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 |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摘要:

本文目的在于分析《狱中札记》中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考察其运用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阶级分析中的有效性，最后评估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语文学的：试图厘清葛兰西狱中思想的真正意涵，对他的思想进行溯源分析，并探讨其中所反映的同时代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也就是葛兰西思想的理论背景。

作者简介

Perry Anders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特聘教授、《新左评论》主编

论文来源

《新左评论》1976年第100期

本文作者：Perry Anderson

一、概念的流变（alteration）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思想最受尊敬和最被广泛传播者，当属葛兰西。如此程度的景仰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对以《狱中札记》为代表的葛兰西著作的多样且分歧颇大的解读。原因在于它们的写作背景：首先，葛兰西与所有原创思想家一样，被迫以旧词汇书写激进的新思想。其次，狱中的葛兰西书写时不得不考虑到狱卒的审查。因此，《狱中札记》相当于受到了两重扭曲。

对葛兰西的研究在当下变得更重要了，因为现在他成为了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最常援引以自辩的思想家，它们追求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框架下掌权，放弃了第三国际曾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首先来看葛兰西将东方和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作对比的两段文本。

葛兰西在第一段文本中，分析了一战中东西方战线中所采用的不同战略，并将其借鉴到阶级斗争战略的发展中——

“克拉斯诺夫将军认为协约国不希望帝俄获胜，以免东方问题将以有利于俄国的方式结束，（愚蠢。）因此尽管应当打运动战（wars of manoeuvre），却要求俄国参谋部投入堑壕战。俄军的确在奥地利和东普鲁士方向打过运动战，并获得了巨大却短暂的胜利。然而你无法决定战争的方式，除非你掌握了决定性的优势。参谋部拒绝承认这一点所招致的惨痛失败人所共知。阵地战（wars of position）绝不仅仅是堑壕，更包括了后方的整套组织和工业制度。支持阵地战的军事专家们并不就认为运动战应该被摒弃，仅是认为在更发达的国家里，运动战更多的起战术而非战略作用。同样的变化应该被运用到政治中来，特别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如同战争中的堑壕，攻击的炮火看似将其完全毁灭了，而实际上只有表面受损而已。（编者按：葛兰西入狱的时间正是大萧条开始的1929年。）态势当然并非毫无变化，只是绝国家非政治卡多尔纳主义者所认为的最终决战时刻已到（编者按：Cadornism，指认为领导觉得会成功的事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因为手下有问题的一种思想）。

在第一段文本中，葛兰西通过比较东、西方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对比了俄国革命的路径和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著名理论，是否系对一国中总体状况之不稳定、无法形成‘堑壕’的政治反映，尚未可知。他这一理论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西方的。而在我看来，列宁明白在1917年的东方运动战可以成功，但在西方却只能进行阵地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统一战线’一法，有如协约国全军聚于福煦将军一人麾下。尽管列宁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发展，但真正重要的是对如何开展阵地战的实证工作。在东方，国家无所不在，市民社会过于稚嫩；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形成了平衡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外围防线，后者才是真正的堡垒体系。”

我们此时可以将葛兰西在此处描述的概念及其关系列表如下：

东方

西方

市民社会

未成熟的/不稳定的

发达的/坚韧的

国家

主导性的

受制衡的

战略

运动

阵地

节奏

急速

拉锯

这些对比关系并非乍看之下那么清晰有力。首先，经济（危机）被描述为对西方社会进行“攻击（incursions）”的关键力量，意味着经济在市民社会之外；然而无论是对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经济都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其次，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同一段话里先是被描述为“平衡的”，然后又说“前者只是后者的外围”。这样一来，“东方/西方”的对比就从“不平衡/平衡”，变成了“国家主导/社会主导”。更重要的是，上述引文的批评对象表面上是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实际上却是第三国际。这是因为上述引文著于1930-32年间，其时第三国际已于1928年宣布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即将全面崩溃，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要求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social-fascism，指认为除共产党外所有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不过是温和的法西斯的一种思想）”。

