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严肃的观察”与……必须“节制”的未来

李公明

2017-10-26 14: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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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即将卸任的德国联邦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未来必须节制: 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晏小宝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很自然想起在上月,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并无悬念地赢得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第四次当选德国联邦总理。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之后能及时调整难民政策,这固然是她得以连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决定性因素还是德国经济的出色表现。
在默克尔任期内,德国经济连年增长,顺利度过欧债危机,使德国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时期。在这份经济成绩的背后,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当然是功不可没。当2009年默克尔连任联邦总理的时候,他由上届政府的联邦内政部长转任联邦财政部长,倾力引领德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重重阴影,其紧缩经济对策被证实是成功的,而其经济思想则必须追溯到该书中的核心概念——“社会市场经济”。正如他在该书“中文版序”所言,“书中所援引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经典思想家与实践者的思考,有助于本人在担任财政部长的年月中应对这场危机时找到政治对策并且付诸实现……”(3页)
如果没有成熟、理性的经济思想和可操作的、连贯性的政策措施,德国经济很难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取得自二战以后的又一个经济奇迹;如果没有朔伊布勒以铁腕推行欧洲财政紧缩,没有他坚定地捍卫自律、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财政纪律,德国经济重建也无法获得稳定的保障。
《未来必须节制: 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什么》

