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罗根谈中东研究、阿拉伯现代史与奥斯曼帝国

陆大鹏

2017-11-19 11: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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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教授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阿拉伯人:一部历史》和《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战中东,1914-1920》等。2017年10月,陆大鹏在牛津采访了罗根教授,分别谈了牛津的中东研究、阿拉伯现代史与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等话题。

牛津的中东研究
我看到您的本科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专业,您是如何对中东发生兴趣的?
罗根:中东研究和经济学当然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我对中东的兴趣是从我童年开始的。你知道,我是美国人。我小的时候随父母一起搬到黎巴嫩。我父亲是商人,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为诺斯洛普公司(Northrop Corporation)工作。今天的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是由两家大型航空航天公司合并而成的。但我父亲在那里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合并。我们家原本居住在加利福尼亚,我六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巴黎,然后是罗马。诺斯洛普公司想在中东开设办事处的时候,我父亲得到了相应的职位,负责在黎巴嫩管理办事处。于是我们到了黎巴嫩,那是1971年初的事情。
我们在黎巴嫩待了五年,直到内战爆发,美国人没法在黎巴嫩待下去了,于是我们家搬到了埃及。我在埃及上了三年学。所以我很小就对中东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后来想追随父亲的脚步,想经商,于是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因为我以为这样有助于学习做生意。但结果我不喜欢经济学,我对这个学科不太感兴趣。于是我准备改为学习中东领域,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中东研究的硕士学位。后来我又开始读历史,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商业,而是探索过去。所以我继续在哈佛读博士,后来又到牛津读了一个硕士,就这样走上学术道路。的确,我离开了经济学领域,但我没有完全抛弃它。作为历史学家,我对经济史一直特别感兴趣。所以我的本科经济学知识对我后来的历史研究也有帮助。
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罗杰·克劳利在土耳其待过一些年,被认为是土耳其问题专家。他曾应邀为美国陆军和海军军官讲课,介绍土耳其国情。据他说,当时的讲课老师都是英国人,美国人似乎没有自己的土耳其专家。这当然是错的,您本人就是美国的土耳其专家。在您看来,英国和美国对中东和近东的研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罗根:我觉得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中东、近东的视角和理解确实不同。我本人和美国政府没有联系。我在牛津待了二十六年,所以我已经被美国政府遗忘了。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但英国政府认识我。我在牛津,担任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所以我有机会向英国议会、多个政府机构、唐宁街10号提供建议。
我个人的感受是,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英国政府大大加强了与相关领域学者的联系与合作。除了外交部和唐宁街10号的高水平专家以外,英国政府在越来越多地与学术界合作。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研究英国的中东政策。
我觉得英美在这方面的最大区别是,中东和北非距离英国比美国近得多,毕竟美国和该地区之间隔着大西洋。所以英国与美国任何地方相比都更加是中东研究的核心地点。美国也有大量的中东移民,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但在美国这些社群不像英国(或者说欧洲)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社群一样对国家有那么大影响。所以英美对中东的视角是不同的。所以,我生活在英国,比在美国距离中东更近。我也觉得英国是比美国更好的中东研究基地。在很多方面,英国可能是整个西方最适合研究中东的地方。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与穆斯林移民的关系非常紧张,英国自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远远没有那么紧张。现在特朗普要禁止某些伊斯兰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种族脸谱化(Racial profiling)越来越严重,导致如今在美国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工作遇到很多困难。这样讲的话,英国更适合做这方面研究。
可否介绍一下您领导下的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罗根:牛津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建立于六十年前,在牛津的学术机构当中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我们的研究领域——现代中东研究,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在本领域,牛津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研究机构了。只有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比我们历史更悠久。哈佛中东研究中心是1954年由牛津学者汉密尔顿·吉布(Hamilton Gibb)建立的。牛津中东研究中心是1957年创办的。我们中东研究中心的宗旨和使命是让在不同领域(比如历史学、政治学)已经有研究经验的人把他们的技能综合起来,来研究中东。我们有语言教学;我们是跨学科的,有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也有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文学。我相信这样能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让他们将来能在商业、政府管理、学术等方面在中东工作。
牛津大学有很好的中东和阿拉伯研究传统。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在该领域有很大的贡献。可否介绍一下牛津大学的阿拉伯研究传统?