我们再来看领导权概念出现的文本——

“所谓不断革命论出现于1848年之前，是1789年到热月政变的斗争经验的反映，其时社会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国家机器相对弱小而市民社会自治程度高。1870年后欧洲形势大大改变，不断革命论让位于文化领导权（civil hegemony）理论。政治领域中的堑壕——现代民主制的发展既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也作为市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现代国家面对的问题是阵地战现在取代运动战成了战争的主要形式。”

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强调了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显然是回应了马克思中所说的“怪物式的寄生虫机器”：“国家控制了市民社会中最广泛和最微不足道的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本中对西方的国家-市民社会关系有三种描述，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平衡、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外围防御，以及国家完全控制市民社会。此处的变化在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然而葛兰西的概念含糊之处不仅如此。

他曾认为国家包含市民社会：“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领导权。”又曾将政治/市民社会的区分是自由主义的幻觉：“自由贸易是基于一个理论错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者有机统一， 国家和市民社会实际同一。由立法机构和暴力机关维持的自由放任本身就是一种管制。”可见此时国家与政治社会同义替换。因此国家-市民社会关系又出现了三种变化：

国家 相对于/包摄/同一于 市民社会

而通过将不同的指涉联系起来，可以看到：

文化领导权 = 阵地战 = 统一战线。

不同于一般看法，领导权一词并非由葛兰西发扬光大。gegemoniya（hegemony）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1890-1917年的关键概念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早期提出作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应发挥独立责任，后为了与自由派划清界线，进一步认为应发挥领导作用。列宁则提出更为激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即精英革命家掌握思想和行动上的绝对主宰。（编者按：列宁在在与孟什维克的论战期间撰写了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和《怎么办》等，提出要进行思想灌输，并最终创办《火星报》，该报即得名自诗句“星火燎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一个阶级政党（那仅仅是一个同业公会（tsekhi）），而是领导权。而托洛茨基并不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俄国革命史》中写道，“领导权从未意味着无产阶级应该靠农民起义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可以看到，在俄国革命时期，领导权一词非常流行。十月革命后，领导权一词更多在外宣中使用，因为国内的无产阶级理论上已获得领导权。第三国际的前两次代表大会均指出无产阶级一旦放弃追求领导权，则堕落为工团主义。第三国际四大的话语发生了改变，首次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有效统治指涉为领导权，“资产阶级一直想让无产阶级接受政治与经济的区分，因为没有比意识到这一工团主义框架的错误对它的领导权更危险的了。”曾参加第三国际四大的葛兰西正是从这个时候接触到领导权概念的。

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可从一定义出发：在与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与以农民为主的被剥削阶级的阶级联合。葛兰西在此较强调是无产阶级在争取其他力量的时候应该作出包括经济在内的让步，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无产阶级用以统合其他力量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ascendancy）。他实际上作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于农民）的区分，并非驱役（smychka, yoking）而是统一其他力量成一有机整体。因此，葛兰西的创新在于，他将领导权从反抗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延伸到了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抗中无产阶级的地位问题。

一般认为，领导权结合了强制和同意，但实际上《狱中札记》葛兰西借用马基雅维利的半人马的概念，认为在所有政治行动中都存在两个部分，并且明显地分居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处。即，

主宰（dominance） = 强制 = 国家

领导权 = 同意 = 市民社会

且慢，在评论法国政治史时葛兰西又说道，“三权机构是政治领导权机构”，“议会制下的领导权的实践是强制和同意的动态平衡，强制不会过于强势。”即，

国家 = 政治领导权

市民社会 = 文化领导权

这还不算，他又说，“国家是独裁+领导权。”

于是又有了三种变化：

领导权位于国家；国家是政治领导权机构；国家=主宰+领导权。

二、概念的不同版本（variants）

东方

西方

国家主导

市民社会主导

强制

同意

主宰

领导权

运动

阵地

我们从 “第一版”的国家-市民社会与领导权-主宰的关系开始，即建立如上关系。这种区分是西方左翼的主流看法，认为在议会民主制下理论上存在合法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必须在市民社会争取霸权。然而这是一种幻觉，接受议会民主制的普选（plebiscitarian）性质本身就是接受阶级的消解。

