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评《百年战争简史》︱英格兰是如何失去欧陆的

柳展雄

2017-11-11 10: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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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简史》
英国政治以中庸保守闻名,辉格史学家一再强调光荣革命的不流血本性,革命不是狂飙突进,而是守旧之举,守护英格兰的“古老的自由”(Liberties),爱德华三世执政期(公元1327年-1377年)正是其古老自由的黄金年代。
无地王约翰之后的历代君主均要重新签署《大宪章》,与臣民誓约,爱德华制定了六份法案,确认了这份文件的效力。西敏寺议会定期召开,尤其是1376年的“贤良国会”,平民代表敢于斥责庙堂衮衮诸公,弹劾权臣。
有限君主制并不专属于英伦三岛,而是封建主义欧洲的普遍常态,德意志、法兰西、波兰都有各自《大宪章》式文件,爱德华三世执政的年代,同时也是波兰贵族共和的全盛期。命运的转折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中世纪的城堡、骑士精神殒灭,君主的权威急剧扩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仅有英格兰保持了珍贵的“古老的自由”,波兰那种贵族共和被世人笑话为最软弱无能的政体。
直到二战之前,宪政的岛国面对君主专制的欧陆,产生道德优越感,这是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的源头之一。英格兰不许任何雄主企图独霸欧洲,击碎了西班牙查理五世、法国拿破仑的大一统梦想。
最后一个尝试兼并列国的人——希特勒死后,欧洲恢复了自由,英国人讶异地发现自己并不独特,司法独立、人身自由等权利成为各国的标配,孤立政策失去了意义。新时代的格局仿佛回到了中世纪,英格兰回归为欧罗巴大家庭的普通一员。
然而,介入欧洲事务的英国比孤立主义的英国,同样令欧洲人感到头疼,1960年代英国拉拢奥地利、丹麦等国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跟法国主导的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分庭抗礼,就如同中世纪的英国深深地卷入欧洲事务,与瓦卢瓦王朝法国一决雌雄。
英国王室本身就源自于欧洲大陆,1066年威廉一世跨海进行了“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原本位居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公爵,在各种机缘巧合下获得不列颠的王位,后继诸王无不打算重返欧陆。诺曼王朝带有外来寓居政权的色彩,类似寄居在蜀国的诸葛亮时刻想回到中原。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婚姻继承,王朝世袭转入金雀花家族,他们丢掉了诺曼底,获得了阿基坦,这块土地是吟游诗人的大本营,是骑士爱情文学的发源地。等到了雄才大略的狮心王时期,他占领法兰西的半壁江山,比法国国王的领地还要多;再等到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人仅存留阿基坦的沿海狭长地区吉耶纳(Guyenne)。
吉耶纳贡献了远超过自身体量的经贸财富,波尔多有味道上乘的葡萄酒,比斯开湾有丰富的鱼类,加斯科尼草原盛产良马。吉耶纳一地的物产税收能抵得上整个英格兰,是爱德华三世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爱德华三世
正如作者苏厄德所言,跟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吉耶纳更是大不列颠王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地人不讲法语,吃英国进口的粮食长大,一个诉讼人若对吉耶纳法庭的判决不服,还可以去伦敦上诉。
中世纪一块采邑封地可以随着婚姻,从一个家族转手到另一个家族,根本不存在割地辱国的概念。吉耶纳遵循英国制度,手工业者、农民世代相袭都是自由人,他们不必为拥有的财产而承担义务,并且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世代相传。这样的权利在法国其他地方罕有,所以在战争中,他们对法军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当巴黎试图吞并这块国中之国时,百年战争开始了。从现代民族主义视角来看,战争性质是法国维护主权,抗击英国外敌侵略,但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只认为这是两个王室的霸权争夺,是狮心王以来重返欧陆的一贯战略。
如果要讲道理,爱德华三世甚至更占上风,他是法国公主的儿子,而瓦卢瓦家族仅是王室的一个旁支。当卡佩王族的男性绝嗣后,流淌着王室最后血脉的爱德华有理由讨要继承权,而瓦卢瓦家族抬出“传男不传女”的法典规定,登上王位。
爱德华的出色战术,令同时代的武士和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拜服,远射程长弓配合近距离骑兵冲击,几乎天下无敌。长弓射出的利箭遮蔽了战场,也遮蔽了学术研究,现代人谈起百年战争,全部集中于长弓和三大战役,克雷西、普瓦捷、阿金库尔,英国人打了一次次漂亮仗,这些战役都载入史册,值得当作军事教科书范本案例。
