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政治理想的火焰与灰烬之间……的真问题

读完叶礼庭的《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Fire and Ashe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olitics，黄天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9月），令我不无困惑的问题是：在政治理想的火焰与失败的灰烬之间，最有意义的“真问题”究竟是什么？——这里起码有两种重要维度的思考，一是关于政治的本性，另一是关于政治过程中的人性。学者从政，路上的险阻无需多言，但也不是学者从政才会遇到险阻，关键是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险阻；以失败告终，亦是政坛竞争的常态，失败者总是大多数，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落实在这位学者身上的问题是他本来并不具备成功的可能，只是命运借三位不期而至的“黑衣人”之手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位离开了加拿大30多年的哈佛政治学者从政坛的局外人到深陷其中的竞争者，这一步迈出去就是天涯。这似乎是主宰政治的命运之神偶尔会玩的一种恶作剧，把学者们推向政治竞争的前台，但是也未必没有深意：让他们以自身的失败经历反思自己从政的真实动机，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发展歧途，结果就有了这份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民主的反思，一位政坛失败者的箴言录。在政治失败中痛定思痛，当然不会是玫瑰色的胜利记录；作为政治学者的学术专长，他对现代民主政治在实践运作中的复杂与诡异也的确有了更多书斋之外的洞见。但是假如叶礼庭赢得选战、当上总理，他还会写吗？或者说，会怎么写呢？

迈克尔·格兰特·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Grant Ignatieff，1947—，加拿大华人给他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译名“叶礼庭”）是国际著名的哈佛政治学者、作家、电视和报纸的政治评论员，在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国际事务等领域是公认的国际性权威学者。2005年叶礼庭突然决定回加拿大投身政治，2009年他如愿出任加拿大自由党主席；但是由于民众对自由党的信任度连年下跌，议院中党派倾轧严重，在选战过程中又遭到媒体有意曲解其言论和对手别有用心的抹黑与攻击，终在2011年竞选总理惨败。这本《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就是叶礼庭重回书斋，反思这段短暂的政治生涯的产物。

“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全世界的课堂上布置给学生阅读的政治理论，大都不是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人写的，而是剩下的失败者写的。”（181页）叶礼庭由此而谈到了罗马共和国的西塞罗、在1512年被废黜一切职务后写了《君主论》和《论李维》的马基雅维利、在1790年写《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爱德蒙·伯克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等人的例子，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在理论上敏锐过人的政治学者时常会在实践上失利？”答案是在“理论追求道路上宝贵的品质，同时也成了政治实践中累赘的劣势。要想在政界获得成功，谨慎和掩饰才是最重要的制胜法宝。”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能按党派纪律的指示缄默不言，或是没能在应该阿谀奉承的时候张口说话”。（184页）那么，“失败之书”也可以是某种维护自己的原则、人格、自尊的“理想之书”。

对很多政客来讲，“为什么要从政”根本不是个问题。但是作为学者，叶礼庭在书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忘记这个问题。他试图讲述自己为什么要从政的理由，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承认难以彻底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有点自吹自擂或是包装自己（36页）。尽管我相信他的陈述中有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是他始终没有真正触及的一个问题是对权力、名誉、地位的欲望——尤其是对于支配一个国家命运的那种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欲望，特别是它与一个仅仅是政治看台上的观看者与评论者之间巨大的角色差异，这些在叶礼庭考虑是否接受三位“黑衣人”的建议的时候，恐怕很难说没有激起过虚荣与欲望的涟漪。“对我而言，回国从政吸引力最大的部分，就是可以不再做一名观众。我一直以来都坐在观众席看着场上的比赛，现在也是时候亲自上场了。”（15页）“可以不再做一名观众”，这或许是混合有使命感与权力欲望的一种真实心声。我回想起1989年的一个暮春雨夜，在江南某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几位参加会议的学者从某政治学者原本要参加这次会议但最终却没有来这个话题，讨论到学者与政治权势的关系。后来当然明白了，学者从政是时势的一时之选，而且能够像列奥·施特劳斯那样以隐藏在政治哲学之中的国策之思影响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只是一厢情愿。读过加拿大学者莎蒂亚·B·德鲁里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就不难明白在书斋学者与政治权势之间存在着种种复杂而隐秘的关系。

