2017年刚出版的。其中包括《小说家的诗：空白》、《小说家的诗：自画像》、《小说家的诗：过程》。我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家的诗：自画像》写得最好，汪曾祺的近体诗、现代诗皆好。汪老是纯正的老文人，清清淡淡，被打成右派，也不激烈，自己买菜做饭，热爱生活，做得一手好菜。

问：您有很好的艺术眼光，听说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字也是您建议修改的？

林：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原名叫《红药箱》，后来接受我的建议，改成现在的这个名字；阎连科的《风雅颂》原名叫《回家》，后来我和他商量，一起改成现在的名字；贾平凹的《前言与后记》，也是我建议出版社出版的。作为编辑一般不应干预作者的写作，我对作者的文章，从来都很少直接改动的，但好的编辑，是能促进和帮助作者的创作。

问：理论的深度，理论的敏锐性，您是怎样培养的呢，您不光对作品有很高的眼光，对文学批评与理论也有很高的眼光。

林：首先要海纳百川，不能偏食，作为作家或学者，可以有“片面的深刻”，但编辑一定要宽容，要遍尝美味，要成为杂家。我是文艺作品和学术理论，都有兴趣，都认真阅读，在浩如烟海的博观约取中，慢慢就会积淀出自己的艺术品位与学术眼光。我在做主编的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每月不少于一百五十万字的阅读量，年阅读量保持在一千八百万至两千万字。

问：您给哪些作家开过研讨会？

林：《当代作家评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为杂志的看家本领，配合着杂志研究，我策划主持给作家做有价值的研讨会。2006年5月，在常熟举办了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研讨会；2006年11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莫言作品讨论会；2007年5月，召开王安忆作品研讨会；2007年9月，与鲁迅博物馆等联合召开阎连科作品学术研讨会；2010年3月，于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2011年11月，与复旦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共同举办了贾平凹《古炉》、王安忆《天香》作品研讨会；2012年4月与《作家》、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了格非“江南三部曲”作品讨论会；2012年5月，与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范小青作品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台湾开阎连科作品研讨会，2014年，又在复旦大学开。2015年，在香港开“地域与文学”贾平凹文学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还为劳马、谢尔·埃斯普马克、李森开过个人国际研讨会。

问：作为获得我国出版领域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出版奖”、“辽宁文学奖”、辽宁省十佳编辑奖、上海“春申文学奖”等大奖的文学编辑，您能说说您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吗？

林：多年来我习惯随时追踪作家、评论家、学者，询问他们最新的创作动向或研究方向。我当主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跑，大部分时间都在约稿、编稿和开会，都在路上，我夫人、我儿子林源很小就跟着我满世界跑约稿，他们与我的很多作者都成了好朋友。我夫人傅任性格爽朗，经常开玩笑，说我的第一夫人就是《当代作家评论》，她与我走西闯东，没有半句怨言；有朋友笑我“天下谁人不识君”，也有人说我“跑的路最长、认识的人最多、但每次会议上说话最少”。当时获政府出版奖的时候，我都没有去领奖，因为没有时间。

我喜欢看书，喜欢买书，自己在上大学期间，有钱就会买书，逛旧书摊，记得钱锺书的《管锥编》才花了三毛钱。后来，在家里沿墙垒书，一直垒到天花板，到处都是书，搬家时，我夫人用行李箱一箱一箱帮我拖书。

我家书多房子小，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九年，我们一家住在五十六平方米的房子里，是买的辽宁省作家协会的房子。阎连科第一次到我家，环顾四壁，眼泪都掉下来了，说了一句：“没想到中国当代文学，是从这么小的房子里走出来的”。

前几年，我将我的七八千本书（其中起码有一千多册是作者签名的）都捐给了常熟“沙家浜国际写作中心”，后来又都捐到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由他们接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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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家“如果作家没有一流作品，怎么能称得上一流作家呢？”