他写于2009年的这部小书,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尚在内政部长任上发表的一系列演说和文章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是他在临危受命之前的思考和呼吁。他揭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欲与无度,并由此认为必须重新建立以自由与责任相联系、发展与节制相平衡、市场自由竞争辅之以国家调节等原则为核心的秩序架构,必须重视以道德价值作为社会导向,遏制人性中贪欲无度的卑劣根性。在此基础上也涉及当代生活的其他重大变化所带来的困惑与危机,如信息化、多元文化、暴力冲突等等问题。
他在书中不断提到“社会市场经济”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这两者都是本书的关键词,而且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概念。艾哈德被称作“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是弗莱堡学派最重要的实践者,正是他在二战结束后的联邦德国提出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弗莱堡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强调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的机制为主,以国家调节为辅,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本目标,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在放任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国家绝对干预、垄断之间走“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来源。在理论上看,以法治为秩序、以国家调节防止失控和动荡是为了保护私有经济和市场自由的基础体制,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效机能;而在实践中关键的问题则是国家干预的有限性、公开性和干预成果如何转化为全民福利保障。
在艾哈德之后,朔伊布勒是弗莱堡学派经济思想的坚定而成功的实践者。在金融危机激起的制度反思中,朔伊布勒坚信“无论如何还没有发现市场经济体制的替代选择,至少还没有这样的体制,可以让更多的人而不是少数拥有特权的人生活在自由与富裕之中。问题的本身是——同时将继续是——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市场经济。”(41页)其实,从弗莱堡学派的思想到艾哈德、朔伊布勒等人的实践,这个问题不妨更准确地解读为“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社会市场经济’”——这里的关键看点其实是国家,而不是市场。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该书中关于金融危机内部真相的论述也很值得我们思考。他指出既存在着金融界管理者在认识上的责任,例如他们自身也无法看清他们曾参与打造的体制中的弊端,同时也有因为出于薪酬、红利及股息等考虑而造成的失控(20页);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社会综合症已接近人的承受能力的极限,使风险信息全然脱离了现实根据(22页),但是业界仍然狂妄地相信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体系不会出错,结果是使这个行业完全丧失信誉。(24页)然后他指出,比这些因素更为内在和深刻地促成危机的真正原因是“贪婪”,如“投资者的贪婪,他们不想错过赚取那些梦呓般盈利的机会——从投资基金到小型储户,直到银根短缺的社区”(36页)。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朔伊布勒所揭示的只是欧洲金融市场语境中的“贪婪”和“危机”。谈到金融业的内部真相及与社会的关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的《金融与好的社会》(束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提供了更为精彩和深刻的论述,可以补充朔伊布勒在此处论述的某些不足。
虽然希勒希望通过该书传递给读者的核心思想是“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前言),但是他并不讳言“现实社会中的金融体系总是混乱、缺乏人性,其运作过程中充斥着伪善和欺骗……”(191页);他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民众称银行家为“bankster”,借用与“gangster”(劫匪)的押韵而指代他们,因为银行家在危机中接受政府救助而存活下来,其薪酬依旧维持在很高的水平。(51-52页)但是,真正掀起掠夺全民金融资产的巨浪的“金融劫匪”是希勒在第二十七章谈的“家族王朝”,指出在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与社会不公之上的“追逐家族王朝的梦想”长期存留在社会当中。
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通过金融投资和企业股权买卖成为巨富,早已成为形成权贵家族的标准路径。在这里所谓的“金融投资”其实就是低买高卖的短期股权投资行为,通俗的说法就是周期短、获利快、暴利巨大的圈钱游戏。很显然,要铲除这种非典型金融腐败,远不是朔伊布勒的“节制”和风险担当等药方所能奏效的。
《金融与好的社会》
朔伊布勒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都在推行一种饱受质疑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单纯地追逐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中文版序)他特别强调单纯地以追逐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危害性,“在艾哈德看来,人们不能为了增长而去追求增长,增长应是一种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的结果。今天也同样如此,我们不应将增长本身作为目标去追求,不应人为地制造增长,进而危险地吹大泡”。(同上)从节制与适度的原则看待发展和增长,目的是增强经济的抗压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更能理解他所说的“节制与适度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次革命”(中文版序题目)。
如果说经济学启发我们选择经济生产体制、让人们活得更好的话,文学则启发我们认识人与生活本身的无限性与局限性,文学就是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这部小书的书名所提示的,“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原著出版于2015年,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是一部文学随笔集与人生回忆录,文学与现实人生交错穿插,生命的本质被审美阅读劫持着,在时间与空间中翻飞。关注文学批评的中国读者对詹姆斯·伍德应该不陌生,此前已经翻译出版的《小说机杼》和《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已经让我们领略了他的才华、激情与深刻的洞见。这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更彻底地把我们引向文学与人的成长相交汇的严重时刻,更有力地以文学摧毁了时间与死亡的傲慢与专制。说它“更彻底”与“更有力”不仅是与其他两本书相比,更是与我们心目中可能预设的那种感觉相比。在这里,我时刻提醒自己的是,詹姆斯?伍德可能不是表面看来的那么容易理解,不是可以随意涂写在文青咖啡店的小黑板上的鸡汤妙语。什么是“死亡的阴影”、什么是“严肃的观察”、什么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在这些提问中隐含的绝望与努力本身就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文学跟艺术一样,能抵制住傲慢的时间——让我们成为习惯长廊里的失眠症患者,并主动从死亡那里挽救事物的生命。”(47页)除了“习惯长廊里的失眠症患者”不太好理解(未知原文怎样),这是关于文学与艺术的使命与功能的深刻洞见,是生命抵御死亡的最后也是最强的武器。
第一章“为什么”说的就是为什么小说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从参加一个人的追悼会开始谈起: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生最后只能依赖他的朋友们在追悼会上“拼命地想要扩充并抓住逝者一生中那些美好又平淡的瞬间”才能获得某种永恒(3页),人生一旦走到终点,就职剩下压扁在日记本的一页纸,“我们惊恐地明白,这样的人生过不了几代就会被彻底遗忘”;无论我们如何假扮上帝、拒绝命运的脚本、拒绝事先写好的演出台词,还是要“为存在的无意义和转瞬即逝而震惊”。我们带着茫然、悲伤、愤怒和恐惧在问——人为什么会死?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在哪里?(4页)除了宗教以外,文学就是那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在这个问题上,伍德看到了秘密与谎言,但是他告诉我们可以用秘密对抗秘密、用谎言对抗谎言,这已经超出了文学,而成为现实斗争中的美学箴言。
发现并且震惊于小说“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有任何想法、表达任何观点(8页),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启蒙。伍德说你可以在小说里遇见无神论者、吝啬鬼、酒徒浪子、杀人犯、同性恋、神秘主义者、保守派与激进人士、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同时是酒鬼的神父……等等,我觉得他想说的不仅仅是遇见,而是“你就是那些人”。其实当你真的想象自己就是他们,你就是小说家。但是,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你如何与新的“你”分享你原有的秘密?你是否愿意通过“他”向所有人吐露你的心声?你在享受自由想象的同时是否也隐藏着自我审查的机制?于是你会发现阅读小说和创作小说本来都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你现在要把它们公之于众。但是你可以放心的是,你向公众泄露的隐私也会变成了他们更为隐秘的隐私——就如伍德所描述的买书的那种感觉:“我常从书店回来,带着那些因压缩其中的内容而闪闪发亮的平装书,它们像色情书一样炽热。我趁父母不注意,迅速地从他们的眼皮底下把书带进我的房间。”(9页)
最后谈谈什么是“严肃的观察”,这是第二章的题目。伍德用文学中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索尔·贝娄笔下的威尔赫姆扶一位老人过马路,被他“宽大而轻的胳膊肘”给吸引住了,伍德发现在这个悖论中具有精准性(42页)。我更喜欢的是他谈到的另外两个例子:“《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见证的那个时刻,当时他看见一个蒙着双眼的年轻俄国人快要被行刑队处决了,年轻人不停地摆弄蒙住他眼睛的布,也许是想要稍微舒服点”;另外,“想一想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吧。他临近死亡时,在极度孤独的那一刻,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李子,还有当吃到只剩果核时口水流出来的样子”(49页)。这不仅是“严肃的观察”,而且是对生命本能的深刻洞察,那种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恐惧的洞察。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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