罗根:从很多方面讲,阿尔伯特·胡拉尼是牛津大学现代中东研究学科的祖师爷。他是黎巴嫩裔,但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移民到英国的黎巴嫩商人,定居在曼彻斯特,那里有一整个社区的叙利亚移民。这里的叙利亚指的是“大叙利亚”,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胡拉尼是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的,阿拉伯语对他来说是第二语言。他是个非常非常英国化的人,但对中东的语言、文化和社群也如鱼得水。他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曾在政府工作,为外交部做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方面有很大贡献,当时联合国已经在那里发挥作用,准备分割巴勒斯坦来解决阿以冲突。他参与了这些工作,但后来觉得自己更喜欢学术科研生活。他成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员,讲授关于现代中东的课程。此前他已经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少数族裔,一本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后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要组建中东研究中心的时候,邀请他从莫德林学院来到圣安东尼学院,担任中心主任。
牛津的胡拉尼墓碑
所以胡拉尼是牛津中东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吗?
罗根:严格来讲,他是第二位。有一位名叫弗兰克·斯托克斯(Frank Stokes)的石油商人在1957年担任第一任主任。后来他离开了牛津,去曼彻斯特工作。胡拉尼于1958年成为我们的第二任主任。但我们一般都认为他是牛津中东研究中心的奠基人。
阿拉伯现代史的两条主线:别人的游戏规则,寻求建立问责政府
在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美国占据道德高地,被阿拉伯人视为解放者和人类文明灯塔。后来阿拉伯人却对美国转变了态度。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罗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孤立主义的国家。总的来讲,它的帝国主义野心还局限在距离美国本土较近的地区,比如加勒比海地区、夏威夷,最远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和萨摩亚。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人不愿意在远离本土的地方维持势力范围和投入大量资源。美国选民不希望政府在遥远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在亚洲和非洲并没有领土野心。所以中东人觉得,美国人会比较诚实、正直地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自由理想。此时阿拉伯世界希望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实现独立和自治。而阿拉伯人看到,英法在中东有地缘政治的利益和领土野心,它们会殖民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相信美国人和英法不一样。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对中东而言,美国保持着孤立主义态度。美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签字,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也没有帮助亚洲与非洲的一些民族独立建国。这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变化。随着冷战降临,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开始在全世界范围采取干预政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美国的这些做法不是老式的帝国主义,但可以算是新帝国主义。它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将苏联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多地干预拉美、非洲、中东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内政。
所以美国不再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而积极干预其他国家与地区,原因就是为了回应苏联的威胁?
罗根:在冷战中,美国因为与苏联的对立而不得不卷入全球矛盾当中。美国觉得自己必须阻止某些国家被拉拢到苏联(和中国)的势力范围去。当然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冷战中有很大作用。美国及其盟友就是这样扩张自己的势力,来对抗苏联阵营。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大幅度干预他国内政,鼓励中美洲的政变,干预伊朗,积极地攻击中东的某些政府,于是美国从诚实的调停中间人变成了在全球(包括中东)有利益和野心的新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的这个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吗?
罗根: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超越了自己的边界,那么这个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样的话,这样的国家就不得不开始操控和干预其他国家。当然,关于美国在中东的形象为什么从好变坏,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大力支持以色列。这使得美国在中东的立场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支持以色列,与美国国内的大量犹太人口和强大的游说集团有关系吗?
