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空间”中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

今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海内外学术界陆续举办各种研讨活动，国内出版界也纷纷推出关于《资本论》的各种读物。然而，“我们总是受到一种诱惑：试图用更加简便易懂的方式重新说明马克思的论述，以便把不熟悉的东西还原成熟悉的东西。对马克思的许多错误解释——既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也出自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植根于这种倾向”。大卫·哈维在他的《资本的限度》（ The Limits to Capital，张寅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9月，46页）中说的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并抵御那种诱惑和倾向。作为研究《资本论》的权威学者，哈维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研究的开放性、探索性立场，他个人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史首先是一部自由的心灵史和对所有资本与权力的压迫的反抗史。“在过去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复兴，这场复兴的标志是热情的争论和激烈的辩驳，再加上不少尖刻的批评。”（40页）哈维说的大约是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那时他和一群为了兴趣、享受和激情而研读马克思思想的朋友在一起，互相分享和鼓励。“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哈维在该书第一章引首语引用《资本论》第1卷中的这句话曾经是我们青少年时代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但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或是羞于引述这句话了，可能是因为“名言反感症候”。但是，读完全书之后我发现哈维前后起码引述了四次。

在我看来，该书的目的既非系统性地细致解读《资本论》，也不是系统性地揭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矛盾与危机，那分别是《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中信出版社）的任务；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思考与批判，更集中的论述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本的限度》显然有其独特的任务和意义。哈维在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建构了新的地理学方法论，但是这部对西方地理学界影响巨大的著作尚未表露出对社会政治实践的明显关注。1969年哈维到了美国之后，他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旨趣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系统地研读和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把空间形态与社会过程和社会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他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在完成了《社会公正与城市》之后，他决定要改进其中的一些论述，主要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决定性地陈述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过程”。（《资本的限度》导言，34页）他说“这一切使我大大远离了我最初关注的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奥斯曼（Haussmann）管理巴黎的详情以及随后巴黎公社的光荣和恐怖，巴尔的摩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和阶级斗争”。——这些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左翼地理学者对现代人文地理的重要贡献。虽说“远离”，但实质上的联系上更为内在和紧密的——城市扩张与殖民背后的资本逻辑。

根据哈维自己的概括，该书的论述结构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面七章从《资本论》最开始的关于商品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逐步前进，通过对资本、阶级对抗等矛盾动态的论述而引向资本主义的灾变性危机，“前七章按照这个逻辑概括并解释了马克思的论述”。（38—39页）然后“在余下的几章，我运用同样的逻辑手法将马克思的论述延伸到了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地带”。这些“地带”指固定资本、信用与金融资本体系、租金、空间格局中的资本与劳动生产、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等重大论题。哈维自己说，“我在最后两章试图着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空间格局的生产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必然是一种活跃的、建构性的环节。正如协作方法的改进、机器体系更加广泛的使用等因素一样，空间格局的形态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手段对于理解这些动态也十分重要。……由于积累是以这个概念为枢纽来运转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以它为中心并从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活力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670 —671 页）最后他得以构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相关的理论框架，由此而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研究的“空间转向”，甚至有评论者直接把这部《资本的限度》称作《资本论》的“空间版”。应该说，他把空间—地理视角作为发展性地理解《资本论》的重要框架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也是在80年代初具有洞察性的预言。这个预言性的文本在当代越发显示出其意义和价值——无论人们试图如何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福柯曾惊异于空间问题花了很长时间才作为历史—政治问题而出现，而使空间问题作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论述的重要论题而出现，在大卫·哈维看来则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在哈维的空间研究中不乏从经济和权力的角度对“自己的后院”和“别人的后院”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研究，然而他的这些差异性论述显然仍有很大局限。他于2004年在海德堡hettner年度讲座中所讲的“新自由主义的空间”（“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问题显然不适用于对中国“空间问题”的分析，尽管他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的第五章已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而且在近年频繁来中国访问讲学。或许空间问题的研究真的无法只在书斋和课堂上解决，如果没有在城市与农村的空间争夺中遭遇权力与权利、生命与资本激烈冲突的切身经验，没有在茫茫旷野中或城中村里的生存体验，任何区域性的空间理论很难不是灰色的。当然，在区域性差异之上的共同性还是存在的，就如哈维2015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会议上所说的，“当下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几乎在全世界都没有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保护并强化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寡头的权力。矛盾明确且尖锐。永远的连续增长绝不可能”。

