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狼”袭击为何频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

当地时间11月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萨瑟兰斯普林斯镇，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教堂附近调查。

2017年11月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死者年龄最小的为5岁，最大的为72岁。枪手为26岁的白人男子德文·帕特里克·凯利，在逃逸过程中死亡，其作案动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就在几天前的10月3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发生小型卡车撞人事件，导致8人丧生、10多人受伤。卡车附近发现的阿拉伯语手写便条表明29岁的嫌犯赛波夫效忠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纽约市长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起“特别懦弱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行为”。赛波夫2010年从乌兹别克斯坦来到美国，目前持有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10月1日晚，拉斯维加斯发生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枪击事件，64岁白人男子斯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在位于32楼的酒店房间向马路对面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开枪射击，造成至少58人死亡和近500人受伤。枪手动机至今未明。

短短一个月，美国就接连发生三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惨案。虽然凶手身份和动机各不相同，但无一例外都采取了“独狼式”（lone wolf）袭击。欧洲的案例也表明，近年来恐怖主义越来越多采取独狼式袭击。

所谓独狼式袭击，是指由个人单独实施的暴力行为，“独狼”往往受到外部组织的意识形态影响或激发而自我激进化，有些影响甚至来自非直接接触。

为何“独狼”式袭击如此频繁地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

在大众印象里，恐怖主义通常是指9·11这样的事件，即由一个严密组织——比如基地组织——通过精心策划暴力事件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这种组织有着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以及由各种专家支撑起的技术系统，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架构、制定计划、执行任务。

但独狼式恐怖主义不一样，虽然有明显的计划，但不算组织行为，个人特征明显，具体表现为个人发起、个人策划、个人行动。事实上，独狼行动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新的只是“独狼”这种叫法而已。英国利兹大学的学者Catherine Appleton将这种行为一直追溯至19世纪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哈伊尔·巴枯宁所鼓励的暴力行为。

巴枯宁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力主张个人向既成的社会秩序发起挑战，鼓励以暗杀等方式来达到颠覆政府的目的。在Appleton看来，个人式攻击行动在不同历史阶段会以不一样的形式出现，但内在机制保持一致。我们今天看到的独狼行动无非就是从白人至上主义、反政府主义、穆斯林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等各种意识形态资源中获取动能后的结果。区别在于，19世纪的激进思想通过书籍这一媒介建立起与个体之间的跨区域联系，而20世纪的媒介是广播、电视，21世纪的媒介是互联网。

独狼袭击具有作案动机多元不定（有的主张纯洁的基督教世界，也有的主张统一的穆斯林世界，还有的主张动物保护等）、作案行动难以追踪等特征，为我们的理解带来了一定麻烦。但通过案例追踪，我们依旧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点。

首先，独狼行动最严重的地方并非社会危机重重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是在诸如美国、澳大利亚、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这些地方相对来说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均收入高，虽然周期性的经济调整和就业浮动会给个人带来困扰，但完全谈不上有令社会本身瓦解的危机，所以按理说不至于发生这样的行为。

研究恐怖主义的澳大利亚社会学家Ramón Spaaij，通过比较发生在15个国家的独狼事件得出结论：美国境内的独狼事件最严重，在1968至2007年，美国境内发生的独狼事件占比为43%（Spaaij只统计了行动成功的案例）。根据马里兰大学学者Christopher Hewitt的统计，1955至1977年间，美国境内的恐怖袭击遇难者中，只有7%的比例死于无组织依附的个人行动，而在1978至1999年间，这一比例上升至26%。

第二，有不少“独狼”并非社会底层，有些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上层，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比如，2011年的挪威汽车炸弹案的行凶者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事发前曾于商业学院修习过商业管理，居住在挪威东部开办农场，从事农产品生意；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MIT枪击案凶手之一，20岁的焦哈尔·察尔纳耶夫，是麻省当地的一名大学生；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行凶者，也是个人收入颇高的白人男性。

“独狼”们的行为尽管极端，但大多不是冲动为之，他们往往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或信奉的理念，对于行凶过程有过策划准备（有些甚至相当周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动伟大光荣，将惠及一个更广泛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殉道”。

激进思想如何升级为激进行动？

殉道的行为起源于殉道的思想，激进的恐怖行动是思想激进化后的一个产物。纽约警察局的Mitchell Silber和Arvin Bhatt提出了从激进思想到激进行动转变的四阶段模型：（1）前激进化（pre-radicalization）；（2）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3）灌输（indoctrination）；（4）圣战化（jihadization）。但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时间的分配上并不平均。常见的情况是，前三个阶段经历的是一个稍长的演化过程，而第四个阶段是一个短暂的升级过程。

通过案例研究会发现，不少“独狼”都有不幸的过去，比如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心理创伤使得他们离间于大众社会，在对于社会的认知方面形成真空地带。当激进思想钻了空子，进入到这片真空地带后，思想激进化的过程就得以完成。