罗根:的确,在美国国内,美国犹太人对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呼吁和推动非常有力,组织也很好。美国犹太人做了大量工作来影响民选官员的意见。
但我觉得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以色列成功地让大部分普通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很像美国。大部分普通美国人喜欢以色列,因为它是民主国家,是移民国家,就连以色列向巴勒斯坦领土的扩张也让美国人想起历史上美国的西进运动,即扩张领土、驱逐原住民。大部分普通美国人相信,以色列和美国一样,是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国家。所以他们对以色列有好感。有很多美国犹太人去了以色列,以至于很多以色列人说话都有美国口音。你知道,阿拉伯人说英语的时候带阿拉伯口音。而很多以色列人居然有美国口音。
所以美国民选官员面临的问题就是,也许他们自己想要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公平与正义,但是美国选民喜欢以色列,对以色列有认同感,而不喜欢阿拉伯人。所以,如果一位美国政治家要积极推动帮助阿拉伯人获得公平正义的政策,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因为选民会觉得这会伤害以色列利益。
这主要是美国政治本身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国内问题。与任何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在美国选民心里都没有这么重要。美国选民更关心的还是,政治家能给他们所在的州和地区带来什么。所以对政治家来说,何必在巴以问题上支持阿拉伯人呢?这样做不受选民欢迎,而且本身也是选民不太关心的事情。这就是我说的美国为什么支持以色列的结构性困境。犹太人游说集团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美国选民如何看待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瓦哈比主义与基督教的清教和其他激进的新教教派有什么可比性吗?我们如何理解瓦哈比主义?
罗根:我一般不会把两种宗教运动作比较。瓦哈比主义与清教之间有相似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清教”这个词在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下有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涵义。瓦哈比主义主张返回(他们心目中的)最早的伊斯兰社区的信仰和习俗,而消灭伊斯兰教当中(似乎是)由后来的凡人的机构添加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腐蚀了“纯净”的伊斯兰教。从这个角度看,用“清教”这个词类比瓦哈比主义,有一定的道理,但瓦哈比主义的世界毕竟不是十七世纪的北美,而是十八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所以瓦哈比主义与清教的相似之处主要是表面上的、肤浅的?
罗根:我觉得二者之间的差别比相似更有趣。瓦哈比主义自视为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奉行纯净伊斯兰的理想。十八和十九世纪,瓦哈比主义特别敌视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在二十一世纪,瓦哈比主义特别敌视什叶派。所以你看到一种变化。这意味着今天的瓦哈比主义和过去的瓦哈比主义未必是一回事。
瓦哈比主义在阿拉伯现代历史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罗根:瓦哈比主义在阿拉伯现代历史里扮演的角色是多样化的。最初瓦哈比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瓦哈比派征服了麦加和麦地那,在十九世纪初阻断了奥斯曼人向圣地的朝觐之路。瓦哈比派还一度占领了叙利亚与伊拉克的若干地区,扩张势力范围。所以瓦哈比派对奥斯曼帝国中央来说是个严重威胁。瓦哈比派还巩固了对阿拉伯半岛中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即便瓦哈比派被奥斯曼帝国打败之后,它的影响力还在。后来瓦哈比派又建立了第二个沙特政权。二十世纪初,又有了第三个沙特政权。瓦哈比派与世俗君主的王朝结盟,并将阿拉伯半岛的许多部落凝聚成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今天的沙特与过去相比,在国际政治领域活跃得多,对外国的干预也多得多。
沙特为什么奉行干预主义?
罗根:因为沙特相信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变革的威胁。它想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手段则是控制周边邻国。沙特不希望依赖外界势力(比如美国)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控制周边国家。沙特对美国并不是很信任,不相信美国会完全保护沙特的利益。所以沙特在积极地活动,操控和干预周边国家。
沙特在全球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推行瓦哈比主义,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来修建清真寺、神学院,培训神职人员等等。沙特为什么要在遥远的国家(比如中国)大力投资宗教事业?
罗根:在很多年里,沙特相信自己的伊斯兰观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属于少数派,他们受到了(其他派别穆斯林的)歧视和偏见。二十世纪的沙特一直在努力,在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比较舒适的位置。在我看来,沙特在海外大量投资,比如修建清真寺,是为了让世界更多地接受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他们这是在试图影响全球伊斯兰。这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机遇,能为中国穆斯林社区提供设施;也许是个威胁,比方说,沙特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价值观相抵触。究竟是福是祸,中国人需要自己斟酌判断。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欧洲、中东、非洲等地都有,这些地方的人们也必须决定自己如何看待沙特的活动。
您的《阿拉伯人:一部历史》写到2009年,当时无法预料到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伊拉克混战、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国兴起等等。这些新的变化,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什么?您的书会修订吗?
