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江苏农民夫妇坚持义务普法32载，“贴本”也不愿放弃

【编者按】

“法者，治之端也。”这句话出自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意为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大治的起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法治，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法律的公平、公正与人们的安定、幸福息息相关。依法治国，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学法、守法，也需要每一个执法、司法者的维护和坚守。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寻访全国各地的法治人物，记录他们的故事，触摸法律的刚性和温度。是为“法者”。

皮肤黝黑，一脸憨相，熊为义、闫怀玲夫妇总是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熟悉的人评价他俩，常用四个字：忠厚老实。

这对农民夫妇曾被评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江苏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今年9月18日，司法部启动“最美法律服务人”主题宣传活动，两人又入围“最美普法人”候选名单。从1985年起，他俩利用农闲时节，拉着装有展板的板车在苏北一带宣传法律，被称为“普法鸳鸯”。

32年来，熊为义夫妇的平板车升级为三轮摩托，普法方式也趋于多样化。而令他们倍感欣慰的是，当年从板车上摔下致残疾的小儿子，如今理解并支持他们，成了普法“接班人”。

无工资无报酬，甚至还要“贴本”，熊为义夫妇为何要坚持义务普法？在当地司法所，当年也有工作人员不理解他俩的“动机”。

10月下旬，熊为义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坦言，由于家境等原因，他想过放弃普法，但终究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总觉得这是件好事”。

“挪用”卖猪钱惹恼妻子，“上广播”成名人

熊为义夫妇来自苏北一个叫八义集的村庄，距邳州市区25公里。10月，正是农忙时节，三亩稻谷刚收割完，熊家小院内堆满了一袋袋还没晒干的稻谷，夫妇俩正准备在田里种大蒜。

55岁的熊为义身材瘦弱，头发稀疏。妻子闫怀玲小他一岁，比他略高。他家面积不大，有两间房子专门腾出来搞普法宣传，屋内有各种宣传资料、法律书籍，以及当地司法局赠送的电脑。

这对农民夫妇的普法人生，始于32年前。

熊为义高中毕业后，因为能写会画，被聘用到乡计生办搞宣传。1985年他娶了邻村姑娘闫怀玲。就在那一年，村里发生了两件事——与他同龄的两名发小，一个因为盗窃坐牢，一个因为强奸幼女被判死刑。

“都是不懂法造成的。村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法律。”熊为义叹道。

正是从1985年起，“普法”一词流行起来。当年，党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一场全民普法活动拉开帷幕。

被两名发小犯罪之事触痛的熊为义，当年找到乡领导，主动提出参与义务普法。“领导同意，但没有经费给你。”熊为义说，那时他没有办法，只好“挪用”家里的钱。

当年闫怀玲喂养了一头猪，年底卖得180元。她将卖猪钱交给娘家哥哥，让他帮忙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没多久，熊为义瞒着妻子，编了个理由拿回了这180块钱。

“我不敢跟她商量，怕她不同意。”熊为义拿到卖猪钱后，买来纸张、笔墨、颜料和展板，并到木工师傅那里订制了12块木板。钱不够了，他便赊账。

工具材料到位后，熊为义在乡派出所一间空屋里，花几天时间完成了12块宣传展板的制作。他从报上摘抄案例，配以法律条文和漫画，再将一幅幅作品用浆糊贴到展板上。

到了赶集那一天，熊为义用板车将宣传展板运到集市，一块块卸下来，靠着墙壁或用木棍支撑。“法律宣传展”很快吸引不少人围观，乡政府的宣传人员也赶来采访。

一个月后，木工师傅上门讨要制作木板的钱。“12块木板，10块钱一块。”当时还蒙在鼓里的闫怀玲问丈夫“咋回事”，熊为义谎称是“公家订的”。

过了几天，闫怀玲跑到娘家哥哥家询问买自行车的事，才得知180元卖猪钱已被丈夫拿走“挪用”了。夫妻俩大吵了一架。

“家里本来就穷，他太不顾家了。”闫怀玲忿忿地说。

熊为义记得，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被她父母劝回后，仍然生闷气。“天天躺在床上，不理我，也不下地干活。”熊为义怎么说好话都不管用。

几天后，村里的有线广播播放了县广播站的一条新闻，轰动全村。一位邻居把闫怀玲从床上拖下来，到门口听“大喇叭”重播的新闻：八义集一位叫熊为义的村民义务普法，受到好评。