本书也不例外,正如书名《百年战争简史》透露的那样,内容提纲挈领,简明该要。作为简史,作者无法面面俱到,谈论当时的经济商业、宗教文化民俗,苏厄德留出了大量篇幅,描写战事具体进程。
黑太子爱德华脱颖而出,成为百年战争前期最耀眼的将星,他在克雷西战场经受了法军十四次冲锋,在普瓦捷俘虏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他是嘉德骑士团的领袖,衣着黑色盔甲的战神。
但是决定胜负的地方不在战场,而在后方的议院。爱德华三世为了填补军饷,卖掉了他的王冠,并且通过国会征收了约翰王之后最沉重的一笔赋税。这支部队的规模仅次于狮心王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他们在军事上失利,通常是出于经济原因。1340年国王包围了法军主力,却因后援不足退兵,他回到伦敦后,把怒气撒在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身上,因为主教干事不力,没能收拢财税。
任何一个强人都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手段,运用战时独断权收拾政敌,关键时刻,英国的宪政机制起了作用,未经议会的审判不具有司法效力,爱德华只好悻悻然释放主教。
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优势在于,没有一股力量能独大,国王、大贵族、教会、自治城镇互相牵制,英格兰的宗教事务统属于罗马,财政仰赖佛兰德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银行家,由于未能及时偿还战争债务,有三位英国伯爵遭到扣押,爱德华三世苦口婆心才说服债主释放他们。平民在军事上的地位凸显,没有农夫出身的长弓兵,贵族骑士不敢在没有弓箭后卫的情形下冲锋。角逐欧陆的战争,往往推动国内的大众民主进程,匹夫“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血汗挣得公民权,拿破仑战争之后有宪章运动,一战之后有全民普选。
法兰西在十四世纪之前的政治生态,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差别无多,战争改变了路径。表面上普瓦捷败绩后,国家元气大伤,实际上君主获得了机遇。两千四百二十六名贵族阵亡,一个大主教、十三位伯爵、五位子爵、二十一位男爵、两千个骑士被抓,世家大族因而衰落,再无力量跟瓦卢瓦王室抗衡,中央集权进程加快了,寒人上台,填补官职空缺。统帅迪盖克兰就是典型的草莽豪强,他善于伪装、用间、金弹攻势,对俘虏折磨,在“神圣休战”期间发动奇袭,不讲骑士精神,手段虽然卑劣但很有效。
经过大溃败,王权大而不倒,撑了下来。智者查理深谙帝王术的妙用,依靠布尔乔亚充值军费,再用贵族镇压巴黎市民的反抗,但对贵族从未真正放心过,把军权交给了迪盖克兰等底层出身的骑士,反败为胜收复了大部分国土。
爱德华父子没有这么多小心思,他俩能够“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善于在国会的财务议题上斤斤计较,财权放手给内行专业人士,只要他能保证“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代价则是开征苛捐杂税,重担压到底层贫民身上,中国帝王里唐玄宗跟爱德华三世酷似,前半生励精图治,晚年昏聩,沉溺于女色,足够幸运的是,爱德华在变乱爆发之前死去,保住了明君的声誉。
重税引发了泰勒叛乱(Wat Tyler's Revolt),这场叛乱的意义被自由派史学家夸大了,民众确实对朝政不满,但还未到改朝换代的地步,瓦特·泰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斩除少年国王理查德二世身边的佞臣。在停战和谈期间,泰勒那双粗糙的手掌握住国王的纤纤玉手,诚恳地说:“尽管放心,我们会成为好伙伴。”结果谈判破裂,伦敦市长一剑刺死了起义领袖,英国历史上最暴戾恣睢、奸邪诡诈的君主登场了。
朝廷最初向起义的农奴颁发了特许状,允许他们赎身为自由人,理查德二世撕毁了文书:“你们是农奴,将来也永远是农奴。”历代先王崇尚简朴,与民同乐,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德都展示亲民作风,爱德华三世曾乔装打扮成普通人出席比武大会,甚至连贪蠢的无地王约翰都过问最低贱臣民的案件,为民主持公道。理查德却深居宫中,规定各种繁文缛节,过去臣民称呼英格兰国王为“主公”,理查德启用了“殿下”“陛下”这样的尊称。
这是对巴黎宫廷礼仪的模仿,理查德颇为欣赏法兰西的典章制度。战争的最大恶果显露出来,每当不列颠国王卷入欧洲事务,就会发现对岸的君主制更加精美、完善,后来的亨利八世、查理二世均从欧陆引进绝对君主制。
议会要弹劾宠臣萨福克伯爵,理查德宣布,他不会因为议会的请求,解雇哪怕只是一个御厨帮工。西敏寺后来发出诤谏信,理查德回复道:“国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假设国君有能力再度征讨法国,议会构成不了阻碍。约翰王被贵族背叛不是因为他横征暴敛,而是他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地,暴露出自身才干低劣,遭到臣下轻蔑。理查德比约翰王还糟糕,甚至连战斗的尝试都不敢做,任凭法军反扑,格洛斯特公爵曾劝诫:“陛下,您在考虑放弃祖先的土地前,至少应该先冒次危险,从敌人手里夺取一座城池吧!”