罗根:其实这本书我已经做了修订,补充了成书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新变化。阿拉伯之春一年之后,我写了一篇后记,努力把这些新事件纳入我原本的分析框架里。在我看来,“911”事件和美国入侵伊拉克,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大压力。我在2009年版的前言里描述了这些压力。我相信这些压力与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之间有联系。很多阿拉伯国家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了。这能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世界爆发了革命,为什么人民发出抗议,要求实现问责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阿拉伯人:一部历史》
这让我意识到,在写《阿拉伯人:一部历史》的时候,我的聚焦点是阿拉伯人进入现代时不得不遵从别人的游戏规则,比如欧洲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冷战的规则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不得不服从美国人的规则。所以我那本书是按照这些大的转折点来组织的。
但我后来认识到,十九和二十纪阿拉伯历史的另一种延续性是,阿拉伯人(还有土耳其人)要求他们国内建立起问责政府,以遏制专制。这样能帮助我们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多次宪政运动。所以在我看来,阿拉伯之春不是对民主的要求,而是对问责政府的要求。阿拉伯民众希望建立一个人民不必畏惧政府的新社会。
这让我重新思考了宪政和寻求问责政府的因素,这两方面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反映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里。所以在新版《阿拉伯人:一部历史》的前言里,我不仅聚焦于“阿拉伯人不得不遵从别人的游戏规则”,还提出了,“寻求问责政府”也是阿拉伯现代史的一个重大主题。所以,我对阿拉伯现代史的思考受到了近期事件的影响。
但我遇到的一大困难是,如何解释阿拉伯之春的美好憧憬之后,竟然是如此严重的破坏、危机和失望。所以我必须研究反(阿拉伯之春)革命的阵营。在新版本的最后一章里,我努力去探讨反革命阵营背后的力量。所以,我更新了《阿拉伯人:一部历史》,让四个世纪的阿拉伯现代史对2017年的读者也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新版本将于2017年11月在美国推出,2018年1月在英国推出。
其实《阿拉伯人:一部历史》这本书的标题有点误导人,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也许会以为这是一本从前伊斯兰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讲起、历经哈里发时代的阿拉伯通史。更准确的书名也许是“阿拉伯现代史”。
罗根:我的本意不是误导读者。你刚才提到了阿尔伯特·胡拉尼。最近的一部综合性的阿拉伯通史就是胡拉尼写的,1991年出版,书名是《阿拉伯诸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注意这里的民族(Peoples)是复数。非常棒的书名。这本书就是从伊斯兰教诞生、阿拉伯的征服战争等开始的,一直讲到现代。胡拉尼本人是阿拉伯现代史学者,但他这本书对阿拉伯现代史却关注很少。这段历史他是专家,但在书里只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所以我写书的目的就是补充胡拉尼的著作,与之配合来讲阿拉伯的现代史。我的书完全是写现代,从奥斯曼时代到今天。当然这也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专长所在。我不是阿拉伯中古史的专家,也不研究早期伊斯兰教,所以我不是那段历史的最佳阐释者。如果我写通史的话,就不得不缩减现代史的部分。《阿拉伯人:一部历史》是本很厚的书,已经足够复杂了。最后还有一点是,对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讲,1516年(也就是我这本书开始的年份,奥斯曼帝国向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开战)已经够遥远的了。我觉得向上一直从七世纪讲起并无必要。但你说的对,在书名里加一个词“现代”会比较好。不过英美的出版社觉得《阿拉伯人:一部历史》这样的简短标题非常引人注目。
《阿拉伯诸民族史》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战中东,1914-1920》中您讲到,库尔德人是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帮凶,如库尔德民兵武装积极参与了屠杀行动。这是外界很少谈到的,因为今天库尔德人的公众形象往往是受害者。库尔德人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他们为什么愿意与土耳其政府合作?
