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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冲突与战争和平：专访著名社科学者唐世平教授

2022-05-30 07: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理论志 PoIiticaI理论志

编者按

Political理论志近期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进行了采访。唐世平教授是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亦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涵盖六大领域：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计算社会科学，并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前沿研究，著述广博。在本期访谈中，唐世平教授就其族群冲突的研究经历分享了富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体悟，并深入回应了理论志编辑部提出的一些问题。

本期嘉宾

唐世平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1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2014-2020）。唐世平教授是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亦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他也是中国计算社会科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研究兴趣广泛，主要涵盖六大领域：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计算社会科学，并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前沿研究，著述广博。唐世平教授已经出版了四部英文专著、一部中文专著、一部英文编著和一部中文编著。他是极少数能够在世界顶级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出版完全不同领域英文专著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他的最新一部英文专著是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论社会演化：现象与范式》（Routledge出版社，2020年）。他的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学者甚至亚洲学者。他的下一部英文著作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将于202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有多篇英文研究论文发表在这些领域内的重要和顶级国际期刊上。很多时候，他都是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还是以下国际刊物的编委会成员：国际政治领域的顶级刊物International Security（2021-）、国际研究协会（ISA）旗下的旗舰刊物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5-2020），以及国际安全领域一流刊物Security Studies的编委会成员（2015-）。他是这些期刊编委会中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成员。同时，他还是国际研究协会理事会批准成立全球国际关系分支（GIRS，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tion）首任“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七位成员之一，且是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学者。

族群冲突的科研故事

把我的研究经历用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相信比一本正经的采访更有意义。

我的故事大概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讲，我为什么要研究族群冲突；

第二部分我会谈谈与石油资源有关的一系列研究，这其中有三篇文章，包括两篇英文作品和一篇中文作品，稍微介绍一下它们的研究背景，以及这些研究大概怎么做的；

第三部分我会讲一下其中一篇文章的“悲惨经历”，这段经历我觉得对于大家以后投稿也会有些帮助；

最后一部分我会介绍一些研究心得，希望会对大家有用。余下时间，我会回应理论志编辑部的提问。

我首先讲一讲为什么会研究族群冲突。

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内部爆发了族群冲突，苏联解体之后也出现了各族群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引起了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的兴趣。巴里·博森（Barry Posen）就率先在研究族群冲突中引入了“安全困境”的概念。

因为我曾研究过安全困境问题，所以在读相关文献时，我也拜读了一遍那些和族群冲突有关的文献，可能有二十余篇。

在对这些文献产生深入理解之后，我就开始围绕安全困境这一议题创作了一系列论文，其中第一篇于2009年发表在《安全研究》之上[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3), 587-623]。

如今，这篇论文已经是该期刊阅读量最多的文章了。

关于族群冲突与安全困境，我后来特意另筹划了一篇论文，于2011年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期刊之上[Tang, S.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2), 511–536.]。

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我思考族群冲突的一个起点。从那以后，我认为研究族群政治是大有必要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花了大量时间写与其他议题有关的专著，包括我到复旦大学以后主要撰写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所以中间会有些延宕。

至于说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的这篇文章，[Tang, S. (201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33(3), 256–279（本文已被理论志平台转载，参见）]。大概早在 2013年左右就写完了，也算是发表比较顺利的。

这篇文章我投的第一个期刊是Perspective on Politics（《政治学视野》），可能不一定特别合适。当时我觉得，这个期刊有时可以发一些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但我这篇当时就被编辑直接拒稿了（desk rejection）。

后来我第二次投稿到Sociology Theory（《社会学理论》），因为族群冲突研究是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所以那篇文章就非常顺利地在上面发表，并且受到包括审阅者之一、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内的美国主流社会学家们的赞赏。

显然，好的“广义理论”一定可以容纳小的子理论，并且应该产生小的子理论。

因此，大家会看到，在那篇“广义理论”的文章里面，我们已经提到关于石油与族群冲突爆发的小理论，但只是简短地提了一下，作为预告吧。

非常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就已针对石油与族群冲突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这也是后来我们进行一系列关于族群冲突和石油关系研究的起点。

为什么我们会在石油问题上有较多着墨呢？

首先是由于我很清楚地了解到，关于石油的定量和定性研究都非常多，但大多都存在问题，定性的研究问题则更为严重，这在我的文献综述中有所提及。

比如大多数研究会讨论车臣战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战争，并认为这些冲突均为石油引发；但其实这些战争与石油之间无甚关联。