自由派史学家把第一次入侵法国战争的失败,归结于民众的厌战情绪,事实恰恰相反,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一个牧场放羊的农奴当兵之后,可以在战场的死人身上搜刮财物,俘虏一个骑士获得高价赎金,或者干脆劫掠法国村民。作者苏厄德举了不少例子,一个叫索尔的诺福克郡农奴参军后,成为加莱附近要塞的长官,获得骑士爵位;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他是家里次子没分到一块土地,在战斗中一路高升,最后娶了一个意大利公爵的女儿。
苏厄德打了个比方,战争是一场大型全民彩票,有中奖翻身的,也有终年穷困潦倒的,但至少人们愿意搏一搏。靠着对战利品的渴望,英国在1415年重启战端,此时的国王为亨利五世,他的父亲废除了不得人心的理查德,亨利四世而非奥兰治的威廉,成为不列颠第一个通过议会产生的国君。按照辉格史学的观念,英格兰人自古以来就拥有自由,只不过独出心裁的暴君不断创造出驭民之术,才对自由构成威胁。
亨利五世
国会的慷慨解囊是新君受欢迎的最明显标志,伦敦商人争前恐后地献上家财,用作军费,从十便士的小额捐款到两千英镑的巨富赞助不等。亨利五世在后勤组织方面比爱德华时期更加有效率,由于后勤管理混乱,爱德华父子的部队就地压榨百姓,以战养战,引发了法国人的痛恨,吉耶纳原本对英王忠心耿耿,却因赋税增加,而倒向了智者查理。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若想成功征服欧陆并非不可能,直接占据法兰西的北方地区,承认南方诸公爵的独立地位,让瓦卢瓦王室沦为丧家之犬,亨利五世便是这么做的。与百年战争前期互不协调的袭击相反,他打下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从一开始,亨利就决心以法兰西合法国王自居,要常驻在他所征服的国土上。
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的统治秘诀是尽可能下放事权,在印度他们通过土邦王公来治理国事,间接统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这个年代。当吉耶纳仍属于英王领土的时候,仅有几个高级行政职务(总督、波尔多市长、堡垒司令和治安官)由英国人担任,其余官员由本地人充任,而且几乎没有英国领主。亨利五世占领诺曼底后,继续实行间接统治,诺曼底保留自己的三级会议,跟西敏寺的英国议会分属两套班子。
无论是治国谋略上,还是战斗纪律上,亨利五世远超黑太子、狮心王,阿金库尔会战前,部队已经四天未得到伙食供应,而且淋受大雨,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世纪的英军,很可能士气溃散,亨利五世的正规军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在一比三的兵力劣势中,仍击败了法军。
亨利在史册中留下与其功绩不符的低知名度,自有其道理。黑太子俘虏法王约翰二世后,亲自端着饭菜招待他,并且称颂约翰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在回伦敦的进城仪式上,黑太子把高大的骏马留给了约翰,自己骑着小马。战败者以凯旋胜利的姿态获得对手侠义相待,仅有南北战争中格兰特对待罗伯特·李的举动可相媲美。爱德华为人豪迈,甚至做出不理性的举动,有次俘虏了迪盖克兰,打算囚禁他到死。迪盖克兰嘲笑说,黑太子怕以后在战场上会败给他么?
