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之计⑤专访贾康：就业从有效投资来，可积极考虑预算调整方案

3月以来，受新一轮疫情散发冲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稳就业、稳市场主体的相关问题成为决策部门关注的重点。

当前的就业市场情况怎么样，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出手保就业、稳信心、稳经济？澎湃新闻专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澎湃新闻：4月份，多个反映经济运行的指标明显走弱，您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

贾康：当前形势总体特征就是有非常严峻的表现，国务院领导把它称为“超预期”。新增疫情等不确定性与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超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不可回避。

现在采取的对策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给出的一系列年度工作的指导与措施，其逻辑是延续的：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大的方针、大的思路；到两会上部署的工作框架；到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到前不久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对整个工作的紧急部署；还有这期间关于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等文件的指导精神与给出的操作要领。

我觉得，应对挑战性的问题，充分估计超预期的形势严峻性而采取一系列对策的框架，已经相当清楚。这里面就涉及人们关心的经济增速以及就业和消费的问题。

消费和就业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说就业形势不好，那么再往后的消费肯定也难以提振。当然，政策上可以采取一些短期促销措施。但总体来说，必须有就业，老百姓才有收入，才有后面的可持续消费。

澎湃新闻：是的，谈到就业就要涉及市场主体。在经济环境面临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说“信心胜于黄金”，您认为在稳住市场信心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贾康：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中，已特别看重预期的作用。国务院也已经在“超预期”概念上内含了这样一个考虑：超预期的压力在市场上对未来预期的影响，肯定是往下的利空，现在要调整这种趋势，使预期能够稳定而且在今后向好的方向转。

这方面涉及大量的市场主体，稳经济大盘首先要稳他们的预期和感受，而现在1亿多的市场主体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是民营企业。这方面，中央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求更好地建设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市场。

这里边也碰到一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以民营企业为主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冲杀出来的数字经济平台，要怎么样纠偏和整改？房地产业界一度让人们所感受到的盲目激进扩张与其后的打压，对老百姓可能造成一定心理压力乃至焦虑不安，怎么样合理掌握防范风险？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言简意赅地指出要防止调控管理过程中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我认为，对这是不可忽视的，在进一步引导预期的过程中间要做纠偏。

实际上，政策导向已经有明显的转向。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要保障它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使之得到融资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对于平台企业的纠偏整改，中央已经给出信号，要完成整改，继续支持他们更好更健康地去创新发展。

我觉得，下一阶段要根本地改善企业主体预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目前在动态清零抗疫技术路线已经有路径依赖的情况之下，如何在必要的动态优化中处理好抗疫，是很现实的问题。上海、北京还都需要进一步在这方面总结经验，争取做得好一些。

澎湃新闻：您提到的电商企业是平台经济的一部分。近期监管层释放出了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信号，您怎么看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在支持就业方面的作用？

贾康：从直观来看，数字平台跟过去所说的寡头垄断现象特征是比较吻合的，因为它数量不可能很多。这些年来在中国成为头部企业的数字平台，最有影响的还不到10个，所以看起来是寡头垄断。而过去的说法是，寡头垄断必然要排斥其他市场主体的创新竞争，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但这在数字经济时代有所变化。美国曾几轮调查亚马逊、微软等头部企业，但没有采取过去如强制拆分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模式。必须清晰看到，数字经济平台的流量为王，几家独大，直观上必然形成寡头垄断特征，但是现在数字平台的寡头垄断形式，却可以拉动上下游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与其一起发展。就业方面，这不是排斥创新和减少其他企业的就业，而是可以带出一个供应链、产业链。

这个情况已经在中国有很生动的表现。当然，这也会排斥一些原来供应链上的传统就业机会，但总体来说，属于创新过程中的就业结构调整。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地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平台所谓寡头垄断的表现及其实际效应。