丈夫“上了广播”，这让闫怀玲感觉很有面子，开始觉得“普法”是件好事。“她嘴上不松口，心里美着呢。”熊为义笑道，“那时候村里没电视，能上广播是多么光荣的事。”

从那以后，闫怀玲不再反对丈夫“搞普法”了。

普法路上夫唱妇随：男的会写，女的能说

熊为义家里的“普法办公室”内，放着一大堆宣传展板。上面的案例、法条、漫画，都出自熊为义之手。

作为一名老高中生，熊为义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美术功底，是村里有名的才子。多年来他坚持自学法律，平时宣传的内容包括宪法、刑法以及计划生育、国土、农田保护等涉农法律法规。

经过1985年“上广播”一事后，只有小学文化的闫怀玲认可了丈夫的普法行为，后来还成为他的好帮手。

“帮助大家学法懂法，不去犯罪，这是好事。”闫怀玲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闲时节每逢赶集，熊为义夫妇就拖着装有宣传牌的板车，到市场、学校、企业周边宣传法律。1995年离开乡计生办后，熊为义时间充裕，便开始跑邻近的集市和村庄。

年复一年。蜿蜒的乡间小道，那辆颠簸的破旧板车——丈夫拉、妻子推，是许多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他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村干部，从来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做。”邳州市八义集镇镇长刘同瑞告诉澎湃新闻，熊为义夫妇普法并没有工资报酬。

2000年，熊为义将平板车换成了三轮摩托。他眼睛近视，只能由妻子开车。夫妇俩外出普法几乎形影不离，“普法鸳鸯”之名不胫而走。

当时，熊为义夫妇的“普法万里行”在当地轰动一时。他俩开着三轮车从邳州出发，司法局领导前来送行。除了徐州的各县市区，他们还到河南、山东去宣传。

闫怀玲介绍，每到一个县，他们会先去司法局“报个到”。对方一般会联系安排路线，有的还带他们去加油站，“把油箱全加满”。

后来，一些学校、企业邀请熊为义去上法制课，他总会痛快答应。今年10月18日，熊为义到八义集司法所给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上课。他极少脱稿演讲，语速平缓。讲完后，他站起身朝台下一二十名服刑人员鞠一躬，顿时掌声一片。

“他一般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很接地气，能打动人。”八义集司法所所长沈梦雅介绍。

熊为义夫妇出名后，经常有人找上门求助。熊为义夫妇最近接触的一个案例，是一起小孩赡养纠纷，他帮当事人写诉状并陪同出庭。前几天判决书下来，孩子每年的抚养费增加了5千多元。

除了宣传法律、帮人打官司，熊为义夫妇还成了村里的纠纷调解员。当然，调解过程中需要“磨嘴皮子”的时候，闫怀玲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丈夫得靠边站。

“写材料我还凑合，论口才她比我好。”熊为义当众表扬妻子。

渐别“摆地摊”，儿子当上“接班人”

10月19日下午，熊为义盯着电脑，对着话筒回答网友关于工伤纠纷的问题。“这样的直播搞了十多次。”熊为义说，去年在儿子熊磊的帮助下，“普法鸳鸯”有了微信和微博。

事实上，熊为义夫妇对网络技术的运用至今仍有困难。熊磊作为一名学计算机的中专毕业生，弥补了父母的不足。

“几十年来，我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谈到儿子熊磊，闫怀玲声音低沉起来，眼圈湿润。

那是1994年的一天。熊为义有事，闫怀玲便自己拖着板车到附近的耿庄去宣传，同时带上了一对三岁的双胞胎儿子——孩子在家没人带，一岁半起就经常随父母外出。跟往常一样，闫怀玲让两个孩子坐在板车后面，用绳子把他们与展板系在一起。

那天回家快到村口时，由于颠簸，系在孩子身上的绳子松动，小儿子熊磊摔倒在地，哇哇大哭。闫怀玲忙抱起孩子哄。回到家后，她感觉孩子没什么异常，便未在意。

一月后，闫怀玲发现熊磊左手抓不住东西，左脚走路有些跛，身上却不见伤情。到医院一检查，问题不小，得动开颅手术，“医生说是脑血管压迫神经，就是那次摔跤造成的。”可当时闫怀玲夫妇身上只有几百块钱，加上担心手术风险大，便带着孩子离开医院，找了家诊所进行针灸治疗。