于是交付赎金后,这位最狡猾有智谋的法军指挥官被放走了,这么简单的激将法能奏效,只能证明爱德华的豪情冲动,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在政治联姻通行的年代,黑太子为了爱情,娶了一个没有嫁妆的寡妇。1376年“贤良国会”召开时,爱德华染病浮肿,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即便如此,各派系仍在寻求他的奥援。
相较之下,亨利五世缺乏侠道义气。亨利命令俘虏伺候自己用餐,在围攻鲁昂,副主教站在城墙上宣布对亨利五世绝罚,城破后亨利用铁链栓住这家伙,终生囚禁。亨利占领巴黎后,斥责了法国元帅让·德·里拉当,因为他胆敢在回话时抬头直视自己。
这类人锱铢必报,重实利而不慕虚名,注定能取得更大的业绩。阿金库尔战役胜利后,《特鲁瓦条约》签订,法兰西王位和三分之一的国土拱手让人。法国历史在丧权辱国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条约程度的,只有二战时期向纳粹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法国最大的诸侯勃艮第公爵悲观地认为,军事上英国人不可战胜,屈膝投降,情形如同二战时期贝当元帅认为德意志国防军不可战胜。
疾病意外地夺走了亨利五世的性命,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胜利。他和法国公主生下的亨利六世,在大教堂涂油加冕,英军占据了首都巴黎,《特鲁瓦条约》获得三级会议的通过,巴黎最高法院取消了王太子查理的继承权,从任何角度来说,亨利六世都是法兰西的合法国王。
身形肥大,面色红润的贝德福公爵担任摄政王,监理朝政,他执政前七年气势如虹,执政后七年呈现土崩瓦解之象。战局的逆转不能归咎于他,尽管贝德福公爵担的将才稍逊一筹,但也称得上优秀,在维尔纳伊战役,公爵挥舞双手战斧,勇往直前,迫使法国王太子再也无力对抗。
追击王太子查理,将其一举歼灭,是英军唯一的取胜之道,由于贝德福的小心谨慎,瓦卢瓦王室逃出生天。南方的奥尔良公爵党派,发出尊王攘夷的号召,成为最坚定的主战派。北方战线上,英法互相拉锯,依靠勃艮第公爵的“皇协军”,贝德福公爵勉强稳住阵脚。
诺曼底是英政府大力建设的模范合作区,许多法国贵族抛弃了庄园领地,官员鼓励盎格鲁撒克逊农民迁居到诺曼底,但是英国本身人口稀少,拓殖计划胎死腹中。贝德福公爵是高层里罕有的亲法温和派,真诚地相信一个“盎格鲁-法兰西”国家能建起来,巴黎名流拜服于他的怀柔政策。
然而人力、财力资源都聚集在查理的阵营,南方未遭战火摧残,人丁兴旺。英占区的财税收入至多三十万锂,而查理的潜在收入为其五倍,由于管理简陋,王太子生活困窘,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换而言之,他蹲在聚宝盆上不知道怎么使用,雅克·科尔建起了一套财政署,作为科尔贝(路易十四的重臣,重商主义之父)之前最擅理财的官员,雅克征税严苛而高效,在后方支援圣女贞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西敏寺议会照旧在军费问题上抠门,迟迟不拨款,贝德福公爵又不愿加重占领区的赋税,饱受财政困扰,没有多余钱去笼络四境诸侯。勃艮第公爵每年获得伦敦的五万英镑津贴,作为联盟的报偿,当金援日渐减少后,他对英国日渐不满,再度变节,投向了王太子查理。
再也没有一个误判比这更严重,没有英国的离岸平衡手,夹在法德边境之间的勃艮第公爵领地必然不能维持独立。鼠目寸光的伯爵选择短期利益,永久错失国运,百年战争结束后,他的儿子致力于抵抗巴黎的吞并,最终人死国灭。吉耶纳人的命运别无二致,他们刚刚落入法军手中,就感到祖国的税务官比英国兵更可恨,民众徒劳无功地发动起义,接着被扑灭。
大势已去,英国人不可谓不勇敢,直到战争末期,公认一个英国兵能抵得上两个法国兵。但是法国有了火炮、爱国大义,以及高效的中央集权机构,英王不敢肆意加税,而法王敢,所以他赢了。十四世纪的英国人,还不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他们还没学会如何熟练地统治一个大帝国,百年战争是他们交的第一笔学费,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百年战争,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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