所以我在2017年写过一篇关于族群冲突的评论论文，发在《牛津政治学研究百科全书》上[Tang, S. (2017).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所谓的“四个波次”，即关于族群冲突研究的四个阶段性特征。到第四波之后，相关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有了亚国家、次国家层面的数据（subnational data）。

由于哈弗·黑格（Håvard Hegre）在族群冲突的研究中引入了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所以此时我们能看到族群在次国家层面的地理分布特征。

同时，在全球的石油分布方面，也有了2009年发布的PETRODATA这个数据库。但是2009年的这些数据比较粗糙，所以我们后来又发展了新的数据库。

因为在族群冲突爆发的广义理论中已经提到了石油与族群冲突爆发的关系的子理论[Tang, 2015]。所以我与李辉教授、熊易寒教授的研究其实已经往前推进许多了，这些研究产生了三篇合作文章：

（本文已被理论志平台编译，参见）

Tang, S., Xiong, Y. and Li, H. (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熊易寒, 唐世平.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0):83-103.（本文已被理论志平台转载，参见）

在2014年，我们团队第一次投稿了石油和族群冲突的文章。我记得最开始投的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但这篇文章被该期刊拒稿，而且接连被几个顶级政治学杂志拒绝。

我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连续被拒有一部分是我的原因，因为我一开始想把定量和定性方法都放在一起，这就导致文章很长。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家觉得这篇文章什么东西都没讲清楚——其实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但是迫不得已，我后来还是把这篇英文文章拆成了两篇在2017年发表出去。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我稍后要讲的“悲惨故事”。分享这段经历对各位以后投稿应该是大有裨益的——文章投稿经常被拒受打击，这很正常，我们理应将拒稿视为平常。

最后这篇中文文章讲的是族群冲突的升级，是熊易寒教授和我合作的，从一开始我们没打算写成英文的，所以算相对独立的研究。

现在我来讲讲这两篇英文论文的“悲惨”故事。

首先是这篇定量的文章（Li and Tang, 2017）。最开始我们接连投了好几个杂志，包括JC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冲突解决杂志》），JP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和平研究杂志》）等杂志都投了，最后都被拒了。

后来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为什么，这个领域非常拥挤（crowded），竞争压力较大。

因为大家手边或多或少都有些数据，也都能拟合几个回归方程之类；只不过大多数已有研究的理论构建并不是很好，这在我的文章中已经说过。

在我整个研究经历中，像这个研究一样——让我进入到一个以前没怎么做过、同时又已非常拥挤的领域里面——是极少数的情况，所以才会遇到非常多不友好的外审评价，我想这可能和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也有关。

这篇文章的发表真的非常不顺利。例如我们论文的审阅者中，一些人自己就有和我所投的很类似的文章。

而且最糟糕的是，其中的一个期刊的审稿人投诉我们，说我们抄袭他们的文章。

但其实他们还在用石油开采量做研究，而开采量就有比较大的内生性了——因为当发生战争的时候，石油开采量肯定会减少。所以我认为他们把石油开采量作为自变量，肯定不如我们的研究。

我很感激这个杂志的编辑告诉我说那篇文章（Li and Tang, 2017）被投诉抄袭了。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我能很容易猜到是谁，因为他们所做的研究是最接近我们的——我们看过他的文章，很明显我们所用的定量方法和理论构建，都要比他的研究完善得多——所以我就猜应该是他投诉我抄袭。

事实上，我前面提到，我们的主要结果和初稿早在2014年就已成功做出，并且保留了所有的草稿、投稿，以及与其他学者交流的记录。

看到有人说我们抄袭，我很愤懑，也意识到文章必须尽快刊出。所以后来我们加紧投稿至复旦大学主办的CPSR（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政治学评论》）上。这篇文章能够不吝刊出，我要感谢郭苏建教授。

就在文章发表之后大概一周，之前那位投诉我的作者就写了一封信，直接将我们“告”到了Springer。我很气愤，但也不得不认真回复。因此，我非常痛苦地写了一封十几页长的回复，谈及我们手边还保留着这个论文创作的原稿。

幸运的是，我们写作过程中与这篇论文有关的所有材料，包括我们当时的投稿记录，均有留存。投稿记录显示我们2014年就投出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理论和实证都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那篇文章。