那么这种同意的性质究竟为何？任何统治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同意，重点在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意的特点（如何生产和再生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特点是对科学和专家治国的崇拜，而实际上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同意，即不是同意某一统治阶级的存在，而是同意不存在任何统治阶级，表征是视现在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历史的终结。基于这种无法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同意的性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葛兰西的第一版是错的。

葛兰西的“第二版”，即国家包摄市民社会以生产领导权=强制+同意，尤其强调国家通过学校和法庭等“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机构”生产同意。他在此处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既然强制是国家垄断，那领导权则不可能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这一错误有其历史背景：1920年意大利法西斯准武装组织在国家之外大行其道，葛兰西清晰地认识到强制力在社会中的弥散本身就是国家的意愿。

“第三版”即国家同一于市民社会。阿尔都塞曾在《保卫马克思》中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起源于黑格尔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无关，因此他认为一切都是国家。而葛兰西对国家概念的膨胀是来自克罗齐（Croce），这种认为国家是一种漂浮（floating above）实际制度之上的历史性力量（the directing forc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有明显的黑格尔印记。尽管如此，作为法西斯的受害者的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状况时从未犯这种错误，因为极权主义国家的标志就是取消一切市民社会。

三、分析中的过犹不及（asymmetry）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的概念模糊起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力量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使葛兰西成为首个对东西方的系统性分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等于否认资产阶级政权与专制政权的区别，但也使他忽视了国家的根基在强制。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正在于一方面它具有强大的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这种文化领导权使它掌握专制国家所无法想象的强制力。

葛兰西基本上同意资产阶级统治主要是依靠它的文化领导权，但并不同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可以夺取文化领导权”这一他的追随者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应该夺取的文化领导权是对其他被剥削群体而言的。政权的性质在这里起关键作用：资产阶级先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继而取得政权，不能直接代表无产阶级也可以。通过批判性继承克罗齐的思想，把主要精力放在分析当时的新现象即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同意的葛兰西，从不怀疑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信条。

四、历史语境（contexts）

伯恩斯坦主义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局部吸收最终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而在1920-21年，第三国际出现了相似的盲动主义，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局部进攻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即革命进攻（revolutionary offensive）。革命进攻甚至不主要为了获得物质胜利，而是为了唤醒被剥削阶级。三月行动的失败对德国共产党造成毁灭性打击，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痛批，因此才有1921年第三国际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当时葛兰西和意共领导成员都曾反对这一理论，结果是法西斯成功争取了工人阶级并夺权。到葛兰西1924年接过意共领导权时，第三国际又业已放弃了统一战线理论，后来更进入了第三时期。因此狱中的葛兰西如此重视统一战线理论是现实意涵的：并未放弃幻想的西方人民不会去准备斗争，他们必须被争取；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被争取；即使击败法西斯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到来了。

葛兰西不知道的是，从主张统一战线到主张阵地战有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单纯的阵地/运动战之争到头来只是改良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较量，这一点在考茨基与卢森堡在1910年论战时已有体现。前者认为应以消耗战取代推翻战，但卢森堡敏锐地觉察到考茨基思想的费边主义本质。

葛兰西的理论实际上不是说他把阵地战当成最后决战的准备阶段，对其他力量行使领导权争取同意，最终使得对资产阶级实现专政（主宰、强制）。阵地战概念对葛兰西而言，最终变成了一种止疼药（stoic adjustment）：用以忍受那意识到真正胜利遥不可及的痛苦。托洛茨基在与图哈切夫斯基、伏龙芝等人的论战中已点出问题的关键：不应将运动战教条化，阵地战和运动战都仅仅是手段，正如战争中，内战相较国战显然更具运动战元素，但西方的内战却会比东方的内战更具阵地战元素。

五、意义（implications）

现在很清楚了，对运动战或阵地战的教条化都是不可取的。葛兰西的阵地战=文化领导权的公式，实际上无视了强制的存在（资产阶级的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起义）。然而，既然统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的，反抗也要以两种形式进行。绝大部分群众还需要被争取，争取领导权仍是任何社会主义斗争的核心。

编辑｜阿格尼

审核｜查皓

终审 |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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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顶刊编译 |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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