总体来说，对数字平台头部企业，是如何避免出现“二选一”等不当的垄断偏向，同时鼓励他们更好地发挥供应链、产业链上的集群效应拉出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同时，这种就业机会在中国还伴随有普惠金融和普惠发展的意义，对于原来相对弱势、草根层面的群体，产生了促使他们致富的社会价值。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了平台经济的整改和纠偏，这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贾康：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框架之下，应争取把法规的清晰性和合理性水平加以提高。现在中央已经明确说了，要鼓励资本的健康发展，并确立了“红绿灯”的概念，“红灯”针对无序扩张，“绿灯”针对健康发展。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个中性的概念，不是个贬义词。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都是生产要素，都必须投资有所回报，这是资本的本性，可以把它称为发展，也可以称为扩张。

促使资本良性发展有序扩张而避免无需扩张，关键应当是：要“有法可依”，并进而推进到“良法善治”，这显然会是个渐进过程，其中有试错，也有教训。例如前些年P2P的大量出现，爆雷以后现已全部取缔，这些经验教训总结下来，就是督促我们更好更快在形成“红绿灯”的可依据法规方面有所作为。

从成立上海自贸区开始所确立的原则很好：企业应该面对的，是一个尽可能清晰简洁的负面清单，至于以后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P2P总结下来什么不行，负面清单中可以加上去，实践证明，总体上大趋势是还可以简化负面清单中一些过于繁琐的方面。这样，企业面对负面清单后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不碰不能做的事情，别的都是创新试错中可以去施展身手的舞台。在这个环境里，由粗到细地要把法规合理化，而且要承认和做好其动态优化。

澎湃新闻：单从保就业来说，您觉得要如何保住存量就业岗位？有观点提出供给侧政策的“推绳子”效应，这要如何解决?如何看待“要国企发挥增就业的作用”？

贾康：“推绳子”效应主要说的是货币政策，在经济升温的时候，它的作用好像非常有限。货币政策像是个绳子，车辆往前走得过快，拉着管用，走得过慢，往前推则不管用。这时候，财政政策更多地要发挥作用。

我认为，目前增加就业还是要回到原来主要的就业从何处提供这个基本判断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已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

那么主要就得靠为数1亿多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包括几千万的个体工商户。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他们在疫情冲击之下能够生存，维持基本的就业面，才能进一步解决老百姓有收入、能消费的问题，使整个中国大市场的消费潜力释放。

澎湃新闻：现在，就业方面也有供需不平衡。您如何看？您还提出过，要提高大学生参加“村官计划”等过渡方案的积极性，这方面要如何提高？

贾康：增就业方面，应有多样性的考虑和过渡的措施。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村官计划，它肯定不能唱主角，但它是可选项，而且我认为是今年必选的措施之一。过去就有这方面的经验，“村官计划”是可选择的各种方式里的一种。

另外，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缓冲。原来规定的在某个时点之前没有找到就业机会的大学生，档案会打回原籍，今年就不能够延续过去的时间安排，要把时点后移，先解除大家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大学生就业相关的一些条件也得放宽，要有缓和的安排。我觉得，最基本的期待其实还是要等经济的景气回升后，整个就业局面才能有比较决定性的、符合意愿的向好。

澎湃新闻：在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上，您认为投资和消费哪个为重？

贾康：都重要，但是从逻辑上来讲，中央已经非常好地强调了，有效投资是关键。因为咱们经济学的原理非常清楚，整个经济的循环是供需之间的互动，需求环节上得到供给的满足，在最终消费端就是消费潜力的释放。老百姓过美好生活要依靠有消费，但得到消费，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间，必须是依靠拥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购买力从收入来，收入从就业来，就业则从有效投资来。如果看清楚这个关系，就能领会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是完全符合严谨的学理分析的。

抓住有效投资的当下要做什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投资，这非常正确。中国可做的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多方面：要做许多年才能达标的海绵城市建设，综合管廊建设，许多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的公交体系建设，全中国缺几千万个停车位的建设，新基建的建设，等等。这些方面适当超前建设，符合客观规律。