学者从政，开始的时候或许都会敏感于坦诚与虚伪的道德冲突。叶礼庭显然对此是非常敏感的。他坦言巧于掩饰和刚开始的伪善，但是他认为“最终可能会演化为政治家的第二天性。从最初装出一副为民服务的姿态开始，久而久之，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终真的在践行承诺”。（15页）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心理变化，但“假戏真做”毕竟是不持久、不稳定的，“初心”之假终究还是难以成真。我甚至觉得作者在这里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而对自己过于苛刻了，从本书的上下文来看他不太像这种人。书中还是有不少话是在书斋里未必能说得出来的，或未必会说得如此简洁、精准，比如：“身处政界，没有什么会比将真相脱口而出给你带来更大的麻大的麻烦了”（15页）；“在政治里，把一个事实叫作事实，有时像拉开手榴弹上的保险针那样危险”（72页）；关于竞争对手就是几十年的老友，“我们都错误地以为我们多年的友情能化解我们敌对的身份。……坦率地说，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的志向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双方是好朋友，双方之间也无法调和”（40—41页）。这是多么残酷而真实的箴言！还有，政治与投机（进而就是投机主义）似乎总是被捆绑在一起，但是没有人会说出这么诚实的话：“尽管政治家们总是被指责为投机分子，但学会做个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正是政治艺术的要义。一个在政治里缺乏技巧的机会主义者，总能让人出来他是在利用某个机遇，而一位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则会说服公众，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个机遇。”（44页）好一个“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这容易给人以“老奸巨滑”的印象，但是其实质却是政治事务中的关键：如何把握机遇。

除了政治中的人性之外，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现代政治的本性及其命运。

政治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或者两者都不是，而仅仅是一种利益博弈？“现实政治并非一门科学，它更像是狡猾的人类为了适应命运女神在他们前行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阻碍所做的无止境的尝试。”（43 页）在现代政治中，选举就是迈出任何政治尝试的第一课，叶礼庭在这里学到的是什么是真实的政党、政治与人民。对他而言，政治是从学会“敲门”开始：从南到北敲开数千扇门，与成千上万的人握手谈话，有些还会在日后的机遇中相逢，这是“政治”与“人民”的真实联系：“民主最美妙的部分就在于——或者应当在于——须亲手争取每一样东西，亲自去争取每一张选票”。（21 页）“在这个废弃银行大楼的一片嘈杂里，我头一次意识到政党到底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分裂的时代，人们因阶层、收入、种族、信仰和年龄的不同互相隔绝，不计其数的人只得无依无靠地过活，凭那昔日热闹的广场大街如今空无一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党让那彼此陌生的人为了维护彼此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为了相同的事业携手并进。”（51页）“人民有权在不同选项之间做选择，政治家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选项的内容用清晰明了、毫无矫饰的语言展现在人民面前。人民有权在不同选项之间做选择，政治家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选项的内容用清晰明了、毫无矫饰的语言展现在人民面前。”（159页）但是，在今天的西方政坛上，利益的博弈往往首先在选举的博弈中就走入了歧途。政治不断被选战政治所遮蔽，而选战中本来最重要的政纲论辩又被资格论辩所遮蔽，结果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博弈被遗忘和被遮蔽。“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个正在退化的政治环境。政治家之间为了避免在具体议题上展开成功剥夺了对手的政治资格，也就无须再去反驳他口中说了些什么。因此，政治家们才会一味地诋毁对方。”当然，“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沦为每一场选举都是关于候选人适格与否的全民公投，也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只能被一些恶言恶语的攻击宣传所左右。要是资格成了政治关心的唯一话题，那我们在选举时也就不必讨论任何社会亟待解决的议题了 ，人们也无需通过选举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了”。（147页）他以参与过三场选举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除了关于资格的争辩以外，“在我从政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一位对手曾就我的观点、政纲或者施政计划提出质疑。……我只是觉得，这样争斗下去，我们国家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同上）这是在火焰与灰烬之间的“真问题”之一。

在该书各部分中不时地回响着对于“命运”的感慨。在政治史中的“命运”是一个相当残酷的命题，不仅是作者谈到的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如何在《君主论》第25章书写他被驱逐出佛罗伦萨政治圈之后饱受折磨的感慨，他在其中告诫人们主宰着政治的正是变幻无常的命运女神，而且更令人无限感慨的是主宰一个民族的政治命运的女神也是那么变幻无常、残酷无情。当然，作为政治学者的理想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叶礼庭坚信没有理由对人类的政治彻底失望，他在全书最后对青年人发出了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