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我们是否都曾期待自己的存在是特殊的

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观影热潮，这部电影改编自菲利普·迪克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这部新黑色反乌托邦电影被公认为科幻类里程碑式的作品。

2017年，《银翼杀手》上映三十五年之后，距影片的设定年代2019年还有两年，建立在小说和前作的语境下、却完全由制作团队基于对蓝本的理解自由创作的续集《银翼杀手2049》登上银幕，公映后收获无数好评。

虽然自1999年起，陆续有续集传言，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2015年初，关于续集的消息终于敲定，确认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前作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担任执行制片人，前作主角Deckard的扮演者哈里森·福特回归出演，瑞恩·高斯林则出演续集主角、Nexus-9复制人K。

《银翼杀手2049》勾勒出的一派末世景象比起前作更加令人绝望。电影上映前，制作方在网上放出三支前传短片，讲述从前作到新作三十年间发生的关键事件，这一跨媒介叙事的安排在为新作上映预热的同时，理出了一份详尽的编年史，为2049年时代场景里彻底的荒凉感提供了坚实注脚。同样是未来主义悲剧视角下的反乌托邦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阴郁可怕的氛围更为强烈。比起诗意尚存的斯科特三板斧：雨水、烟雾、聚光灯，维伦纽瓦制造的视觉风格更为决绝、冷酷无情，恰巧贴合原著“地球沦为被人类抛弃的垃圾场”的设定。新作里，K坐在飞天警车上俯瞰一座座废墟之城，人类文明化为荒地上的灰烬，萧条与绝望贯穿全片。该片由曾13次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的无冕之王罗杰·狄金斯掌镜，在一连串广角摄影的镜头下，早已满目疮痍的城市里末日感令人窒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衬托出绝望情绪的则是虚幻的灯红酒绿。充斥着肤色各异的移民的贫民区人潮涌动，各类亚文化不加区别地杂糅在拥挤的空间里，廉价娱乐蚕食着人性躯壳所剩无几的理智。越是行色匆匆，神情越是茫然，来往的不过是交闪的霓虹灯间一具具无名的行尸走肉。

在这般绝望的背景下，主角K虽为复制人，却显得颇具人性。K受命于洛杉矶警局，主要任务是处决不合格的老型号复制人。就前作而言，Deckard究竟是人类还是复制人这一身份问题是一大讨论焦点，令影迷们纠结不已，事实上连影片核心主创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斯科特与迪克、维伦纽瓦等站在不同的阵营，他坚定地认为Deckard是复制人，更提出正是这一身份设定赋予了电影以深意。而在新作中，K为复制人的事实无需争论，电影的意义不因身份的不确定而变化，三十年后，复制人更加彻底地取代了人类，影片探讨的是何为真实、该如何存在这对人、复制人，甚至人工智能而言都无解的命题——关于身份问题的诘问让位给了意识层面的困境。

《银翼杀手2049》剧照

在K的认知里，人类的价值是高于复制人的，因为人类是更为真实、是具有灵魂的存在，一丝微弱的线索带来了膨胀的期冀，他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因此，他甚至开始对另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更为虚幻的全息人工智能女友Joi所表达的感情心生期待，无法挣脱出这种荒诞的悲情，或是K悲剧宿命的根源。前作里的人性测试机已经被基线测试所取代。基线测试从去人性化的角度入手，用来检测复制人的反情绪化指标，因其反人性的特质被警局采用为入门密码，确保在职人员不受情绪干扰，越是新型的复制人越被期待拥有稳定的情绪，但实际上，反移情能力即便在人类世界里也是被广泛讨论的母题，奥威尔将其极端化成了《一九八四》。基线测试的原句引自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正是Joi拿在手中、让K念给她听的书，这里巧妙地形成了互文。此前表现良好的K，在影片中段时近乎测试失败，他解释说情绪的干扰是办案需要，这与开场片段里K面不改色地处理掉Nexus-8复制人Sapper Morton形成对比，当时的K“毫无人性”、办事干净利落。比较K挖走同类的眼睛与前作中Deckard挖走人类（同类）的眼珠的桥段，K不过是认真严谨地执行公务，而Deckard则是被愤怒的情绪左右。然而，这一任务则是一切转折的源头，正是在Sapper Morton居住的农场旁发现的一个被埋藏许久的盒子，使他走向了探索人性的不归路。