后来郭苏建教授将我们的回复交给Springer，并通过Springer转给那位作者，最终那位作者看后，承认自己错误地指责了我们。

一定意义上，我理解这位博士生的痛苦：他希望他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比我更需要这样的文章。

但是，我也想在此提醒青年学生和学者，除非你能确认，否则控告其他人抄袭你的作品还是要非常谨慎。

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对学术抄袭以及其他的学术伦理（规范）一向都是痛下杀手的。

我的论文原稿和投稿记录都证明了，我们确实没有抄袭他的成果，我们这个研究早就做好了，而且投稿的时间都比他早，更何况他当初那篇文章还特别粗糙。

这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故事。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经验：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大家千万不要删掉自己旧版本的手稿。

另外，与这篇定量相关的研究成果是一篇定性和定量的比较研究论文，我们当时投的是《安全研究》，审稿人的评价都很好，这篇文章也算比较顺利。[S. Tang, Xiong, Y and Li, H.(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好在对方法论的讨论，因为以前没有人真正比较过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得出来的结论到底哪些更可靠，哪些不可靠。

我们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仔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用的同一组数据，而且来自同一组作者。

因此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已经被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课程中作为选读材料。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与李辉教授合作的那篇定量论文（Li & Tang, 2017）。

这篇文章分工如下：统计工作主要由李辉教授做，而我负责文章的写作工作。通常，一些初步的回归结果我可能会自己做，然后剩下的稳健性检验则是李辉教授做的。文章的完成还要感谢我当时的博士生王凯，他主要负责一些基于GIS的数据编码工作。

这个研究的编码工作量有点大，王凯和李辉教授花了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才把全世界那么多油气盆地的数据和EPR（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上关于族群分布的数据拼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套数据要比PETRODATA更好更完善。

在这篇定量文章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方法的讨论，包括讨论为什么那个所谓的“石油的基尼系数”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完全不能区分出，石油究竟是分布在一个大族群的领地中，还是分布在少数族群的领地中——而后者才是导致爆发族群战争的关键。

至于其他的定量数据，例如开采量、石油生产、租金等，这些数据具有高度的内生性。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要开采石油，首先就得有相对的安定环境，这样外国企业才愿意来投资，否则将对油气开采带来负面影响。

这里的方法论讨论，再加上我们那篇定性比较文章（Tang, Xiong and Li, 2017），就可以得出三个核心结论：

第一，石油的族群地理区位是首要因素，且只有分布在少数族群核心领地的石油才和战争有关。

第二，石油的族群地理区位（只）和分离主义有关，或者说少数族群想获得独立地位，抑或想要更大自治权的族群冲突有关。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亚齐人不会去想去控制爪哇或者中央政府，南苏丹也会不想到去掌控北苏丹。其目标都是分离主义，而不是要掌控中央政府。

第三，石油很少成为族群战争或族群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更多是“火上浇油”的作用。即如果当地本身就存在剧烈的族群冲突，或者曾经有过族群冲突，那么在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土上发现石油，就很容易激化矛盾，重新点燃战火。因此，我们的研究发现，如车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族群冲突，都跟石油的关系不大——尽管定量看起来显著相关，但事实上是无关的。

最后，我还想论及加蓬这个国家。

我认为，加蓬对于我们的理论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案例，它强烈地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如果石油是平均分布的，或者该国的族群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时石油通常不太会引起战争。

但是以前的理论认为——只要有石油就有战争；而我们的研究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加蓬还强烈地削弱了其他的竞争性理论。

我们在搜寻可以作为“doubly decisive”的案例国家时花费了大量工夫。有了加蓬作为例子，足以验证我们的猜想。当然，这样的案例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上就是我们在做族群冲突相关研究中的科研故事，谢谢大家。余下时间，我将回应理论志编辑部同学们的提问。

做好族群冲突相关研究，必备唐世平教授签名新书

《众人皆吾师》

《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

《比较政治学》

唐世平教授答理论志编辑部问

理论志：非常感谢唐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唐世平教授

很悲情但是有用。如果大家未来要进入一个较为拥挤的学术研究领域，就要尽快将自己的观点与研究发表。

一旦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数据，我的建议就是尽快对其做实证，正如我在前面谈到——“太慢就容易败北”。当然如果大家的理论和数据比较独特，也许不会遇到以上困境。