问：在批评家、作家里哪些人比较好打交道？

林：夏中义比较刻薄，陈平原打交道还可以，陈思和最好打交道。作家里阎连科、贾平凹好打交道，汪曾祺最好打交道。

问：像阎连科、莫言、贾平凹算是中国一流的作家，您认为还有哪些作家是一流作家？

林：尤凤伟，一九八四年从开始写《土匪系列》“绝唱”、“石门夜话”、“石门夜语”，语出惊人，我觉得尤凤伟应该与阎连科、莫言在一个水平上。同样能进到一流作家行列的还有格非，他的《人面桃花》刚完稿时，谁也不愿给他出版，他寄来《人面桃花》的稿子给我看，我就打电话给《作家》主编宗仁发，告诉他这个稿子写得非常好，很有探索性。2004年，《人面桃花》在《作家》刊登，后来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八万册。2005年，《人面桃花》就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2年，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千岛湖做研讨会，2015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韩少功肯定是在一流作家的阵营里，他最好的作品是《马桥词典》。

还有林斤澜，他的代表作品是《十年十癔》，王安忆也在一流作家的阵营里，她最好的作品是《纪实与虚构》。余华也是一流作家，最好的作品是《在细雨中呼喊》。张承志《心灵史》、宗璞《南渡记》、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阿来《尘埃落定》、史铁生《务虚笔记》、林白《妇女闲聊录》都是一流的，张炜也算，最好的作品是《古船》和《九月寓言》。于坚的散文与诗写得不错，也算得上一流作家。

我觉得，当代文学作家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汪曾祺，他最好的小说是《异秉》、《岁寒三友》。

问：听说您对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和作家要重新评价，比如阿来？

林：我主持《当代作家评论》时虽然关注过阿来，但现在看来觉得做得不够，他值得重新评价，他应该是世界级的作家，我觉得他的《空山》比《尘埃落定》写得还好，但是现在对他的评论、研究，与他的创作水平远不相称。我认为贾平凹最好的作品是《废都》，到现在，所有作品都还没有超越《废都》。而莫言的作品，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酒国》。而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要比《长恨歌》写得好。还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是其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好的。

问：有人说您把二流作家变成了一流作家，您怎么看？

林：就像尤凤伟，以前大家都认为尤凤伟是二流作家，尽管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二流作家，但我坚信自己的眼光，他是一流作家。我坚持以自己的眼光发现与评价作家的成就，而不是根据头衔、名气大小来判断其水平；比如阎连科，比如劳马，他们尚无名气时，我开始关注他们，2014年，劳马戏剧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2017荣获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问：看得出来，您喜欢鲁迅，对鲁迅评价很高。

林：鲁迅骨头很硬，在人性解剖与思想背负上，鲁迅的高度迄今没有中国作家超越，他的文体与语言实践，也极具开创意义。他同时代，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也写得非常好。

问：您在“百年视野”做过几期王元化，为什么这么看重王元化？

林：王元化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聘教授，他在当代学术界很有思想，很有良知，很有担当。当时吴洪森与王元化关系很好，他问我去不去看王元化，我说我对他作品了解不深刻，就推辞了。

莫言

问：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莫言的？

林：一九八六年，莫言刚刚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红高粱》以及《爆炸》等出色的小说，便被文坛所瞩目，正是在这时，《当代作家评论》便开始关注到这位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莫言在《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次亮相是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的杂志，当时共发了四篇莫言评论文章，可以说很隆重的。直到二〇一七年，这三十多年来，《当代作家评论》对莫言的关注，从未停止过，其重要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几乎无一遗漏，均在《当代作家评论》的评论视域内。像陈思和、王安忆、吴俊、季红真、张清华、孙郁、陈晓明、王尧、王光东、谢有顺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文学批评家，都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过评论莫言的文章。

