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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国区总监:韩春雨撤稿事件不影响中国学者发表论文

北京科技报“科学加”客户端
2017-11-05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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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普林格·自然的中国区科学总监Ed Gerstner博士(图片来自腾讯)

11月4日下午,应邀参加腾讯WE大会的国际顶级科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的中国区科学总监Ed Gerstner博士,与媒体进行了交流,一一回应热点问题。

对于《自然》杂志收费过高的问题,他表示,“《自然》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需要找优秀的人才去办好刊物。同时,不同类型的期刊杂志会有不同的收费方式,定价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对于韩春雨撤稿事件,他表示,“他文章的问题是不具备可靠的重复性,其实所有的科学家都面临这一个挑战。文章写得越透明,提供的数据越是充分,论文可重复就会越强。”

Ed Gerstner博士还否认了韩春雨撤稿事件是否会影响中国研究人员在国外的期刊上继续发表论文的担忧。他强调,《自然》关注的是文章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作者是谁。

同时,Ed Gerstner博士还回答了中国青年科学家具备怎样的特点等问题。

据了解,Ed Gerstner博士在15年前进入科学传播领域,先后担任《自然》、《自然-材料》、《自然-物理学》和《自然-通讯》的编辑。2012年,他协助在上海成立了《自然》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办公室。目前,他们访问全中国超过一百所大学及研究院,搜集中国最先进的科学成果;指导科学家提高其研究的影响力;以及帮助他们在世界顶级期刊发表研究。

现场对话:

记者:您在从业过程中,接触了不少的中国青年科学家,您对于中国青年科学家群体有什么样的看法?

Ed Gerstner:我觉得中国科学界最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年轻科学家。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1年应物理所之邀,参加一个超导方面的会议。这个会议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参会的人都太年轻了,大部分都是30岁、40岁,但他们做得却是世界上最前沿的超导方面的研究。

另外,中国青年科学家也非常聪明,而且有充足的资源作为后盾。他们有青年人的活力,对新知如饥似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具备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好奇心。

现在,海归潮在中国也非常活跃,这也能够推动中国的科研事业不断地发展,因为年轻的科学家可以从国外带回最先进的思想。同时,中国本土培育的青年科学的创新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不过这个发展仍是一个早期阶段,在高影响力论文方面美国还是遥遥领先,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

记者:我们所知有很多医疗领域顶级的期刊,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医疗环境,并会开展一些中国的专题项目,《Nature》在这方面有没有多方位、多纬度的中国的战略布局?

Ed Gerstner:我们的中国战略就是本地化,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倾听本地的声音。从远处可以观察中国,听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是效果一定不会好。我们觉得最好在中国观察它的发展变化,倾听中国科研人员的心声。这么做,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中国的优势、劣势是什么,而且当中国科学家有了问题、困惑也愿意找我们,这就是中国战略。

记者:您刚才提到接触到许多中国青年科学家,他们和您接触到的国外科学家,最大的区别在哪?他们的科研环境与国外相比,有什么样的差异?

Ed Gerstner:中国青年科学家和国外青年科学家的区别?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有这么多中国青年科学家,很难将他们归纳。

其实,中国科学家和西方科学家的区别,更多与环境的差异有关。20年前,中国的科研院所,包括实验室有许多等级森严的体系。比如说,一个年老的科学家为整个机构定方向,中年的科学家定计划,下面的青年科学家再一步步实施。中国的等级化体系并不是中国特色,像欧洲、日本也是这样的。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年轻的科学家能获得更多的辅导。

美国不同于刚才说的情况,是比较分散化的方式,研究的人员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资金支持,可以自己定方向。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科研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海归多了以后,美国科研管理体制逐渐被带了过来,现在中国的科研体系更多是混合式模式的。

当下,中国的年轻科学家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充裕,但是可以说是压力山大,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比美国还要激烈。我们应该想办法适度地帮助青年科学家减压,要让他们保持一定的压力,但也不要把他们压垮。

记者:中国材料学方面近十年有很大的发展,您对于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现状有什么样的看法?

Ed Gerstner:我供职的第一个期刊是《自然》,第二个是《自然材料》,第三个是《自然物理》,第四个是《自然通讯》。现在我管所有自然集团旗下各种各样的期刊,所以,我要观察各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变化。

现在,中国材料学已经很强了,而且越来越强。材料对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应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材料是万物之本。什么都是材料做出来的,不管是能源、制造、医药、电子,还是工程,都是如此。目前,中国在材料方面并没有采取全面铺开的方式,而是围绕自己已有的优势不断增强。

我们编辑觉得像钢铁、合金这些东西已经很成熟的技术领域,不应该产生太多的创新型的成果,但是中国给我们惊喜恰恰就在这些领域,用中国的话来说——老树开了新花。

记者:要想当一个《自然》的编辑或者评审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Ed Gerstner:编辑和评审人员分工不一样。评审的知识水平必须要深,我们会找一个细分领域的专家,并要求他对这个细分领域了解非常深刻。因为他的责任是收到文章之后,看到这个文章涉及几个方面,他对他那个领域的一个方面要彻底进行审查、检查。

而编辑则要求知识面非常宽,因为我们的流程是文章过来后首先让编辑阅读,读完之后,他要对文章总体有一个判断,即文章的重要性如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哪些地方是始料未及、惊喜的地方?跟别的刊物发的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它在未来会让我们科技发展的方向发生哪些改变等等。

另外,我们在招编辑的时有一项要求——具备好奇心。因为我们希望编辑能够在他的好奇心驱动下,得到一个比较宽的知识面。所以,我在招编辑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在你的本专业之外,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会让你感觉到特别兴奋?

记者:几个月以前,韩春雨的文章从《自然生物》当中撤稿了,您觉得撤稿事件,会影响中国研究人员在国外的期刊上发稿么?

Ed Gerstner:不会有影响。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研究人员得到了不公平待遇?是不是要到《自然》发文章必须是大佬,或者说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并非如此,《自然》关注的是文章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作者是谁。

韩春雨文章的问题是不具备可靠的重复性,其实可靠的重复性对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世界上有很多高影响力的文章都难以重复。我们看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的地方,科学家在发表成果的时候不够透明、开放、详细,都会让其他的科学家得不到充分的信息支撑进行重复。而文章写得越透明,提供的数据越是充分,论文可重复就会越强。

所以,开放是问题的解决之道。韩春雨事件告诉我们要把开放落到实处,这样中国的科研才会做得更好。

记者:很多科研人员反应说发稿的钱不够,比如说在《自然》上发一个文章要5000美金,有一些科研人员表示承担不了,您对此怎么看?

Ed Gerstner:不同类型的期刊杂志会有不同的收费方式,定价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自然》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需要找优秀的人才,去办好我们的刊物。因为我们希望为社会、作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在发稿的时候,科研机构也许需要给予研究人员一些支持,我想他们也愿意这么做,以便使得科研成果能够在一个好的平台上发布。当然,我们需要共同研究,相对不太知名的高校,经费不太宽裕的机构,如何能够支持科研人员在理想的平台上发布成果。 

(原题为《发稿收费太贵?如何看韩春雨事件?《自然》中国区科学总监这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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