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女硕士回农村普及垃圾分类,“北京一半收破烂的认识我”

董冀宁/红星新闻

2017-11-14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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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海外名校的女硕士,回国后一头扎进农村的垃圾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就连当地的村民远远地看着她,也十分不理解,好奇地问来到这里的红星新闻记者: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但对陈立雯来说,这是一场严肃认真的垃圾分类“实验”。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垃圾是肮脏的,人们丢弃它、远离它。但陈立雯不这么看,在她的逻辑里,“垃圾是由人产生的,我实际不是在和垃圾打交道,是在和人打交道。”
这个女子到底有多痴迷捡垃圾?她已经和垃圾打了超过8年的交道,还在认认真真地“捡垃圾”。
她的心中,有一个“垃圾梦”。
爱上“捡垃圾”的陈立雯 本文图均为 红星新闻微信公众号 图
痴迷“捡垃圾”的女子
从北京“追”垃圾,一直“追”到了河南农村

从2009年研究生毕业算起,陈立雯和垃圾打交道已经超过八年。她本科念的英语,研究生读外国文学,结果毕业时,她没有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进入一家在北京注册的环保组织。按她的说法,“当年就是觉得这个概念特别美好。”
这之后,她的名字和调研垃圾流向、监督垃圾焚烧联系在一起,她曾经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长达半年,以致“全北京收破烂的至少有一半认识我。”她也曾整日待在垃圾焚烧厂,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掉,“回家的时候地铁晚高峰很挤,但别人还是要和我保持距离。”
2015年,她出国深造,到美国名校南加州大学学习环境史,论文正在修改,她就回国做起了老本行,而且跑到了农村。
陈立雯试点的大王庄隶属邢铺村,是河南平顶山市的一个近郊村庄。
河南的十月还不太冷。邢铺村的农田里,玉米已经收获,冬小麦才洒下种子,刚犁过的土地透露出一种古朴的规整。电三轮车沿着村间公路向前驶去,落日的余晖透过杨树林打在陈立雯脸上,光影斑驳,她说:“有我小时候的感觉。”她坐在后座上,神色颇为享受,但目光不曾远离道路前方。很快,一堆垃圾在视线尽头出现,她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垃圾堆就在道路一旁,有食品袋、瓶子、化肥袋还有盖房剩下的建筑垃圾,北方风大,有塑料袋被吹起挂在旁边的果树上。垃圾堆边缘露出黑色的痕迹,陈立雯告诉红星新闻,“这说明垃圾曾经被露天焚烧过。”
村里,路边上的垃圾
这只是沿街众多垃圾堆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大的,堆在村后的泄洪渠里,长度超过十米。据村民讲,每次上游水库放水,这些垃圾就顺着渠被冲到下游的河道里,满河道都是。
王遂阳是大王庄村民小组的小组长,70多岁的他说:“就村东头那个池塘,过去都是吃水的地方,你再看看现在,小孩子吃的五颜六色的东西,包装随手就丢进去了。”
陈立雯说,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正在使农村的垃圾量成倍增长。“过去农村家家都养家禽动物,厨余垃圾自己就能消化掉,而现在很多家建起了二层小楼,院内做了地面硬化,不再养动物了,厨余垃圾自然就增多了。还有网购的兴起等等,都是促使垃圾不断增多的原因。”
村后的垃圾沟
农村的捡垃圾日常“实验”
垃圾分类,村民交费,一个老人骑三轮车来拉

在河南平顶山邢铺村,陈立雯总是随身带着两件东西:一个本,还有一个小夹子。收垃圾的时候,她用夹子翻看村民的垃圾有没有分类,分的是否精细;而在本子上,她记下村上哪里还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如果你问陈立雯垃圾回收不分类有哪些危害,陈立雯可以轻易罗列超过20条,“可以这么说,除了简单粗暴省事,混合回收没有任何优点。”
在陈立雯来之前,大王庄村民李发珍就带着大家搞过垃圾分类,但仍然遇到了不少问题,陈立雯这次来,主要是帮李发珍把工作细化。
村里的垃圾分类“三剑客:(左起)陈立雯、带着小孩的李发珍、李遂正。
李发珍告诉红星新闻,当年从广西桂林嫁过来的她,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起初对这里垃圾随意倾倒的行为感到完全不能理解,“垃圾就随便一扔,堆得多了,就一把火烧了,但烟味能持续一两天。”她家的房子在下风向,每当烟的味道飘过来,她就带着孩子冲出家门,这使得她最终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
考虑到农民的习惯,李发珍没有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准来分类。她选择按照可沤肥和不可沤肥的分类,厨余垃圾堆肥,其实是农村过去传统的做法。收垃圾的过程并不复杂,每家准备可沤肥和不可沤两个桶,然后农药瓶、节能灯、电池这种有毒有害的垃圾再单独摆在桶外面。
村里每家的垃圾被要求分为可沤和不可沤两个桶。
每天下午3:30,村里负责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准时从家里出发,骑着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收垃圾,每天收半个村子的垃圾。
李遂正在村里收垃圾
在分类回收后,可沤肥的厨余垃圾被就地堆肥,发酵好的肥料被返还给大王庄村民用来种地;不可沤肥的垃圾中,可以进入废品回收的瓶子、纸张、金属则被李遂正老人再次人工挑选出来卖钱;最后,无法处理的塑料袋、食品包装这些,则被他用三轮车拉到较远的一个市政垃圾桶,进入城市现有的垃圾回收体系。
作为报酬,村民每人每月交2元垃圾费,用来偿付老人的工资,每月800元。在陈立雯看来,李发珍的工作实际上无形中完成了对很多先进理念的实践,“她的经费来源实际上完全来源于自筹,村民交垃圾费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践行污染者的付费理念。”
红星新闻记者跟随老人收了两天垃圾。通过这样的方法,最后需要集中处理的垃圾,从体积上减量超过一半,如果从重量上计算,因为厨余垃圾较沉,比例还会更高。
清理垃圾的李遂正
对当地垃圾分类亲力亲为
拜访乡长,给村民宣讲,终于得到回应