在二〇〇〇、二〇〇一、二〇〇六、二〇一三和二〇一五年，《当代作家评论》都是在头条位置推出莫言评论专辑。尤其是二〇〇六年第六期“莫言专辑”，发表了十一篇莫言评论文，一本杂志一百六十页，就占去了一百个页码，可见对莫言的关注程度。二〇一三年第一期（莫言二〇一二年获诺奖之后）发表了十篇有关莫言的文章。

问：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对莫言的关注？

林：二〇〇一年十月，《当代作家评论》与苏州大学在苏州开设“小说家讲坛”，莫言是第一个走向讲坛的作家，为“小说家讲坛”开坛设讲，促成莫言与王尧的对话。对莫言的推介并不仅仅局限于刊发相关评论，还举办了莫言作品的学术研讨会，如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当代作家评论》与鲁迅博物馆、苏州大学、渤海大学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莫言作品学术研讨会”，作家阎连科、格非、林白等，批评家孙郁、张清华、王尧等，以及日本翻译家桑岛道夫等三十多位国内外文学研究者参加，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二年封面改版，在封面刊登作家、批评家签名手迹，首个签名的便是莫言；二〇〇四年封面再次改版，以作家、批评家照片作为杂志封面，莫言仍是第一位。

二〇一三年，我主编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说莫言》，共两册，收录了《当代作家评论》从一九八六年至二〇一三年间刊发的和莫言有关的精粹评论文章数十篇，较全面立体地评价阐发了莫言艺术思想成就。

问：在莫言众多的作品中，您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

林：我认为莫言写的最好的中篇小说是《透明的红萝卜》，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蛙》。《酒国》是他写的最好的长篇小说。

贾平凹

问：您怎样评价贾平凹？

林：我认为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写进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知名文学家之一。他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备受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长篇小说《废都》所引起的。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贾平凹的，做了哪些推介？

林：《当代作家评论》从一九八五年便开始发表评论贾平凹的文章，并在之后三十多年里始终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跟踪评论，通过组织参加贾平凹作品研讨活动、邀约批评家撰写评论文章、策划推出贾平凹评论专辑等方式，将贾平凹文学研究推向深入。单就《当代作家评论》二〇〇六年第三期和二〇一三年第三期看，就各发表十篇评论贾平凹的文章，每期占去八十多个页码。一九九三年，贾平凹推出了长篇小说《废都》，一经发表便成为了文学史上最畅销、最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当代作家评论》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推出了“贾平凹评论小辑”，刊发了胡河清、雷达、李洁非、陈俊涛、钟本康、韩鲁华等人评论文章六篇。二〇〇二年，《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小说家讲坛”，也请到了贾平凹。

二〇一四年我和李桂玲主编的《说贾平凹》（全两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王德威、陈思和等专家学者的文章，评论涉及贾平凹的《废都》、《带灯》、《古炉》、《秦腔》等代表作；另外还收录了贾平凹自己的部分文章及讲演、谈话等。

问：您也给贾平凹做了很多重要研讨会。

林：二〇〇五年，其长篇小说《秦腔》出版，评论界再次轰动。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等在上海举行了“贾平凹《秦腔》研讨会”，之后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作家出版社、《文艺报》及《当代作家评论》五家单位又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同时刊发了两次会议的发言稿。

对中国重要的作家进行学术研讨，我们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贾平凹。二〇〇六年五月，《当代作家评论》联合苏州大学文学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江苏常熟召开“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陈思和、丁帆、南帆、孙郁、王尧、陈晓明、张新颖、谢有顺等学者与批评家，还有作家范小青、叶兆言、苏童、林白以及悉尼大学贾平凹研究专家王一燕，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问：您认为贾平凹哪部作品写得最好？

林：贾平凹的《废都》最有名，《当代作家评论》自《废都》之后，每部他的长篇都做过评论，当做到2006年的时候，贾平凹就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秦腔》。虽然《秦腔》写得出色，但并没有超过《废都》，我认为《废都》仍然是贾平凹最好的作品。

