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选后已幸存一年，但又如何幸存于席卷而来的大众主义

大众主义（populism）从未远离，相反，它和我们形影相随。或许，对大众主义的评价应当首先戒除某种无来由的憎恶或者轻蔑，因为这些情绪都可能会带来姿态的居高临下和判断的以偏概全，面对这个很可能和现代社会共存共生的意识形态，人们需要多一些冷静和审慎，看看大众主义者们在当选前说了些什么，在上任后做了些什么，由此想想他们该如何被应对。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如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扬·维尔纳·米勒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作品《什么是大众主义》的主要内容。

《什么是大众主义》时，大众主义在匈牙利、土耳其等欧亚国家再次抬头，这展现了米勒这位政治理论家的某种忧思。他的三个学术故乡，德国、英国和美国，似乎也无法在大众主义潮流面前独善其身。没想到这几乎一语成谶。在书稿付梓之际，从欧洲到北美，大众主义的浪潮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大众主义不再是作为平静生活搅局者的异数，反而要成为在震荡和不确定中曲折辗转的现代生活的常态了。

今年11月8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一周年之际，米勒驱车来到六十公里外的宾大博物馆举行讲座，推介自己这本在美国没有抢上头条的作品。 显然，此情此景之下，话题的所指已经非常清晰，隐含的内容尤其让人遐想。

尽管宾州是2016大选中特朗普总统抢下的摇摆州之一，而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然而常春藤盟校的学者和学生中仍然不乏持自由派立场者，比如对于经济停滞局面，他们往往倾向于进步主义的改革方案，对于社会和文化议题，则往往采取更加宽容和多元的态度。正是为此，宾州的选情和川普的校友身份仍然是令很多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两个事实。

大选一周年之际，笔者的一位自由派的朋友就来信诉苦，“很难想象我们竟然已经在大选后幸存一年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话题如此引人注目，足以让博物馆的观众厅座无虚席。观众们的预期写在脸上，他们希望米勒对新书出版后发生的这些政治现象做一回应或评论。

中国读者其实对于米勒并不陌生，他的作品《危险的心灵》《另一个国度》《宪政爱国主义》等在中国流传广泛，反响亦多。事实上，米勒本人不但是优秀的学者，也是立场鲜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荧屏和网络上露面不少，也精通公共演讲的技巧。这次讲座，他的造型也是一如既往地优雅，基本符合美国观众对欧洲知识分子的期待：灰丝巾围在颈上，有框眼镜后面露出深沉的眼神，流利、准确但有德国口音的英语。米勒整场的表现松弛而自然，在舞台上往复踱步，时不时地还会通过播放视频调整节奏。围绕这部作品，讲者开始逐个点破观众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讨论大众主义， 破题自然在大众主义的界定上。米勒认为，从大众主义者的表达中，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界定这种意识形态，首先是社会立场上的反精英主义，其次是价值取向上的反多元主义，最后是对代表制的道德化主张。前两个角度分别代表了大众主义者对民主的实质性立场和民主的价值性根基的追求，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少数精英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就纵容他们把握权力；不能因为异质文化得到容忍，就容忍多元主义成为政治体的价值主张。

在此之外，米勒更加强调他的第三点归纳，即大众主义者也是道德化政治的主张者，他们鼓吹道德化的、符号化的主张，而非可验证的、具体化的诉求。比如，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全部的人民大众，由此排除了其他代表制体系的候选人。再比如，他们诉诸更为大众传播青睐的符号化的主张，而不管这个做法是否可行。说到这里，米勒对台下的众人说，你们和我同样了解这些主张是什么，大家会心一笑。

值得注意的是，米勒反对以“乌合之众”来评价选民心理，进而否认代表制的立场。他并没有觉得多年前一度盛行的心理解释在评价大众主义方面有现实力量，相反，这不过反映了某些精英主义者倨傲自负的惯习，他们觉得自己具有某种智识上的优越感，能够更加从容理性地去处理选举政治的挑战。正如他在什么是大众主义这本书中所说的，“自由精英们通过把普通大众排除到自己的旨趣之外，排除了自己的民主理想”。同样的，面对某些精英主义者所谓“不自由民主制”（illiberal democracy）的这种把自由和民主对立起来，进而质疑人民群众的做法，他也非常直率地表达了反对。在他看来，民主制的问题不过源于“有缺陷的民主制”而已（defective democracies），不能为此就直接转入对精英主义的鼓吹。在现实社会中，大众主义者的做法恰恰是中断民主制度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进程，进而用一种道德化的国家观念压制可能的反对声音。

说到这里，米勒也给出了他应对大众主义的方案。在他看来，不能简单将大众主义驱离政治场域的方式，进而对大众主义者所指出的社会病症熟视无睹。他的主张更加接近于“有距离的回应”的方式，以不同于大众主义者的议程解决大众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在美国的情况中，可以通过将经济问题单独处理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经济焦虑，从而避免将经济困境归咎于文化问题的偏颇做法。 再比如，在欧洲的情况中，应当重视制度设计中为防止重蹈历史覆辙而有意为之的矫枉过正，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剧民众对技术官僚的反感，从而基于对行政国家的厌恶而祸及民主制度本身。

演讲后，笔者跟米勒探讨了一个既旧也新的问题，即大众主义是否会与跨国金融资本分道扬镳。在欧洲和美国，大众主义者对于产业经济的态度都是非常矛盾的，选举中，特朗普就把领土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放在对立面，胜选后又联合本国大企业主形成利益同盟并要求其提供就业机会。这些所谓的大企业主的国别身份正是全球化机制的暗度陈仓，他们仍然在利用离岸机制、国际汇兑等一系列的全球手法来经营运作。对于这个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大众主义者和跨国资产经理人在完成某种沉默的合谋，这种大众主义的反全球化呼唤，无非为跨国金融运作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罢了。

米勒有保留地赞成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至今对此的讨论也并不足够。然而，他也指出了这种角度可能导致的过度强调经济因素的偏颇。在他看来，特朗普选战前后对华尔街的表述乃是为了迎合美国文化中反对职业主义的倾向，某种程度上，大众主义者的“伟大美国”图景中，主线是自负盈亏、凭借个人信用和辛苦劳作来赢得财富和地位的小企业主，而教育良好、谈吐不凡，依靠专业知识壁垒和行业认证而大发横财的律师、会计师群体，当然是这个图景所无法纳入的异类。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器重企业家，指斥精英群体，强调的也是他们和自身议程的相异或者相容。这恰恰也是大众主义造成的困惑，能够建设一个不需要职业群体的企业家的世界吗？他笑谈，这为他下一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方向。

和米勒道别时，天色已然沉寂。他仍然要处理售书的事情，我则径直返回。在初冬瑟瑟的寒风里，我逐次查看邮箱中的来信，翻到那封“我们竟然已经在大选后幸存一年”的信件时，顺手回了一句，不过是到目前为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