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营造包容民间学人的开放、公平学术环境？——兼怀程巢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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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巢父（1930-2020.9.16）(潘惠莲摄)

文|张焕炯，作者投稿

因曾受教于胡适之先生弟子的缘故，对胡适研究有持久而热切的关注。近十年前，自己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胡适新论》的小书，幸蒙不弃，该书获得了市级社科二等奖的同时，本人更受邀在市社科联组织的活动中主讲胡适研究而颇得好评。由于这些的缘由，对专注于胡适研究的专家们，大多时有耳闻，而对程巢父先生则印象尤其深，因为常听到很多人说他是学术的个体户，在不经意间，对他的经历，尤其是孜孜矻矻地追求学问的事迹有较多的了解，除了关注过他的学术成果外，更感佩于他的那种勇气和风骨，几乎是一种直觉的感受，认为他的风骨有古楚人的那种“激越自雄”的遗风，他在相对清贫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所展现出来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奋勇前行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坚毅，常使我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的：“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句子。

程先生对做学问的一往情深，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品性和担当，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纪念这位学人的时候，相信有很多人对此有专门的介绍，在此不作多论。这里把他在艰苦的条件下的治学看作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造成他学术研究困境原因的同时，也对如何改善这种民间学术研究的困境，试着提出一些建议，这似乎有“借题发挥”之嫌，但所思所述，倘若有一些可取之处，则也不枉这种“野人献曝”式的苦心了。

过去，学术研究是公器，只要对选题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研究分析，他们不大受制于各种外在的条件和环境，倘若有成果，想要刊印，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研究者留下文稿，后来人觉得有刊印的价值，也可张罗着刊印，如《红楼梦》、《广阳杂记》之类的，都是具体的例子。从流传下来了各种版本的书籍的角度来看，那时的学术研究体现了较高程度的个体自主的特性，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公开性、自主性和普及性。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情况就改变了，个体选择研究内容的自主性慢慢受到压制，而所谓的大题目的研究成为了特殊人的私人领地，容不得其他人插足，更容不得所谓的“民间”学者的染指。那些 “主流”研究者（团体），则把持着课题从申报、立项、出成果、结题和后续的评奖等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把学术公器，变成了小团体的、甚至是个人的禁脔，更有甚者，把本应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弄成了自娱自乐。等等这些，都有悖于真正的学术，是非常要不得的。

回过头来，再说程巢父先生，相对于握有资源的“主流”者，他相对单枪匹马的治学个案，在很大程度上可被归纳为民间、非“主流”的，或者说是至少是被“主流”所看不起的，他的治学既没有组织保障，也没有经费支持，更没有丰富而又充足的资料的帮助，所以是一种孤立无援的存在；类似的，在理工科领域，除了这些限制外，更无实验设备等的支持，所以他们在研究中，要搞出一点名堂来，更是难上加难。除此外，就是有了一定的成果，他们面临着成果的发表难、出版难、鉴定难，获评各种类型的奖项难、以及他们参与相关科研活动难等一系列的难题。程先生在万般艰难下还有幸出版了好几本专著，还得到也来自民间的友人的帮助，相比较于一般的民间学人，他实际上可被称为是“异数”之人了，而很多富有才华、更有学术建树的人，因是“民间”研究者的身份而湮没于无痕，有太多的让人扼腕太息。

所以，学术体系的积弊和学术环境的闭塞，造成了民间学人这种无门（具体的学术平台等）可投、无资金可持续研究、无地方可发表成果、无缘学术奖项的状况，程巢父先生不是第一人，也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人，而且随着封闭的程度不断加重，像程先生这样的学人的处境将会越来越难，让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民间学人，心生戚戚然，他们最终只好远离学术。倘若把这种学术环境看成生态，各种类型的学术看成生态的组成成份，那么毫无疑问，现在这种形态的学术生态，是无法用具有多样性的特性来形容的，而生态的平衡和发展，则是以物种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同样的，倘若把学术的状态看成一个花园，而各种类型的学术看成是各种具体的花卉，那么这样的学术环境和状态，则至多是一花独开，而其他种类的花卉则趋于灭绝，这样的花园，是断然不能用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来形容的。由此，打破学术垄断，改善学术环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各种类型的有志于学术研究者能够有基本的保障，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学术规则的制订、学术环境的营造等起主导学术的“主流”来说，他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也应明了这些问题已经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后果，所以他们应该要有决心改变这种状态，这才是更好地展现文化自信，它也符合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客观规律，更是践行于文化强国的一种富有内涵的表现。

学术研究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力量，无论是钦定的、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它们都是促进学术进步和繁荣的重要基础，所以在学理上，不应该把民间程巢父们这样的研究者排除在外，他们的学术成果，同样能促进学术繁荣，卓越的成果同样是国之瑰宝，不应区别对待，甚至是弃之如草芥。

这就涉及到如何营造包括民间学人在内的，具有开放的、公平的学术环境的问题，由此提出如下建议：

程巢父先生旧照

一是充分发挥像程巢父等体制外在内的学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拓展“民间学人”参与文化强国建设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的智慧和创造融进到文化强国建设之中。具体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吸纳普通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交流和发表观点和成果的渠道和平台，逐步改变普通民众，尤其是“民间学人”们发表文章难，出版专著难，申请项目和课题难等的局面。由此建议，制定针对民间学人从事文化建设的相关办法，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体制，尽可能地吸纳他们的优秀成果。

二是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中的相关课题申报方式作一定的修改，一是放宽申报对象的范围，原则上只要有志于相关课题研究者，都可以申报课题，以体现学术是国家公器的基本意义；同时以具体的成果为导向，确保优秀成果脱颖而出，以丰富学术成果，助力文化建设。再是通过机制建设，坚决杜绝把课题当作商业转包、工程分包等商业化运作现象的出现。

三是完善具体的评议制度。对成果的评议，既要拓宽对成果评议的范围，又要延长具体的评议时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优秀成果的评议和学习之中，以更好地扩大优秀成果的影响，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营造开放而又公平的学术生态，保存民间学人这股学术力量，真的是非常重要，这让我想起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 ）的一个观点，他历来主张要培养体制外的科技工作者，因为体制往往指代政府，那么“体制外的”就相当于“民间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要有一定量的“民间科技工作者”，这是一个高明的观点。维纳不愧为控制论大师，实际上，若把整个科技体制（或者说是学术体制）看成一个系统，那么，相对照于体制内的，这些体制外的科技者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他们是整个系统的“负反馈”要素，更是一个“调节器”，是使得整个系统实现最佳“控制”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在这方面，早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很值得做深刻的总结的。

显然，以上的思考和论述，完全是借着纪念程巢父先生所衍生出来的。在行文的最后，对程先生以一己之力，深入研究陈寅恪、胡适，且能见微知著，以独到的见解形成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再次表达感佩的同时，更对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的勇气和担当，生发出无穷的同情。

真切地纪念程巢父先生。

写于 2021年7月杭州南高峰景区

原标题：《如何营造包容民间学人的开放、公平学术环境？——兼怀程巢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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