阎连科

问：当代作家中，您对阎连科情有独衷，做了哪些推介？

林：对于作家阎连科，我的推介可谓不遗余力，追踪了二十多年。《当代作家评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阎连科，对其作品《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我与父辈》、《四书》都有评论，还设有评论专辑，集中评论。

二〇一一年第二期，《当代作家评论》独家首发阎连科近十万字的小说理论文章《发现小说》，我给他了125个页码，还不算当期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当代作家评论》二〇一三年第五期，更是以一百多个页码、十四篇评论文章，集成“阎连科专号”。

二〇一四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编、我儿子林源选编的《说阎连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上下两册，收录了陈思和、孙郁、王尧等专家学者的文章，详细评论了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四书》等代表作，此外，还收录了阎连科的部分文章及讲演、谈话等。

问：看您对阎连科的作品持续追踪评价，您对阎连科怎样评价？

林：阎连科的写作，改变了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传统，他对农村人与事很熟悉，借此对人生处境、人性本质，洞彻深远，富于黑色幽默感，他是继承鲁迅气质最好的作家。我认为阎连科是继韩少功之后，最有思想的作家，最有可能成为莫言之后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

问：您感觉阎连科的哪部作品最好？

林：我觉得阎连科的《四书》最好，一开始他的《日光流年》写得也很好，但是我认为《四书》比《日光流年》还要好，2014年，《四书》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日熄》2016年获得第六届香港红楼梦文学奖。

问：作为作家的阎连科，为人如何？

林：人朴实，特别好相处，以前，我儿子林源在香港读书，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授课，去他家，他还给林源做饭吃，一点架子都没有，因为他是农村出来的，勤快能干，做得一手好菜。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亲自坐地铁，去拜访阎连科，对阎连科非常尊重。第一届阎连科作品研讨会，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第二届在台湾，当时马英九都写信祝贺，在上海也举行过，都是我发起的。

4关于批评家

“文学评论不是文学表扬”

问：您认为的一流批评家有哪些？

林：王晓明、陈思和、郜元宝、许子东、孙郁、张新颖、吴俊、丁帆、陈晓明、吴亮、程德培、王尧、谢有顺、王彬彬、陶东风、刘再复、李泽厚、王德威、罗鹏、南帆、孙绍振、陈众议、陆建德、李欧梵、夏志清等。

问：您和陈思和交往很多年了吧，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林：他很渊博笃实，以文学史家身份介入文学前沿，目光敏锐，文学编辑出版、文学教育实践、文学研究领域等，样样出色，比其他人都全面；其学者风范与仁善品德，也赢得了批评家、作家群体以及编辑出版界的尊重。

问：您跟王尧关系不错啊，我看您写王尧的那篇文章《我的朋友胡适之——王尧印象》，写得很好，清澈、甘醇，很有点汪曾祺的味道。

林：王尧，很敏锐，写了不少关于当代“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命题，但活动很多、旁骛太多，本会有更大成就的，我对他有更高期待。汪老的文章，我很喜欢，他是我的忘年交，还送过我一首诗，并手书与我：东陵复北陵，松柏何青青。中有闽南士，意气颇峥嵘。披文如覿面，倾盖见交情。何时一斗酒，共我听鹂声。真是一首情意真切的好诗，他来沈阳都是我和夫人去陪他，我到北京也必定去拜访他，我儿子林源上初二时就在《辽宁日报》发表过一篇《汪曾祺爷爷散记》，他当时可不知道这位慈祥的老爷爷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

问：说了这么多批评家，您认为一流批评家的标准是什么？

林：我认为一流批评家的标准有四个，其一，要有独立的思想，如陈寅恪说王国维那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能超越时势、人情、利益，而作自己的学术判断；其二，要有骨头，能够直面文学界，乃至社会人生中的种种负面，勇于担当和背负，这正是像鲁迅先生令人尊敬处；其三，要有洞见，能够以独到眼光，对作品不断研读，去发现作家作品之美，去发现文本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发现文学艺术中隐藏的人性的永恒秘密；其四，批评家要有批评代表作，像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陈思和的《文学整体观》、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等，都是可圈可点的代表作。