比如，曾参与暗杀瑞典插画家Lars Vilks（未遂）的美国人Colleen LaRose，3岁时父母离异，7岁至13岁之间不断遭生父强奸，后来成为妓女。她16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32岁的男人，没过多久离了婚，24岁时再婚，35岁时再度离婚。43岁试图自杀未遂。LaRose是在阿姆斯特丹旅游的时候，在酒吧里认识了一名穆斯林男子，之后开始对伊斯兰思想产生兴趣。她回美国后在网上搜寻各种有关穆斯林的信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自我认同和灌输的过程，构建了自己对于伊斯兰主义的想象。

2008年的6月，她在Youtube某个视频上留言，表示自己“极度渴望成为一名殉道者”。接着通过邮件等方式和其他极端主义者取得联系后，决定合谋对瑞典插画家Lars Vilks 下手，因为这名插画家曾画过关于穆罕默德的漫画。她曾对自己的一个亲密朋友坦言：“当我们的兄弟捍卫我们的信仰和家园时，他们就是恐怖主义者。好吧，现在我就是一名恐怖主义者，我为此感到自豪。”

LaRose经历了自我激进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非常隐蔽，以至于和她同居五年的男友对此毫不知情，说LaRose从未跟他提过有关穆斯林的任何事情。而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凶手Stephen Paddock在行动前，周围人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极端思想的迹象。

每一只“独狼”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从极端思想的形成到极端行为的实施这一过程几乎符合同一种机制。只要有机会离间于大众社会，任何人在信念意识上都会形成真空区，被外来思想入侵。Omar Haque, Jihye Choi, Tim Philips和Burstajn等学者在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西方社会青年会加入遥远的ISIS时，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一点：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造就了孤独感，为了填补孤独感，他们会不断搜索思想资源。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总会有各种不幸、各种心理创伤、各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这个意义上，独狼事件可以被视为“黑天鹅事件”。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独狼”袭击会更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

西方民主国家怎么了？

极端思想在社会中的走向，要么是衰落，要么是升级。其中的升级有两个走向，一是形成暴力行动直接释放，二是公开化之后形成组织，通过正规渠道挑战现成秩序。但是，在民主国家中，极端思想升级后的走向多半是变成直接释放的独狼行动，而不是组织。

首要原因是成本。Courtenay R. Conrad、Justin Conrad和Joseph K. Young三名学者引入了“受众成本”（audience cost）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受众成本会更高。极端思想者处在民主国家的边缘，在政治光谱上要么是极左，要么是极右，在人群中占比很小。为了吸引同样数量的听众——相比于靠近政治光谱中间的人——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并且极端思想者往往信奉某种理念，认为社会需要根据自己的理念做出某种改变。但在民主国家改变政策需要承担很高的组织成本，即建立团体不停进行游说。从这点上来看，极端思想者升级为独狼，是因为效率原则使然。要知道，他们渴望的是短时间内的成效斐然。

我们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近年来的美国极端思想发展就能发现，极端思想会形成短期社会运动，有时甚至是暴力冲突，但从社运团体发展成组织的情况几乎没有。因为社会运动周期较短，靠情绪就可以调动，但是建构组织需要严密的计划，需要长时间的有序运营。这跟创业一样，赚一两次钱容易，但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并不容易。

第二，预期回报比较大。从效果来看，极端思想者也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动用恐怖主义，一来是因为这种行为能够快速地引起曝光，二来是能快速地与政治决策者建立起联系，令后者看到问题所在。

但在独裁社会中，这种“个体通过暴力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无论言论空间还是信息渠道都容易被垄断，即便采取了独狼行动，媒体上的舆论也能被快速熄灭、切断。对极端思想者来说，在非民主社会中，暴力殉道不划算。

第三，土壤缘故。极端思想即便在民主社会中升级为组织，也无法长期生存下去，因为组织的生存依赖于和外部社会进行频繁的交互，交互会改变极端组织的内部生态以及总体走向。

在一些专制国家里，极端组织可以通过犯法获利、独裁政府的支持而保持自己的一致性，但在民主法治国家里几乎不可能。即便是更容易被社会容忍的黑帮团体为了生存下去，也会慢慢演化成以干合法业务为主的社团，更不用提极端组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基地组织只能在发达民主国家发动恐怖袭击，而无法通过在这些地方建立分部来拓展自己业务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极端诉求在民主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制度程序的方式获得满足，因为他们要的并不是吃饱饭、多点钱这些基本必需品，而是一些诸如建立单一的基督教/穆斯林世界、消灭异己这样的想法，这与民主国家多元共融的制度及文化底色相悖。虽然极端思想者在自我激进化以前可能会因为缺乏基本的物质满足而离间于社会，但是一旦在意识上圣战化后，他们的诉求就变得宏大，充满弥赛亚主义的色彩。

所以，总体来说，西方之所以会发生独狼事件，可能恰恰就在于极端思想无法有效构建恐怖组织而被选择的一种“捷径”。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好事，而是说，它的发生背后有系统机制在起作用。除非整个民主机制颠覆，否则“独狼”不可能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