理论志：在拜读了唐老师的著作、特别是一些族群冲突的杰出研究后，想请问您是如何找到难以循迹的“半负面案例”的呢？我们发现很多学者都喜欢用全负面案例，而半负面案例似乎较难选择和发现，请问您在这方面是如何考量的？

注：“半负面案例”是唐世平教授与周亦奇助理研究员首创的机制辨别方法论，不同于两种传统的案例比较方法，即机制未受阻碍而获得相应结果的正面案例、机制受到阻碍而导致该结果无法出现的负面案例。后者中可能有多个因素与机制多重作用导致负面结果，因而无法确认其预设机制是否真实运转。而半负面案例就像这项化学实验——运用秋水仙素抑制有丝分裂，使之中止于某一步骤——便于观察的同时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

参见[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12):32-59+157.（本文已被理论志平台转载，参见）]

唐世平教授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澄清，研究者应至少对案例形成基本了解，能判断是“负面”还是“半负面”。

首先，半负面案例可遇不可求，其次，半负面案例不能被滥用。研究者必须在某个案例至少有一部分——即便不是50%——至少有30%-40%的负面水准，才能认为该案例是“半负面案例”。

换言之，当研究对象已经触发了某些机制，但其中某些因素或某些条件约束了整个机制的完成，此时你才能说它是一个半负面案例。虽然不求恰好在50%的数值，但标准依然要严格，不可遑论随意判定一个案例是半负面案例，所以半负面案例可遇不可求。

补充一点，负面案例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存在研究意义不大的困境，即“Nothing you are interested has happened”。

在故事分享环节我已经谈到，如加蓬这样的负面案例就非常漂亮，能找得到就非常不错了。但这也是可遇不可求，因为我们完全有可能找不到一个在其他情况下的“加蓬”。

理论志：从您2015年发表在Sociological Theory上的大作《族群冲突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The Onset of Ethnic War：A General Theory'》，到您与李辉教授、熊易寒教授于2017年发表的两篇重要研究成果，我们都能感受到您深刻的理论关怀。

在2015年这篇文章里，您的族群战争广义理论将重点放在族群冲突的直接原因上，包括两个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竞争”和“群体内、群体间的交互作用”；而在 2017年的定性文章里，您提到要关注族群战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即长时间族群统治所遗留的不满和仇恨，以及回溯到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政策遗产。

那么，从关注族群战争的直接原因到其背后的深层次历史背景的变化，我们能否理解为您在理论建构方面的深入？这是否意味着您关于族群战争的理论正有意识地朝着更具历史感的方向去发展和建构？

唐世平教授

每个人的研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研究，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包括对我的学生们说——好的研究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可以成长的研究，即“A good research topic is something that can grow”。

如果研究者在做完一个研究之后就不知道自己下一篇论文或下一个研究要做什么，那么这个研究就很可能不存在研究意义。

比如说博士论文，倘若同学们写完这篇博士论文之后对未来研究仍充满困惑，那么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意义可能存疑。

对我而言，我的研究蓝图就是会构建一个从“爆发”、“持续”到“和平”的族群战争广义理论。

我在「和平」这一方面做的研究已较为全面，例如我在《世界政治》上发表的作品[Tang, S. (2011).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4), 711-749.（本文已被理论志平台编译，参见）]，对政治和解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只有「持续」这方面我还没有太多成果，不过我在「持续」的一个维度——「战争的持续」上有较多的研究，这主要是个军事问题，也是我的业余爱好。

至于后一个问题，关于帝国的研究已有不少，比如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的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展现的正是帝国的崩溃，以及帝国边缘地带产生大量族群冲突的机制。

因此，再去发展一个非常历史化的研究需要花费一个学者巨大的精力，而且其他优秀学者在该领域深耕良久，我就不准备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了。

总体来说，我认为他们的理论其实皆可追溯到诸如 Ernest Gellner, Donald Horowitz, Joseph Rothchild等学者所做的与现代化、帝国崩溃、民族主义有关的研究，所以目前我没有打算把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推向“更加历史”的方向。

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威默的「认同」和「现代化」等作为背景底色，去阐述更多也许更值得关切的相对浅的原因。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它会有利于我们预测和预防族群战争。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族群冲突的数据，都是0（无战争）和1（有战争），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有误导性的。