问：您发现的年青的批评家有哪些？

林：年轻的批评家有谢有顺，他最先自己投稿，我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有才华，就约他写稿，到现在，他一直在为《当代作家评论》写稿。还有张新颖、洪治刚、金理等。

问：您认为作家中写批评文章写得最好是谁？

林：我认为作家中最有思想的是韩少功，他写文章识见精到、学理深刻，比如他写的《文学的“根”》；阎连科也是作家中很有思想的，他的《发现小说》，就体现了不凡的思想理论功夫。

问：您之前做过胡河清的纪念性文章，您认为他的作品怎么样？

林：胡河清的作品不错，他有忧郁症，死得太早了，他和我是校友，写完稿子就寄给我，最开始是研究钱锺书的。

问：您选的作家、评论家很多都是南方人，为什么呢？

林：也不尽然，北京的钱理群、陈平原、孙郁、陈晓明、王一川等我也发过他们的文章，但总体而言，北方的作家、评论家、学者靠近政治太近，擅长占领学术前沿，但也容易被时代风潮裹卷，相对而言，南方作家、学人，更安静从容，做出来的东西，更公允、更厚实一些。

5

四大讲坛：

“文学教育缺席的正是真正的文学。”

问：您做了四大有名的“讲坛”，有什么背景？

林：演讲作为言说的一种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可以说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但是这种形式曾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近二十年在大学开始复现，这标示着大学公共空间的凸显。我办讲坛，依托大学，最先一方面是想在大学中建立一个作家、学者、批评家、读者面对面对话沟通、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另一方面，试图改善中国多少年来残缺的文学教育；后来，“东吴讲堂”从文学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领域，有激发思想，重建大学公共领域的努力。

“小说家讲坛”

问：说说“小说家讲坛”的情况。

林：“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是2001年8月，我和王尧、莫言等人在大连聚会时提议发起的，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同与响应。一经敲定，便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后来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和渤海大学也做过，同时《当代作家评论》也开设了“小说家讲坛”的专栏，整理发表讲坛发言稿。

“小说家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都是非常杰出的，像莫言、李锐、贾平凹、阎连科、张炜、余华、韩少功等。王蒙、马原（当时因非典，海报出了又取消了）等小说家，也都到“小说家讲坛”演讲过，所以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通过这个讲坛，作家、批评家直接表达对文学前沿问题、创作实践甘苦的看法，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

很多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被教条主义的叙述与所谓研究肢解或阉割，文学教育缺席的正是真正的文学。

一开坛设讲，莫言和李锐分别作了《文学写作和民间资源》、《写作与本土中国》的演讲，当时新华社就刊发了《中国当代知名小说家开始走上“小说家讲坛”》的新闻。《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也发了消息。

“诗人讲坛”

问：为什么会想到开设“诗人讲坛”？

林：“诗人讲坛”的设立，源于我们几个朋友在南京、大连和沈阳等地几次会议间的深入交谈，在交谈中，诗歌成为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认为当代诗歌，在当代文学中的开创意义，不容小觑，诗歌对汉语语言艺术探索，贡献莫大，而在一个有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家，如何为中国当代诗歌与诗歌研究，做一点事情，便成为我们最为重要的关切。我发起的“小说家讲坛”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界产生过不错影响，鉴于这样的经验，我们便想到开辟“诗人讲坛”。“诗人讲坛”在南京大学、渤海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地举办过。这个栏目邀请一些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像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就诗歌问题发表演讲。同时，还邀请批评家对他们的诗歌实践，进行评论研究。和以往的“小说家讲坛”一样，“诗人讲坛”也有高度，是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的一种经典化努力。