尽管实践的效果很好,但村民的参与度却一直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在观望,”而且后来李发珍发现,有些和自己关系好的人家,只交钱却不分类,“就是表示下支持。”也有的人家是只分类却说什么也不交钱。
乡上也有具体的困难。曹镇乡办公室主任张国辉告诉红星新闻,乡政府之前对垃圾回收进村进行过论证,预算做出来是两百多万,乡上实在负担不起。“乡政府每年的预算并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费用。现在我们请清运公司每年48万,都是自筹的。”
邢铺村隶属曹镇乡,下面邢铺自然村、大王庄、黑庄、刘楼四个村子沿着公路“北曹线”依次分布。乡里安排的垃圾清运,只负责每村一个一共四个大型垃圾桶的清运。问题是这些垃圾桶的位置都在村外,以大王庄为例,从村子中间位置步行到垃圾箱旁,单程就需要15分钟。
虽然村里的道路上有警告牌,还是有人乱扔垃圾。
陈立雯认为,垃圾是由人产生的,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是要做人的工作。
于是,她去见乡长,拿着计算好的预算去“要钱”,一点点给对方讲,“垃圾减量后,清运公司的成本更低,自然政府的投入就会更少。”她去争取村委支持时,给对方一点点讲道理,“把垃圾治好,既能赢得民心,也能赢得政绩。”
陈立雯提倡垃圾分类,她说:“不加分类的集中化回收处理,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段,这样看似最省事,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只是实现了垃圾从眼前的转移,而不是回收。最终,混合垃圾或者通过填埋,或者通过焚烧,都要对环境产生污染,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反作用到垃圾的产生者身上。”
碰见村民,陈立雯也愿意和他们聊些垃圾分类的知识。她给村民讲这些年她调研垃圾填埋厂周围的恶臭,以及不经过分类,垃圾焚烧厂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人悄悄告诉她,说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办不成这事。她笑着回应:“我从北京来的,有的人垃圾分类分的还不如你们呢。” 陈立雯迫切地在村子里动员热心村民,在她看来,热心是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前提。
陈立雯(左)在给村民宣讲垃圾分类的好处。
她的热情得到了反馈和回应。
11月3日,邢铺村小学,村委副书记陶付才宣布邢铺行政村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并且宣布村委会无偿提供一块土地用以建设堆肥场。陶书记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这么热心,我们再不表示表示就太不合适了。”
村委副书记陶付才领着陈立雯看准备设为堆肥场的土地。
持续进行的“垃圾梦”
她清楚,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

来到邢铺村后,陈立雯已经利用之前公益日筹集的钱为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换了一辆新车,还给堆肥地改造筹集到一笔钱。但她说,这些都不是重点,就如同垃圾分类的推广,不在于购置多少个分类垃圾桶,她始终相信人才是关键。
结束了白天的工作,晚上陈立雯时常独自思考。她告诉红星新闻,她也曾设想这件事究竟能做到哪一步,以及离开后,这件事还能不能做下去。
在来河南之前,10月,陈立雯离开了河北涞水的南峪村。这是她回国后到的第一个试点村,她在那里待了三个多月,走的时候,村上的垃圾分类已经搞得有模有样。离开南峪时,她不是没有担心,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每个人的环节都不能出问题,“比如收垃圾的保洁员如果没把好关,或者垃圾清运公司把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了,只要被发现一次,就前功尽弃了。”走之前,她天天找书记,直到对方拍着胸脯保证亲自抓这件事。
陈立雯和李遂正在交谈,李遂正的垃圾车分隔成三个区域,前方为可以回收卖钱的可回收物,后排左侧为不可沤垃圾,右侧为可沤的厨余垃圾。
她心里明白,垃圾分类不是靠她一个人,而是靠每个人,“垃圾分类这件事,只有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时还能继续运行,才算是真的小有所成。而要大有所成,就是垃圾强制分类的那一天。”
晚上,村上有人放了一首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听到音乐,陈立雯立刻从房间里走出来,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陈立雯闭上眼睛,月光如水,一个持续超过8年的“垃圾梦”,继续在她的脑海中展开。 
陈立雯继续做着她的“垃圾梦”
(原标题:捡了8年垃圾的女硕士:从海外回农村捡垃圾,认识北京一半收破烂的)
责任编辑:李寿康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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