这些年，中国基础设施总体上做得还不错。有人认为做超前了，我们总结下来，认为主导的偏向不是超前，而是提前量不够。这有多种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认识不到位的原因。

客观层面，在发展基础之上，已有可能更多地调度可用要素安排建设的适度超前。主观方面，就要做出一些机制创新，比如说PPP、政府引导基金等来产生政府有限资金的放大作用，从而一次把提前量打得足一些。这样算总账，长期看起来是更合算的。

学理上讲，适度超前符合规律，并且目前在中国有明显的扩大内需应对短期冲击、进而衔接中长期发展后劲的特殊现实意义。

中国有14亿人的大市场，总体是中等收入阶段。但现在要爬坡过坎争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又非常明显，中央现在强调要更多注意促进共同富裕，总理说还有6亿人左右每月的可支配收入为1000块钱上下，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如果把这个局面往上抬，可知消费潜力的释放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要抓住消费。但是重视消费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抓住了消费来刺激它，中国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个认识就太简单了，而且容易引出认识的误区，忽视有效投资——那么这种消费哪怕一时能够红火，也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澎湃新闻：消费方面，也有人提出给老百姓发现金、发消费券来提振消费。也有人提出，消费券力度相对不大，应从财政安排更多资金拉动消费，您如何看待？

贾康：最简单地说一下看法：消费券在2020年的中国实践，主要是地方政府促销。这实际上是有资金来源的，是在促使企业能活下来的全过程，政府提前预支了企业必然产生的流转税。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总体来说是辅助性的。它使有一定消费支付能力并有消费意愿的人得到了引导和鼓励支持。

那么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靠什么？更多的就得靠低保等类型的支持了。有人说发现金，如果能够把现金准确地发给低保人群，那就是直接提高低保标准的问题。如果说再把低保水平以上的一些人也使之得到现金，那就得有可操作性。

我认为，发现金的可操作性不能扩大到所有的14亿人。我们若学境外的一些做法，按人头每人发一笔钱，一是我们发不起，二是效果肯定不好，因为没必要给富豪也发一笔钱，在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之下，要避免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可选择的就是，在相对清晰地认定需要得到扶助的对象的前提之下，去发只能换得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消费券，也就是美国所称的coupon。这样的好处是确实解决了低中收入阶层增加消费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较有针对性地体现了政策的合理性。美国在这方面运用此种方式多年，我们不妨可以在某些区域借鉴这样的经验。

澎湃新闻：您提出刺激经济还可考虑实行预算调整方案。今年的增长目标为5.5%，您如何看待2.8%的赤字率？有机构预测，全年经济增速如要接近5％，需要增加约2万亿元财政赤字，您如何看待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的观点？

贾康：2.8%的赤字率，是两会当时在没有“超预期的情况”之下提出的一个代表性指标。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的建议，实际上等于说要做预算调整方案。这是有先例的，1998年有过这样的操作，有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我个人也倾向于要抓紧做这方面的通盘分析和积极稳妥的考虑。

综合管理部门如果认为今年确实有必要借鉴1998年的经验，则要及时形成方案设计供决策最后拍板。而这里面的量值一定是要依据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既积极又稳妥地去确定。

2020年，我们的抗疫特别国债是1万亿元。今年疫情的实际冲击，总理说了，困难比2020年发生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那么至少是不是要发1万亿以上？同时，抗疫特别国债在管理上是不反映在赤字上的，但预算调整方案里边也会包括其他一些事项，可能涉及到对赤字率的调整。因此，一定要全面地考虑以后再作通盘设计。

我认为，是需要积极考虑做预算调整方案的。这对于实现今年的目标有重大意义。确实如前面提到的超预期情况，现在看全年如要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速，不出台非常之策就极难达到了，再又考虑到从短期运行衔接到中长期的保障速度量值的意义，我作为研究者，觉得应该积极稳妥地考虑今年作预算调整方案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