“批评家讲坛”

问：“批评家讲坛”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邀请过哪些批评家？

林：2011年3月，《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与杭州师范大学主办“批评家讲坛”，先后邀请了丁帆、王尧、吴俊、陈思和、陈众议、王晓明、陆建德、顾彬、张清华、南帆、王彬彬、张新颖十二位国内外著名文学评论家，就当代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批评问题展开讨论。“批评家讲坛”的讲演稿分别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批评家讲坛”强调发表建设性的批评声音，以培育真正的批评精神与批评气度为宗旨，强调文学批评的自由气质、批判品性，强调有效的审美阐释、剀切的思想批判，倡扬敦厚诚实又高屋建瓴的批评风度。

邀请到“批评家讲坛”的批评家们，都经过我精心选择，都是现当代文学界学识笃厚、见识敏锐、感觉细腻的人，他们将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中的价值观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重点，讲坛使更广大的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尤其充满活力的青年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在热烈的思想对话交锋中，对当代文学审美、当代文学史，有更加深入的体认与思考。

“东吴讲堂 ”

问：“东吴讲堂”名家云集，怎么想到的？

林：我发起过“小说家讲坛”、“诗人讲坛”、“批评家讲坛”三大讲坛，共举行了五十多次讲演，后来受邀到常熟理工学院办《东吴学术》杂志，我就借鉴以前经验，在大学与杂志两个平台，同时发起讲坛，这就是“东吴讲堂”的由来。“东吴讲堂”当时请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莫言、李欧梵、刘再复、陈众议、潘家华、陆建德等，中国社科院八九位所长，都受邀来讲过，这些人都一定是某个领域确有所成的专家学者。

6

文学观念与思潮：

“当代文学生态不够健康，太多非文学的因素影响了文学本身”

问：您曾认可“好作品主义”，为什么呢？

林：“好作品主义”是韩少功提出的，《当代作家评论》很认可，并作出策划呼应。作家好坏由作品说话，如果作家没有一流作品，怎么能称得上一流作家呢？一定不要用文学奖来代替对作家的判断，我参加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推荐了张炜的《九月寓言》和《古船》、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张承志《心灵史》这几部作品很优秀，觉得应该可以评上的，但是没有评上。后来，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日熄》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都没有评上茅盾文学奖，但都获得了香港“红楼梦文学奖”。

问：您评价作品好坏或者说品级的标准是什么呢？

林：若要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要看作品是否给当代文学提供新的东西，如新的写作经验，新的语言或者结构，这是最起码的。其次，“艺术的本质是情感”，作品首先能否感动自己、感动别人，语言是否有创造，是否给本民族提供新的东西，然后才是技术上的结构等。第三，是作品要写出文学的复杂性，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已经提供了落英缤纷的绚丽创作经验，无论形式，还是思想，其创作肌理足够繁复，我们的作品应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观照，看其有多少继承、多少超越。刚出版的刘庆的作品《唇典》，就写出了文学的复杂性。

问：《当代作家评论》曾有一个“寻找大师”的栏目，怎么想到做这个？

林：我认为当代文学乱象纷呈，普通人未必有鉴别眼光，所以需要寻找好的作品，寻找重量级的创作，有大师才会有高标，一个时代没有自己的文学大师是很可悲的。

问：您在什么时候开设“海外汉学研究”栏目，开设这个栏目的意义何在？

林：二〇〇六年《当代作家评论》就开设了“海外汉学研究”的专栏。当时，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声音日渐升高，建立学术自主性已迫在眉睫。王德威、夏志清、李欧梵、葛浩文、罗鹏等海外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显示了西方看中国的不同路径，我个人觉得，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批评是必须的，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不能低估，理应和本土研究一起，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共同体”。