除了应该在“空间地理”的视角中研究《资本论》之外，还可以在真实的舞台空间和银幕空间中重新讲述资本与权力的故事。2015年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有一新版块“剧场Arena”，在6个半月的展期内持续邀请艺术家在舞台空间中朗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策展人认为朗读《资本论》是有现实意义的。这届双年展以“全世界的未来”为主题，在当代艺术关注全球化资本与政治的背景中，朗读《资本论》虽然不无简单生硬之嫌，但是作为一种象征，让资本与政治相碰撞的声音回荡在当代艺术的舞台上，毕竟有某种深刻的寓意。更为吊诡的是，该活动由奢侈品牌劳斯莱斯赞助，由资本家赞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里也出现了大卫·哈维的身影，在艾萨克·朱利安的影像作品《资本》中他与艺术家进行了一场对话。杰瑞米·德勒提供的工业革命期间南威尔士工厂中疲惫的女工系列照片也可以作为工人阶级命运的一种视觉注释，当代艺术无疑可以在审美斗争的诗学中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就希望将《资本论》拍成电影，但他自己没有实现这个计划。81年之后，德国当代作家、电影导演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于2008年拍摄了一部片长约9个半小时的题为《来自古典意识形态的消息：马克思—爱森斯坦—资本论》的电影，开创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影片开始于爱森斯坦的《资本论》拍摄计划，从他的工作日记到传记作者对他的讨论，然后与马克思《资本论》密切相关的各种主题逐渐地在各种字体、图像、视频、音乐的相互缠绕和对话中涌现出来。这些主题的提炼当然来自克鲁格对《资本论》的理解和阐释，如商品中的人性特征与幻影特性、关于爱与情欲的经济学思考、关于全体劳动者的奴役与解放等，延伸到法国大革命与我们距离有多远，甚至出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改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克鲁格这部片子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他在片中反复讨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马克思）坚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大一上哲学课的时候也曾经和教马哲史的老师激辩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们是受《哲学手稿》和青年黑格尔的影响；二是他试图在自然史、身体史和情欲史中检验马克思对人性认识的深度，在所有已被证伪的原教旨规训之外发现那些不乏人性激情的弦外之音。2008年发表在德国《时代周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部电影用席勒或者荷尔德林的语言讲述马克思，用瓦格纳、诺诺和布莱希特的歌剧反映他，并丝毫不会让观众产生空泛的夸夸其谈的感觉。这部电影与瓦格纳和诺诺一起探究了马克思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和死亡。”（安德列阿斯·伊森施密特，见《重读〈资本论〉——以电影、艺术和戏剧解读马克思》（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2012年2月）有点激动人心的是第一部分末尾播出维尔纳·施罗特导演的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片段（第20章），歌唱演员和合唱团都装扮成爱森斯坦的影片《战舰波将金》里的海军士兵形象，他们唱着“我们是反叛者，我们会被射杀”，施罗特认为“像卡门所唱的：重要的是这醉人的自由时刻，这天空、这宇宙、这大地全都属于我，我不是附属品”。无需深究这些水兵与《资本论》到底有什么关系，正如大卫·哈维在“后记”所说的：“在仔细地研究马克思时，我们可以获得的最不寻常的见解或许正是思想错综复杂的流变性、新开端的不断创造——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如此。”（680页）让《资本论》在电影诗学中获得激动人心的复活，虽然很可能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但是符合马克思向往自由和反抗一切政治压迫的精神气质——在今天无论如何重新讲述资本的故事，这都是不应抛弃的精神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