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国际电影展：三位女导演对残酷创伤后的温柔表达

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三位女性导演的电影：中国导演赵婷的《骑士》、中国导演文晏的《嘉年华》、波黑导演阿依达·贝吉奇的《不要离开我》，在参展的众多电影中，得到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三部女性导演作品呈现出来的无意识的相似性，让人意外。三位女性导演都在作品中讲述“创伤及创伤后的故事”，都展现出对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也都未对问题本身给出自负的解答或光明的未来，甚至都有着一丝“反鸡汤”的气质。

“当我去过世界上越多的地方，我就越发现，比起差异性，更多的是相似性。”阿依达·贝吉奇在采访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相似的创作初衷：“他们”必须被看到

《不要离开我》，聚焦背井离乡逃亡土耳其的叙利亚战争孤儿，在异乡艰难的生活。导演阿依达·贝吉奇本人也曾在少年时经历了战争，对她来说，“几十年前，我就是这些孩子。”成年后，她的电影作品探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阴影，《初雪》《萨拉热窝的孩子》等作品都获得国际声誉。关于战争，相对宏观视角的政治化表达，她更善于用微观视角看待创伤和战争。

“亲历战争是非常艰难的，前一天你还是个孩子，第二天你就要强迫自己成长，面对死亡。这让我对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群更加敏感，更能感同身受。我经历过，我知道这有多糟糕，同时我想把它分享给更多没有经历过的人，让他们知道这有多糟糕。”在采访中，她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

赵婷导演的作品《骑士》则是讲述美国印第安自治区年轻牛仔的故事。“他们看起来像是白人，实际上也是印第安人，有很多混血。我对这一群体很有兴趣，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上是很矛盾的，印第安人的真实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他们颠沛流离，很容易受到伤害。”赵婷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电影中的年轻牛仔，从事危险的骑牛表演，受重伤后一度消沉，也失去经济来源。据赵婷表示，故事来源于主演的真实经历：“两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真的受了伤，在恢复的过程中和我聊了很多他的心境。片中手机上的那段视频也真的是他受伤时的视频。片中他的妹妹也是他生活中的妹妹，也确实有自闭症。我的剧本一开始很短，只有55页，大概是一个大纲，后来我不断跟他磨合，一起完成了这个故事。”在赵婷的故事里，印第安自治区年轻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值得关注。

至于《嘉年华》，则起源于导演文晏几年前看到的社会新闻：“当时看到了一些儿童被性侵的新闻，很受触动。”故事中，被性侵的问题家庭少女，离家出走打黑工的少女，都是屡见于报章的弱势群体。

三部电影，三种人群：叙利亚难民孤儿相对于土耳其，年轻印第安牛仔相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受害少女相对于男权社会，都是主流世界的“他者”，是缺乏话语权的弱势个体。“为他们发声”，看似是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却也是切实的个体需求。在阿依达·贝吉奇看来，女性先天比男性善于“共情”，善于体察他人的感受和需求。这种与弱者“共情”的能力，也许与世界各地女性在历史长河中长时间作为“第二性”的处境有关。因此，女性导演在表现个体困境与命运时，总比大多数男性导演显得细腻精确。看到这个群体，通过电影让这个群体为更多人所知，却又不让叙事流于刻板印象的“被代表”，这是几位女导演的杰出之处。

相似的全球视野：悲剧属于全人类

阿依达·贝吉奇，波黑导演，赴土耳其拍摄叙利亚的战争孤儿；赵婷，中国导演，在美国拍摄印第安牛仔的故事；文晏虽然讲述的是本土化的故事，电影中一些意象的选择表达，也屡见西方文化的痕迹。而难民问题、年轻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儿童性侵，都是近年来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三部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呈现了全球共通的悲剧性故事，而几位导演本身的创作经历也能看到全球化视野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这一特性，首先源自于全球化的影响，在这个世界越发扁平化的时代，社交媒体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太阳底下无新事，不同文化的特异性在被全球化经济浪潮渐渐吞噬，“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或个体能否存续的基本能力。差异性无限缩小，同一性无限放大。个体的悲剧，通常能够映照全人类当前的境遇与危机。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鸿沟，是因为我们把对方当成他者。其实我们是一样的人，有着一样的痛苦。如果你抱以更开放的态度，你会看到文化与文化、人与人之间更多共通之处，那种隐性的深刻的联系。”阿依达·贝吉奇如是说。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女性导演，拥有更强的表达能力、更多元的文化视野。她们天然地比她们的前辈，更能适应这个电影创作与制作全球化的时代。

相似的治愈底色：残酷创伤后的温柔表达

对于悲剧性题材的把握上，三位女性导演体现出相似的温情脉脉。

“生活虽然苦难，但不代表没有光彩的时刻。”在《不要离开我》中，游荡在土耳其小镇街头的叙利亚少年们争抢游戏机时，与朋友打闹时，聊起梦想时，与普通孩子并无二致。导演对他们的描绘始终带着温存和不忍，哪怕片中最惨烈的场景：流浪的孤儿溺亡河中，从头到尾没有特写，没有过度煽情，只有曙光洒在河里漂浮的小小红色身影上，不远处有鸽子起落。

“很多人一听战争孤儿，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刻板的、黑暗的题材，但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痛苦中的梦想、美、眼睛里的光。痛苦是一体两面的，某个人事物让你有多痛苦，也许你就有多爱它，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阿依达·贝吉奇说道。

《骑士》里的温情，则以一种东方式的“丧文化”呈现。如果作为一个典型的西部牛仔故事，年轻的牛仔应该在伤后历经磨砺，浴火重生，在全片结尾来一次华丽的回归赛场，夺回荣耀。或者干脆死在赛场上，为不堪庸常生活摧折的青春留下最残酷刺眼的注脚。但在《骑士》里，赵婷为主人公选择了第三种结局：在赛场前转身退缩，回到安全的生活中。这一转身，让这部非常“美国“的电影蒙上了东方色彩。在与命运战与不战之间，选择不战并非耻辱。吞咽痛苦，忍受庸常，接受失去，本身已经是巨大的勇敢。选择平凡生活，并不比选择梦想荣耀简单，后者也不比前者高贵。这样的叙说，才是真正地站在了受过巨大创伤的人的身边。

同样是创伤后，文晏为受害少女选择了一个有家人真心爱护陪伴的未来，为倔强的黑户少女，打开了自我觉醒的门。片尾，少女逃离小混混们的掌控，骑上电单车一路前行。和片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玛丽莲梦露的裙摆一样，少女白色的裙摆飞起在空中。然而前者是男权社会中被意淫与伤害的女性的象征，后者却飞扬在奔向自由与自主的未知道路上。

三位女导演对于悲剧的讲述，都有对社会和他人的犀利讽刺与无情批判，但回归到个体，姿态都是既温柔又悲悯。三者好像都在说：对残酷的生活别抱英雄幻想和被拯救期待，这个世界罕有奇迹，你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在巨大的创痛后，忍耐，然后试着遗忘，然后以细微至不足道的快乐作为支撑，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