问：您认为现在的批评家以及文学批评出现了哪些问题？

林：我发现，很多批评家不读作品，甚至在华语传媒文学这样的评奖中，有些批评家也就读读前言、后记，囫囵吞枣地读下正文，评论自然不会剀切。我还比较担心的是，批评家在新的学术制度以及刊物的等级化中，钝化自己的问题意识，现在有很多批评之所以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很大程度上是批评家的批评缺少问题意识或者讨论的是伪问题。

问：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评价体系发生改变后，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哪些变化？

林：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跟踪式的、短平快的作家作品论在减少，一向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批评家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重视一些长久课题的研究；作品论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感悟式批评，批评家可以在评论作品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理论背景与立场。同时，一些以文学史个案研究和文学现象展开的批评文论也在增多。值得注意的还有每年不断增加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在推动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制度化。

问：您还提过“重建文学批评”，为什么呢？

林：因为当时批评环境比较乱，九十年代以后，消费意识形态等都对文学批评产生干扰。我认为文学批评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独立性，缺乏原创性的批评理论，总是跟风走，以及写人情文章，变成“关系批评”。王安忆小说出来后，一片叫好，我连续刊发了对其作品反面批评的文章，如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李静的文章、姚晓雷的文章都是批评王安忆的，弄得她还有点不高兴，这个林建法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其实，哪里是我跟她过不去，好的中肯的批评对她，对整个文学生态，才是有益的啊，文学批评不能变成文学表扬啊。

问：您还提出过“文学生态平衡”，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观点？

林：当代文学生态不够健康，太多非文学的因素影响了文学本身，比如当代中国文学评奖机制就破坏了“文学的文化生态平衡”，一些重要的文学评奖对文学发展是负面的，单纯用评奖来判断作品好坏，是粗糙的，片面的。

我发起“三大讲坛”，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恢复“文学生态平衡”，建立小说家、批评家、诗人平等对话的平台，众声喧哗，不搞一言堂。这也包括给批评家评奖，《当代作家评论》的“批评家奖”还是有一定声誉的，这个奖评选、授奖都很民间，由知名作家、编辑家来给批评家授奖。所有批评家的授奖词都是我写的，其中陈众议的授奖词，是我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的。

问：您为什么会提“当代文学经典化”？

林：前面讲了当代文学有大师，有好作品，总体成就超过现代文学。在大学制度与学术体制中，现代文学“经典化”已经完成，而当代文学则相形见绌，而当代文学中确实出现了杰作，为汉语写作提供了新的质素，开拓了新的可能，提“当代文学经典化”就是为了树立高标，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高度。《当代作家评论》一直在做“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工作，专门设置专栏评论、举办作家个人研讨会、编选文选，都是这个目的。《当代作家评论》曾多次拿出一百多个页码的篇幅，来发表一个作家的作品研究，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主持的作家作品的研讨会，通常都是以论文提交，而不是“口头发言”为主，每次会议都要提前准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人数不多，但都是在世界范围内精心遴选的专家，让大家时间充裕，反复涵泳，思考从容，见解独树，可以说完全摒弃了一般作品讨论会的习气。

问：您还关注当代文学史写作，这块目前状态如何？

林：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目前有三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南京大学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其中，我觉得丁帆那本写得最好，从1912年民国文学，开始评到21世纪，视野宏阔，学理清明，资料翔实，尤其下册诗论部分，评价基本公允，但我觉得在作家作品的筛选上，还不够严格，有些人根本不能写进文学史，这方面缺乏文学史家的眼光洞见。

问：您认为当代的一些作家有哪些障碍未能突破？

林：其一，我认为在语言文字方面有缺陷，他们写得太多，文字锤炼不够精炼与精致，显得粗糙，没有把中国古典语言之美写出来。其二，这一代作家思想资源很成问题，无论学养积淀、精神信仰，还是个人教养，他们都不如鲁迅、沈从文等先生，像沈从文，即使不写小说、散文，也可以写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鲁迅还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其三，对时代与人性的反思深度不够，每个时代都有其苦难与大疼痛，人性的正面与负面，都有其永恒处，我们很多作家对时代的体验，对人性的洞见，都有些浮浅，由此对社会正义的担当与背负，就更不够。

