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初的外交“乌龙”：巴西为何最先承认中国

清帝逊位后，中华民国在对内敉平各方争执之际，还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自晚清以来，列强在华势力左右着政局，要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中华民国方能争取利权。然而，由于民初政坛瞬息万变，各国皆选择静观其变，国际承认问题拖延了一年有余。直至1913年4月8日中国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巴西意外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秘鲁紧随其后，5月2日美国权衡再三后予以承认，古巴墨西哥亦不甘落后。而迟至10月6日，英俄法日等十三国才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之后的首要外交难题得以解决。

拉美列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简短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五个国家，四个来自与中国利益不甚紧密的拉丁美洲，巴西一马当先打破僵局更是令人颇为费解，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呢？

民国成立之初，就担忧列强态度，外务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一语中的：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若无统一政府，则列强只能持续观望，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时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列强对华也是各怀心思：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力主迅速承认，以助中国恢复安定；其余诸国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交涉满蒙特权，英国关注西藏利益。为避免纷争，各国主张“协同主义”，共议对华政策。

中华民国觉察到了个中端倪，决定主攻对华最友善、话语权也最大的美国。美国各城华人商会组织演讲，游说政界人士。在美洲颇有影响力的伍廷芳也为各大报纸撰文，鼓吹中国新气象。在各方争取之下，美国逐渐担负起协调各国的重任，但由于英日俄等国利益诉求复杂，国际承认进展缓慢。到了1913年，中华民国拟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美国欲借此机会促使各国正式承认，于是在4月2日通知各国：“总统委嘱本人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贵国政府通告：总统拟于四月八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贵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孰料，英日俄等国对此反应冷淡，并未及时答复。美国本来已经拟好正式承认的国书，国务卿白莱安却不得不继续观望。

正在中美一筹莫展之时，巴西出人意料地打破僵局，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致电巴西外长，饱含感怀之意：“昨接本国驻日本代表来电，内称巴西代办亲赉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现承认中华民国等语，足征贵国厚意。从此中巴两国邦交日臻辑睦，特恳贵公使将敝国政府感谢之忱转达贵国大总统。”袁世凯也为之欢欣鼓舞，回复电文道：“贵国此举，既属优待，又系首倡，敝国所以感之尤深也。”不仅如此，教育部还电令全国公立学校：“巴西国于4月8日首先承认民国，所有全国学校定于4月12日特放假1天，并悬旗致敬以志友谊而表谢忱。特此布告。”

继巴西之后，秘鲁也于次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这令尚在举棋不定状态的美国大呼不解。日后担任驻华参赞的卫理致电国务卿，推断这是一个外交乌龙：“4月9日夜里美国使馆接到口头通知，巴西驻日公使知会中国驻日公使，对中华民国予以正式承认。4月10日，使馆收到官方照会。为纪念此事，中华民国宣布4月12日为公共假日，城内四处悬挂巴西国旗，公立学校休假一日，将举办盛大庆祝仪式。昨晚使馆被口头告知，秘鲁亦承认中华民国，此事得到利马方面证实。只能推断，巴西与秘鲁的举措是对形势的误判。这两国在北京并无使节，只是获悉美国政府将在4月8日国会开幕之际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一俟国会开幕，他们以为美国已然承认中华民国，遂紧跟脚步予以承认。”这番陈述中，由驻日公使转达以及中华民国放假庆祝的细节都符合事实，说明卫理在事后有所调查，应当是可信的。

巴西秘鲁摆乌龙，甘愿当了“出头鸟”，客观上减轻了美国的压力。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应声而动的是古巴与墨西哥。显而易见，拉丁美洲四国承认中华民国，与跟随美国政策密切相关，背后原因不难理解。19世纪末，美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1895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标志着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压制英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将五百年来的宗主国西班牙基本驱逐出美洲，1823年门罗宣言提及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终于实现。在这种形势下，拉美各国在外交上紧跟美国，并无不妥。