罗根: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奥斯曼时代,对奥斯曼政府来讲,库尔德人并不是对中央构成威胁的少数民族。他们反倒是忠诚的奥斯曼臣民。他们是说库尔德语和土耳其语的逊尼派穆斯林。奥斯曼政府热切希望保护库尔德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忠于政府的社群。
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其实出现得很晚,是二十世纪头十年才萌芽的。所以它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在此之前,库尔德人并不敌视和反抗奥斯曼统治。恰恰相反,对库尔德人来讲,最大的威胁是亚美尼亚人以及支持亚美尼亚人的俄罗斯帝国。俄国试图在奥斯曼边疆建立亚美尼亚自治区。而在这些边疆地区,亚美尼亚人是少数,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是多数。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联手迫害和屠杀了亚美尼亚人。
有意思的是,因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同一地区,而库尔德人的利益受到亚美尼亚—俄国联盟的威胁,所以库尔德人比其他少数民族更加乐意去杀戮亚美尼亚人,也更积极。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战中东,1914-192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向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强加了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根据该条约,列强打算在土耳其东北部为亚美尼亚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在土耳其东南部为库尔德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这两样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及其党派征服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全部疆域,于是阻挠了色佛尔条约设想的建国计划。土耳其共和国在1923年与协约国签订了新的《洛桑条约》,于是西方列强不再支持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于是,在二十世纪,库尔德人分别居住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些流散的库尔德人进行了寻求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自决的斗争。于是,库尔德人成为一战之后中东新秩序的牺牲品,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自己的国家。
今年9月25日举行了库尔德斯坦独立公投。您如何看待库尔德独立运动?它如果独立建国的话,会给中东带来什么变数?
罗根:库尔德独立公投已经产生了后果,本周伊拉克政府军队占领了库尔德斯坦地区有争议的城镇基尔库克(Kirkuk)。我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主张。但我认为,政治领导人必须谨小慎微地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地区被五花八门的敌对势力团团围住。库尔德人的敌人太多,他们都企图阻止库尔德人独立。这会对库尔德人民的生命和土地造成巨大危险。所以我相信,库尔德人应当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寻求独立。他们应当先设法解决与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势力的关系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库尔德国家不会陷入天下大乱的混战。
“库尔德斯坦”所在区域
但等待解决所有问题再寻求独立,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是不是?
罗根:我认为有的时候,耐心会比冲动带来更好的报偿。
亚述人也是一战期间土耳其镇压的对象。“亚述人”这个词仿佛来自上古历史,但实际上该民族一直生存和延续到今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他们经历了什么?
罗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有一些人数非常少的少数族裔基督徒社群。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奥斯曼政府种族灭绝政策的目标。因为这些社群很小,所以往往不像亚美尼亚人那样受国际关注。但他们在一战中的遭遇,就像二战中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残疾人遭到纳粹的迫害一样。这些人群的人数没有犹太人那么多,所以引起关注较少。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社群蒙受的苦难不是同等的严重和重要。
在一战期间,影响中东战局的其实有三个英国政府:英属印度、英属埃及和伦敦。三个政府似乎并不联合一致,没有统一的战略,还常常互相扯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吗?
罗根:你说的这点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政府的时候,常常以为它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策略和决策都是统一的。事实并非如此。除了伦敦、西姆拉(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和开罗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之外,陆军部、殖民事务部、外交部等机关都有自己的官僚系统,有自己的利益。它们往往并没有将各自的立场协调起来。
不过,所有英国人共同的最高目标是打赢战争并保住自己的殖民帝国。而对于如何达成这两个目标,大家的观点差别很大。从印度看如何打赢战争,和从埃及看,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立场。我觉得英属印度政府的最重要目标是避免激起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和反英情绪。而英属埃及政府看重的是如何对抗德国及其盟友,而且英属埃及政府直接负责一个战区,他们的作战直接与对付德国有关。这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英国政府机关有不同的立场。当然另一方面,当时的通讯技术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可靠和快捷。这会让协调各方面的政策与观点变得更困难。在战时,第一线的将领和官员常常需要先斩后奏。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阿拉伯,奥斯曼帝国,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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