问：我发现您在新闻界很有影响力，你做的很多活动，很多主流媒体都会竞相报道，您认为新闻媒体对文学学术会有负面影响吗？

林：我组织的很多活动，只会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等主流媒体，并不会邀请太多的其他媒体。我觉得新闻媒体的过分介入会影响学术的公正与深刻，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在当下已经变得十分复杂，我想还是把精力放在文学方面。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的结合，毋庸置疑会扩大文学研究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会把文学研究“话题化”、“现象化”和“新闻化”。

问：阅读您选编的文章，看得出来您很欣赏古典诗旧体文章。

林：我认为，好的批评文章，应该能当作文学作品，如散文一样来阅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沈从文、汪曾祺的文艺理论文章，缪钺的诗学论文，都很美，当代学者张新颖的文字也很干净优雅；文学批评与理论文章，可以有论文体、品评体、甚至小说体，应该多姿多彩，这样的批评生态才丰富。

◆ ◆ ◆ ◆ ◆

中国文学与编辑

问：1994年您就设置了“当代期刊与编辑”，到2010年还在发有关编辑的文章。您为什么情有独钟？

林：我本身也是一个编辑，所以对编辑有切身的体会。我认为作家需要创造，批评家需要创造，编辑同样需要创造。所以我主持杂志的日常工作时，就设置了“当代期刊与编辑”（1994），一直到2010年还在发有关编辑的文章。我选编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第二部卷三就有“作家笔下的编辑家”，李清泉、龙世辉、崔道怡、王信、周介人、王成刚、陈言、白烨、朱伟、刘硕良以及《收获》杂志与《读书》杂志（1994）。第五部就有“当代编辑家”一辑，收有宗仁发、程永新、田瑛、蒋子丹、蔡翔、章德宁、赵本夫和何锐（2004）。正如作家韩少功在序言中说的“这本书是三方对话，一方是批评家，一方是创作家，一方是编辑家——其实编辑家身兼二职，既有批评也有创作，只是把批评意见和创作修改构想都写进了稿笺，融入别人署名的作品之中，隐在出版物的万千气象之后”。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徐坤的《厨房》和潘向黎的《清水白菜》均获得鲁奖，是宗仁发首发的，江南三部曲获得茅奖，也是宗仁发首发的。2009年我通过新华社批评国家的评奖机制，希望中国作协设立的鲁迅文学奖增加编辑奖，结果2010年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增加了优秀编辑奖，《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等25位荣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优秀编辑奖，我也忝列其中。

（本文转载于《作家》二〇一八年第五期）

转自：林建法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王新，男，1979年，湖南宁乡人，美术学硕士，思想史博士，现为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获得者，云南大学“青年英才教师”，云南省卓越青年教师，主持云南大学精品课程1门，校级、省级课题5项，获教育部、中国文联、云南省政府、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人民文学》等全国文章奖励6项，在各大报刊发表术论文、作品20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摘，著有《诗画乐的融通》（中国社科出版社，2012）、《见与不见——读图时代的视觉教养》（新星出版社，2014）、《孤往雄心：发现“德国学派”艺术大师全显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从事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

魏传金，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林建法，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客座教授，常熟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编辑。曾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渤海大学学报》、《西部·华语文学》、《东吴学术》、云南大学《学问》。秉承一贯的办刊宗旨“坚持文学品格·恪守学术立场”，享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优秀编辑奖。

主办过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苏童、范小青、格非等当代重要作家和陈思和等批评家的研讨会。出版过一百多部书籍，著有《寻找精灵》、《对话时代的思与想》，与赵拓合作翻译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微信公众号：林建法工作室。

原标题：《悼念林建法先生 | 谦谦美玉，汤汤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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