拉美列国为何伸出橄榄枝

然而，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是拉丁美洲外交的唯一诉求，一个重要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修约。晚清中国虽屡次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绝不是人见人欺。1870年前后，拉美各国由于人力不足，纷纷请求以合法途径引入吃苦耐劳的华工。大权在握的总理衙门，对此类请求很不客气，经常让拉丁美洲使节吃到闭门羹。以最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巴西为例，在对华外交上就吃过苦头。1879年赴华洽谈建交与招工事宜的喀拉多，先在巴黎被曾纪泽勒令“莫谈招工”，至上海又被地方官横加阻拦，艰难抵达天津进行谈判后，李鸿章对条约细节寸步不让，一个不算复杂的商约耗时三年才得以签订，涉及华工的条款更是反复推敲。眼见巴西渴求劳动力，外交上也不咄咄逼人，康有为甚至打起了“移民建国”的如意算盘：“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可是，随着黄祸论在世纪之交盛行，巴西政府欲加强对华工管理，但碍于有约在先难以施展。承认中华民国后不久的1915年，巴西要求重新修订条约，专门针对华人陋习，加入“不准贩卖鸦片”条款。此外，巴西政府提出，华人犯案，虽然交由中国官役处置，但须知会巴西地方官员，也算实现了曲线监管。

对于修约更迫切的，是第二个承认中华民国的秘鲁。自1849年招募华工以后，秘鲁在半个世纪内对华工贡献颇为依赖。1874年秘鲁使臣葛尔西耶赴华商谈建交，李鸿章抓住“华工受虐”大做文章，欲迫使秘鲁大幅让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从中斡旋，甚至联合欧洲各国使节弹压总理衙门，也是收效甚微。条约虽然达成，但华工受虐消息不断传来，秘鲁驻华使节爱勒谟数次遭遇责问，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紧张。20世纪初，华工基本完成契约，与秘鲁平民争夺工作机会，排华风气渐起。1909年，秘鲁人借口政治争端，爆发了针对华人的大规模街头流血事件，政府借机提出修约，意图驱逐华人。当年的驻美日秘大臣伍廷芳据理力争，证明中秘商约并未失效，平息了这场危机。中华民国成立后，秘鲁发觉有机可乘，在正式承认的第二年就再次提出修约，否定伍廷芳的斡旋成果，被断然拒绝。但是，在随后的十余年里，秘鲁仍不时寻衅，干扰华人入境，几乎令民国外交官不胜其扰。

古巴与秘鲁情形相似，只不过清末签约时仍是西班牙属地。不计其数的华工命丧糖寮，也不乏华人为古巴独立奉献生命，但依然换不来尊重。1915年，两国甫一商讨建交，古巴外交部就通知中国公使夏偕复“禁止华工入境”，还要求“取消华人领事裁判权”，态度简直比列强更嚣张。民国外交官不肯让步，双方谈判拉锯数年也未达成。

墨西哥对华外交，除了排斥华工之外，还与一桩暴行有关。墨西哥革命期间，1911年5月15日革命军占领托雷翁，随即在城内展开针对华人的大屠杀，303人遇难，华商财产悉数遭劫，此事的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只能拖延到民国时代。由于墨西哥国内混战不止，修约问题长期被搁置，到了局势稳定的1921年，墨西哥果然提出了排华要求：“非有中墨两国政府认可，华工不得来墨。”而1911年屠杀华人的赔偿，由于两国动荡不安，无人为之奔走，最终竟不了了之。

由此观之，拉丁美洲各国积极承认中华民国的背后，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只是表面现象，争取修约、扭转对华外交的劣势才是更为重要的动机。远隔重洋伸来的橄榄枝，虽然令人宽慰，但也有驱逐华人的恶意与趁火打劫的歹意。

参考资料：

《美国外交档案·1913年》

沙丁、杨典求、焦震衡、孙桂荣：《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侯中军：《“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国承认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