因此，我认为应该可以把族群战争分成政治的不同程度（烈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重新编码，投入大量精力制作一个类似于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 (EPR)的数据库的原因。

如此，既可以做成因变量，也可以做成自变量来预测战争。王凯博士现在正在领导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已有8年了，但是进展缓慢。希望这一两年能基本完成吧。

理论志：我们中有做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法研究，在之前对于苏丹、利比亚、叙利亚案例研究中也如您所言选过正面、负面和半负面类型的案例。

但如果一个理论有替代性理论同它比较，除了定性和定量反复核对验证（cross-check）的方法之外，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相关性和可应用性更强的——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呢？

比如研究“新兴崛起国家对现有秩序的挑战”等问题，可能更多还是定性和历史追踪过程，不太容易做到定量上去。

因此想听听您对于在国外院校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在做理论研究，特别是不同理论之间的判断时，有什么更好的路径建议呢？

唐世平教授

有志于在学界发展的政治系硕博学生无论如何还是得学会定量，同学们一定要尝试“逼着”自己做一些定量方法的研究。

我对我的硕博学生，除非少数学生因为学了第二外语因此不作额外要求之外，其他同学都需要写一篇运用定量方法的论文，这是必要的训练。

对于国际政治的同学而言，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能力鼓励多学，如博弈论和定性比较分析（QCA）值得尝试和精进，多多益善。

然而，每一位同学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英国的博士基本为三至四年学制，我个人觉得时间太短，压力较大。

对于单一方法，除非没有数据——但我认为只要同学们想做，总是可以做一点点的数据分析。

即便是定性分析、案例研究，也可以用描述性的统计和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来做，例如回归。

打个比方，大家刚刚提到的研究苏丹或者利比亚的某个对象，就可以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虽然问卷方法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但数据与回归的组合肯定能为大家的案例研究锦上添花。

因此，我个人认为，方法训练是比较重要的。我并不是唯方法主义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此时不学方法更待何时？”——如果不学定量方法，将来就很容易偷懒，基本功底不行，就会非常痛苦。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同学如果还在定量领域赶不上本土培养的同学，那怎么能行呢？

理论志：是的。重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这是剑桥大学政治学系相对于牛津大学和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而言的学科特质。

剑桥的学术训练更注重话语分析类，而定量研究训练比较少，我们也在挣扎纠结。（注：此问题与上一问题的发问者为剑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唐世平教授

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最新开发了一款可以说是“傻瓜”的QCA工具——使用这个软件，研究者不必费心于繁杂的QCA数据准备工作，只需把数据放进去就可以运行。

这是我们专门招收了一位计算机专业毕业（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的同事开发的，功能十分强大。几十个案例和变量放进去都可以计算，只是计算时长的问题。

我想说就方法而言，我最开始用QCA时对其理解也并不充分。它其实更适合事件类的分析，比如说各类危机。因此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发展这个技术，也是由于我研究国际危机。

我们现在还同苏若林博士合作，她是我此前的博士生，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攻读博士学位。

他们有一个领导人数据库（Leaders' Dataset: Leader and War），数据集较大，但通过QCA数万个观察、几十个变量都可以运行。所以这个QCA软件会非常实用，即“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需要强调，大部分的社会事实都是由相互作用驱动的，单个变量驱动的东西比较少，QCA和定量方法接近，体现着一种相互作用，而定量基本上做三个变量的交互项就可能把大家“绕进去了”，这点它比定量方法有更强大的优势。

理论志：非常感谢唐老师，理论志希望将来专门做期推送来介绍唐老师开发的这一简便化的QCA工具，想未来必会对整个社会科学界研究方法范式革命将有一定的影响，想请教涉猎广泛的唐老师，对于青年学人而言，在自己未来的研究和关怀方向上应该如何确定研究兴趣呢？

唐世平教授

刚刚其实我也讲了一点，同学们如果觉得某一个研究在完成后觉得“不可持续”，就可以不要孤注一掷在这一领域琢磨了，在自己觉得“不可持续”的领域费心恐怕会成为“白用工”。

当然，如果一些同学研究的是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则另当别论，这些研究领域和政治科学的叙事差异比较大。

据我看来，整个实证社会科学领域聚焦于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合作与冲突，或者叫战争与和平，另一个是国家的兴衰，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等方面。

对于学习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同学们，如果研究问题距离这两大根本性问题太远，我的建议是不要做，因为很有可能缺乏研究意义。