熊磊今年26岁，戴着眼镜的他长相斯文，快步行走时左脚稍跛，左手无法完全合拢，“捡不起硬币”。

熊磊说，直到从职业中专毕业后，他才认同父母“搞普法”，“还是能帮助别人”。不过，对于父母开着三轮摩托到各地“摆地摊”的方式，熊磊并不认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2011年，在熊磊和司法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熊为义夫妇建起了“普法鸳鸯”网站。去年，“普法鸳鸯”微博、微信上线。熊磊是这些普法新技术的操作者。2014年，他被邳州市司法局聘为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事计算机信息管理和社区矫正工作。上班之余，父母的普法网站和微信、微博平台仍由他打理。

“我现在有接班人了。”熊为义一脸笑容。

近两年来，熊为义夫妇很少出去“摆地摊”了。除了学着使用网络平台、上法制课，他俩还在村里成立了普法文艺宣传队，现在有26名成员。

普法的文艺节目大多由熊为义编排，有开场舞、快板、情景剧和小品。去年熊为义夫妇带着文艺队到江苏盐城监狱、东海戒毒所演出。据八义集司法所所长沈梦雅介绍，闫怀玲主演的小品《探监》，曾令许多犯人落泪。

“他们出名以后，邀请他们上课和演出的单位越来越多。”邳州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陆逸辉介绍，近日，徐州第四监狱向“普法鸳鸯”发出邀请，目前正在商定时间。

从不被理解到被认可：想过放弃，可停不下来

熊为义夫妇出了名，先后被评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江苏省“十大法治新闻人物”。前不久，他俩又入围司法部“最美普法人”候选名单。

32年坚持义务普法，有媒体以“平板车拉出的荣誉”，来形容这对农民夫妇的艰辛付出。

在八义集村总支副书记石吉法看来，熊为义夫妇三十多年的普法宣传有明显成效，“村里小偷小摸的没有了。”

熊为义夫妇普法宣传，在当地群众中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在初期，很多人对夫妇俩的做法并不理解。

“这不神经病嘛，又没人给钱，你图啥？”村民石翠平告诉澎湃新闻，当年熊为义普法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光我说，很多人这么说。”

曾在乡司法所上班的石吉法坦言，当年自己内心也不理解，“都改革开放了，你既不出去打工，也不开店做生意。”石吉法现在认为，熊为义“有自己的追求”，“一般人理解不了，不过大家后来都认可他。”

从事法律宣传，熊为义夫妇没有工资报酬，还“贴本”不少，家境有些捉襟见肘。30多年来，村里大部分人建了新房，熊为义只是2002年花2.6万元买下一套旧房，房款还是用两年时间分三次才付清。

2010年，已当选邳州市政协委员的熊为义到市里开会。住宿时，参会人员被酒店前台要求交100元押金。可熊为义身上只有几十元路费，与服务员僵持不下。幸好当时市政协一位副主席前来解围，代交了押金。此事传开后，一些人给熊为义起了名号：史上最穷政协委员。

2008年前后，熊为义两个儿子分别读高中和中专，家里经济压力更大。熊为义一度打算放弃普法。“我没那么高尚，人总要生活嘛。”他说。

可“普法鸳鸯”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钱挣多少也会花完，普法却是件好事。”闫怀玲说。

在邳州市司法局局长杜伟看来，“普法鸳鸯”的事迹对“拿工资”的普法人，是一种有力鞭策。

谈及基层普法的不易，熊为义能举出不少例子：有一次外出宣传，三轮摩托翻进水沟，他在路人帮助下才挪动车身，救出被困妻子；义务普法的日子里，他和妻子遭受过不少白眼，有人见他们衣衫破旧，以为是要钱的骗子……

不过，熊为义更看重的是内心“成就感”。每次调解纠纷，或帮别人打赢官司，他都有这种感觉。有一次，邻村一个30多岁的村民跑到他家求助时说，读初中时听过他的法制课。这句话让熊为义高兴了老半天。

“还能记得十多年前的法制课，说明我们的普法起到了效果。” 他说。

熊为义夫妇把义务普法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停不下来了，就像人活着要走路一样。”熊为义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