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诞辰150周年：最好的保护就是公之于众

10月30日，由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新书首发式。三部书稿皆为上海图书馆珍贵馆藏，系首次影印出版。

要知道，上海图书馆前身之一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参与创办，商务印书馆更是张元济的志业与心血。张元济之孙张人凤感慨，两家机构以出版的方式，向祖父诞辰150周年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献礼，意义重大。

“杨绛先生把钱锺书的手稿交给商务印书馆时，她在前言里有这么一句话：最好的保护就是公之于众。我想这句话也恰恰是张元济先生的理念。”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说，“张元济先生搜罗上等珍本，并不把它们藏着或作为私用，而是要将它们出版、公之于众。我们与上海图书馆也是继承了菊老的精神，所以才有了这三部书稿的出版。”

浓缩于尺素方寸间的翰墨盛会——《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评价张元济：“当过官，却没有官气；办实业，却没有商贾气；英文极好，却没有洋崽气；个性极强，却能克制；办事极多，却从不居功；身履膏腴之境，却始终淡泊持己。”

张元济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事既多，交游亦广。1956年10月张元济九十寿辰时，商务印书馆同人向寿翁故友旧交和社会知名人士征求书画诗文，以为贺礼。先后征集到诗文、书画作品一百十二篇（幅），精工装裱成《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两巨册，作为寿礼呈送寿翁。

在这群贺寿的群体中，既有与张元济共同经历清末二十年剧变的旧友周善培、余节高、商衍鎏、邢端、冒广生等，也有当时已担任中央政府领导职务的文化名人马叙伦、周建人、沈雁冰、胡愈之、沈钧儒、叶圣陶、黄炎培、郭沫若、陈叔通、邵力子等，还有与张元济共事多年的商务同人、中央及上海文史馆馆员。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看来，《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是一部大书，这部书能在张元济诞辰150周年的时候按照原样影印出版，可谓灵光再现，功德无量。

“张元济先生的一生是个传奇，他为保存中国文化精粹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早已彪炳20世纪中国文化史冊。”陈子善说，张元济全面开创文化事业，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乃至产生国际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所以对他的功绩的肯定，再怎样都不过分，因为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到新世纪，到下个世纪。”

“为庆贺他90大寿而留下的这部纪念冊，极具学术、文化和史料价值。有那么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学术专长的人来祝贺，有新派、旧派，有同辈、前辈、后辈，人人都出自内心真诚地来祝贺他的90岁生日，很难得。这样的文化著述不是普通的著述，对一个文化人能予以这样的肯定，好像后来就没有了。”陈子善认为，纪念册不仅是张元济先生广阔交游和毕生志业的生动记录，更是20世纪文人雅集的最后一次辉煌。”

尘封七十年岁月的校剧信札——《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在上世纪30年代末，“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重新发现曾引起学术界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关注。为藉流通以保存古籍，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张元济曾亲自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对“也是园旧藏”144种元明杂剧的借印出版。

上海图书馆所藏《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原分七册，即当时张元济或商务印书馆与郑振铎、王云五、袁同礼、李宣龚、王季烈、丁英桂、姜殿扬、胡文楷、蒋仲茀、瞿凤起、任绳祖、孙楷第、孙伯恒、王守兑及相关机构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之事的往来信札专集。起自1938年6月22日，止于1941年12月10日，记录了戏曲作品整理、校订、编印、出版、发行的全部流程，完整而生动地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出版的风貌。

此次商务印书馆将《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整理合并为六册影印出版，采用先全文扫描打印，再用打印件进行辨识整理。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共约470件信札。顺的时候我大约每天能够做10件，不顺的时候可能一两天、两三天都做不了一件。”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胡坚博士负责拟写各通信札题名，包含写寄时间、写寄者、事由、收受者、信札类别等信息，基本袭用原文之辞。《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书名题签则出自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之手。

据统计，《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已刊者仅20余件，换言之95%未曾公布，其中包括《张元济全集》及《郑振铎全集》未录者数十件。

这些信札不仅对戏曲古籍的校订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伊始直接而生动的记录，还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是研究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宝贵史料。

志痛国难的版本力作——《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

涵芬楼系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室，原藏古籍善本约三四千部，其中不乏宋元旧椠、海内孤本。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连同存藏大批古籍善本的涵芬楼尽毁于日寇侵略战火之中，近五十万册图书顷刻间化为灰烬。

不幸中的万幸是，张元济事先把涵芬楼珍藏的5000册宋元善本存放于上海公共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里，使得这些善本幸免于难。《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张元济在炮火劫余后为这批善本编撰的古籍书目，题名“烬余，所以志痛也”，于195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

这也是张元济最后一部古籍整理著作。据悉，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是存留了张元济修改、批注手迹的打字油印本，最终即以此发排付印。其著录的547部善本中，宋刻本（含元修、元明递修本）90部，影宋抄本22部，金刻本1部，蒙古刻本2部，元刻本（含明修本）87部，名家批校本72部，稿本17部，其余多为刊刻于万历前之稀见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经名家递藏之明清旧抄本。

稿本凡十册，依四库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十册皆经张元济统一修改。首册还存有顾廷龙为排印本手书篆文“涵芬楼烬余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手迹。与印本相较，稿本保留了成书过程的原始面貌，印本中因篇幅删去的众多版本信息在稿本中得以还原，读者也可见张元济所做的判断及其治学风格。

该稿本由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陈先行整理。陈先行认为，“烬余书”反映了张元济的“善本”观；作为一部极为出色的藏书志，《涵芬楼烬余书录》在版本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相距 ‘一· 二八事变’八十五年后的今天，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这部过往鲜为人所关注的《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固然是出于对商务印书馆创办一百二十周年、张菊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纪念，亦是以告诫世人铭记历史为首要出发点。而藉此机会对《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其版本所展开的讨论，攸关版本学的传承、发展以及古籍保护，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