我们可以换位思考，绝大多数学者们都在这两个领域上拓展边界与深耕，如果某一研究离这两个领域太远，成果也许会无人问津。

理论志：基于唐老师在族群冲突方面的研究想请教您一个具体问题，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修建至今引发了一系列族群冲突，且并非发生在一国之内（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您一直在族群资源研究领域深耕，我们能否从您的油田跟族群冲突的关系研究延伸到其他方面，例如谈一谈您对大坝政治的看法呢？

唐世平教授

完全可以。大坝的兴建事实上对水资源的地区调配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所谓的“大坝政治”或“大坝冲突”。

我把它称为政治（或治理）中的再分配的问题。兴建大坝一定会让某些人受益，让另一些人不受益，甚至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既得利益者则想要受益更多。

事实上，大坝和石油、铁路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我参观过的亚吉铁路（注：连接非洲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的铁路），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外生冲击引发的再分配问题。

这也意味着，不仅是资源本身，还有围绕开采、使用、调配资源而进行的工程建设，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例如水利建设不只与“水”有关，亦涉及到再分配问题，例如在不同族群的劳工之间，究竟是雇佣这个族群还是另一个族群：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广义的扩展。

理论志：最近不少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在做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请问您对于阿西莫格鲁的专著《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怎样评价？

唐世平教授

就我个人而言，阿西莫格鲁著的此书不值得读。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Systemic and 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第一章已经批判了他的观点和一系列过往政治经济学经典作者，包括奥尔森和诺斯的相似理论。

他们都有三个根本性、概念性、基础性的错误：

第一，例如汲取（extractive）、包容（inclusive）等这类巨大的概念是没法度量的。如果学者们不能度量它，那这个概念是无意义的；

第二，他的理论化非常粗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 包容性制度导致经济发展，汲取性制度导致经济衰退，这种解释难以赢得读者认同。

第三，他大体是从诺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分析引申出来，区别不大，只是换了一个标签，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对诺斯进行了批判，认为他基本上不懂英国的经济史。

稍加思考便知，他的逻辑存在太多的粗糙概念，加上自我循环，再加上英国的“辉格人的神话”——我是胜者故我所言所行就是对的；但历史不是这样。

理论志：最近不少研究团队正在关注“战争和时间的关系”这一课题，许多学者发现社会学和政治学对于时间、特别是关键节点的研究路径和理论切入点不太一样。例如，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探讨事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对于时间这一机制的政治学研究探讨的思路似乎与之有较大分野，想请问唐老师如何看待时间研究的两条学科脉络？

唐世平教授

首先，我不太关心时间作为一个主观问题，例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很早的著作《什么是时间？》（What is Time?）。我关心的是时间和空间作为一组客观变量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

这方面我自己发表的文章相对少，比如之前我和郝诗楠博士合作的作品[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2):194-205]，郝诗楠博士又同叶成城博士合作的作品[叶成城，郝诗楠.政治学研究中的时间性:因果机制与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9(01): 205-237.]，同学们感兴趣均可以去阅览。

我没有投入特别多时间去研究这一话题，但大家依旧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在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上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发展，尤其是郝诗楠博士和叶成城博士合作的那篇作品《政治学研究中的时间性》，就我看来，已经比皮尔森当年的作品好很多了。

因此，我想告诉大家，国外的学者并不一定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比很多国外学者厉害不少。

理论志：非常有幸邀请到唐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分享和线上问答，谢谢唐老师，期待下次能够亲赴上海当面聆听您的指导！

唐世平教授

谢谢大家，再见！

专访中提及的唐世平教授所著相关文献如下：

郝诗楠, 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2):194-205.

熊易寒, 唐世平.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0):83-103.

周亦奇, 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12):32-59+157.

Li H. & Tang S. (2017).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e ethno-geography of oil and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135-158.

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3), 587-623.

Tang S.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2), 511–536.

Tang S. (2011).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4), 711-749.

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ng S. (201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33(3), 256–279.

Tang S. (2017).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Tang, S. (2022).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ng S., Xiong Y. and Li H. (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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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关唐世平教授作品相关推送：

采访日期：2022年5月9日

采访地点：腾讯会议

责任编辑：安宇洋张思烜

随访编辑：李立杨子堃卢志朋赵迪新

审核：卢志朋

终审：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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