经过法医的分析判断，盒子中的遗骸属于一位因难产而丧生的女性Nexus-7复制人，正是在前作中与前银翼杀手Deckard相恋逃走的Rachael，而她诞下的孩子、这具藏匿着复制人繁衍秘密的躯体，则成为了新的目标。K被授予了彻查这一谜团的任务，不断寻找相关线索，依靠对被植入的儿时记忆真实性的执着信仰，K逐渐将自己与这一特殊的孩子的身份联系起来，K依旧决定踏上寻找、证明自我的道路。其中全息人工智能女友Joi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她始终认为K是特殊的，她坚定了K对自己是有灵魂的人类之子、而非无灵魂的复制人的想法，并给他取名Joe。之后在与Deckard交谈时，Deckard问到K的姓名——一项在当时近乎绝迹的社交仪式。K套路式的答案立马遭到Deckard的驳斥，Deckard想知道的不是序列号，而是真实的名字。即便名字与序列号一样是用于指代和区分不同人和事物的，前者的意义存在于其指代的事物之外，例如命名者寄予的期待，相比之下序列号的意义乏善可陈。

Joi给K取的名字令人联想到卡夫卡著名的长篇代表作小说《审判》，主人公名字即为Josef K.（Joe是Josef的昵称）。小说中，三十岁生日当天，Josef K.因一项未确定的罪名被捕入狱，并最终被处死。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将Josef K.的经历放置在犹太人命运的大背景下讨论。萨特指出，犹太人陷在一场漫长的审判中，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有罪的，却不知自己身负着的是何等罪名，犹太人从一出生就陷入了审判，在被处死的时刻才得以摆脱这般命运。影片里的K或许是生来就有罪的，生为复制人，却陷入对人类、对人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希望自己是有人类的血脉，即使支撑着他继续寻找下去的唯一希望源自于一份虚假的记忆。

当K被Luv重伤、奄奄一息之际，同时在追踪他的Nexus-8复制人团体将他救出，他们希望说服K除掉Deckard。首领Freysa告知了K一个绝望的真相：那个孩子是个女孩。K瞬间陷入了无限的失落，他曾以为自己是那个特殊的孩子，实际上不过是成千上万平凡无奇的复制人之一，Freysa看着失落的K说出了一番剖析人性的台词：我们都期待自己的存在是特殊的，到头来却平凡不已，但我们是靠着信念存在着的。

影片结局，将储存真实记忆的小木马递给Deckard，K接受了自己不过是广大复制人群体中平凡一员的事实。在使命结束的那一刻、在漫天大雪中认命，与前作中Roy雪地长眠场面的结局遥相呼应。影片中的两幕大雪都与真正的孩子、建构记忆的女人安娜有关，第一场雪出现在K第一次去寻找安娜探寻真相时，当时，他愈发相信自己是那个孩子，他希望自己是人，而非复制人，因此雪对他来说是一种证明真实的体验。第二场雪下在他目送Deckard进去找他真正的孩子时，那一刻，K不得不接受自己不过是复制人的事实，漫天大雪打灭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火苗。然而，被曾认为代表真实的物像所掩埋，对K来说，或是在无法获得渴求的人性时的慰藉。

前作讲的还是人类与复制人的爱情，新作则更进一步、涉及复制人与全息人工智能的爱情，对真情的幻想被临近结尾时的巨型广告（给你所希望看到的、听到的一切）打碎，所谓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所谓的充满真情实感的“我爱你” 或许不过是程序运行的结果，脆弱虚假得不堪一击。Deckard说，有时候人类的感情迫使彼此以陌生人的身份相处，例如他不与孩子相认便是出于对其的保护心理，然而这些由0和1组成的人工智能却能直接地表达情感——无需害怕锥心的痛苦，因而能毫无顾虑地表达情感。

影片勾勒了这样一副充满悖论的场景：人类纷纷逃离地球，复制人却渴望成为人类，他们相信真实代表着优越，盼望自己生而为人，但究竟谁更真实呢？是过着农场生活的复制人Sapper Morton，还是有着人类的基因、却从小到大与外界绝缘的安娜？这充满悲情的矛盾命题，或是最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