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如何看待“劳动”的价值？

劳动创造世界，但智能正在改变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技术风起云涌，迅速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的革命性发展，而且对现有劳动价值及其相关观念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人工智能逐渐代替劳动力，“铁饭碗”还存在吗？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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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劳动的新特征

劳动主体人机并存，结构层次化。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水平、素质和技能要求大大提高，对劳动的创造性需求增加，从而形成劳动力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社会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高技术水平、复合型人才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更廉价和高效的智能机器取代了原来由人类承担的一系列工作。因为人类的劳动体能是非常有限的，智能机器不仅能够弥补人类劳动体能的不足，而且可以减轻其部分脑力劳动负担。但是，智能机器仍需要人类操作，在生产中需形成人机关系一体化局面，以实现人类和机器的优势互补。由此导致劳动力需求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去原有工作岗位，高技能人才却依旧短缺。

劳动对象智能化，劳动资料虚拟化。智能时代的劳动对象不再是实实在在、有形可见的物质载体，而是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生产过程也被简化为劳动主体“将劳动对象与劳动过程转化成数值输入智能机器，从而智能机器便能够自动求解，甚至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自己总结经验、反馈信息、优化自身”。无论是智能技术本身还是其研发加工的事物，都是人类的劳动对象，这使得劳动的内涵有了进一步扩展。此外，包括数字化、智能化的电脑网络以及各种电子媒介等在内的智能时代的劳动资料呈现虚拟化特征，其使用能突破现实条件限制，构筑虚拟化的数字空间。这就使得劳动资料突破了过去的物质性。由此，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智能化、数字化生产资料，一方面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效率，使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了质的飞跃。

劳动内容主要是信息创构，结果数据化。在智能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类劳动也从常规劳动转向创新劳动，从物能性劳动转向信息性劳动。具体表现为，在生产上游通过研发、编程等形式将具象化的产品性能转化为数字化的操作程序，赋予人工智能机器图像理解、智能控制、人机交互等多维人类技能，使其能够精准开展商品生产、自主掌控生产进程，推进并保障智能化生产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智能劳动“呈现出鲜明的创造性、复杂性、抽象性，显著区别于机械化生产中被动性、重复性、具体性的机器附庸劳动，实现人类劳动形态的迭代升级”。智能时代劳动广泛存在于虚拟世界，劳动结果呈现很大的数据化特征，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结构和形式被重新定义。

劳动形态多元化，以自主择业为主。智能时代的劳动不局限于集团化的流水线劳动，还可以单独或组成临时团队协作进行，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包括劳动时间灵活的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地点灵活的远程劳动，突破单一雇主限制的派遣劳动、外包劳动、兼职劳动、共享劳动等，从属性弱化甚至消失的自雇型劳动、个体经营、合伙经营、家庭工等。其主要特点是，劳动时间和地点灵活，劳动者身份不明确，从属关系模糊或弱化，居家、移动、远程、平台等多种工作地点可任由劳动者选择，劳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第三维空间赋予和重构。智能时代劳动形态以自主择业为主，个性化、独立、创造性的自主劳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普遍形态”。同时，由于劳动方式不再局限、单一，现行意义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上下级关系很难再现。

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垄断与劳动“原子化”并存。智能时代突破了工业化阶段遇到的生产率提升延滞于技术进步的“索洛悖论”，使得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且，智能机器可以承担一些条件恶劣、环境艰苦或具有复杂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的工作，从而从心理和身体上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极大地改善劳动环境。同时这极大地节约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节约既体现为“对劳动时间的度量”，也体现为“对时间背后隐藏的效率观念的破除以及闲暇时间内个体自由个性的彰显”。尽管原子化劳动形态能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上的灵活性，但是也会造成劳动者严重的贫富分化。

劳动关系组织扁平化，过程控制技术化。由于智能机器广泛应用，智能时代各类产业从业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将普遍闲置。其中，一部分人从事以信息自动化技术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大部分人可能选择基于个人爱好、兴趣或不以收入为目标的休闲职业，使得整个社会劳动就业结构日渐单一，劳动关系组织呈现明显的扁平化特征。在劳动管理上，膨胀的管理层级消失，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管理被淘汰，资本对劳动行为和过程的控制策略由过去简单直接的控制转变为复杂的技术性控制，从而引发现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革。智能时代劳动者虽然被赋予更大的自主空间，却面临着更为狭隘的路径依赖，而且处于非理性存在的人工智能的管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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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

人们有关劳动的观念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具有不同的劳动价值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智能时代以信息创构和数字劳动为标志，不仅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对劳动价值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正面影响。一是劳动的目的是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在传统劳动价值体系中，劳动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洛克最早指出，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斯密也曾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劳动价值观，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发展。但是，在人类追求物质享受和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精神世界却日益萎缩，价值、意义世界不断失落，有些人甚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原本是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结果却“在资本增殖逻辑和功利主义价值观驱使下发生了倒置”，使人“从最终的目的沦为手段”。

二是劳动者地位不再分为三六九等。传统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的经济价值。在智能时代，人们对于劳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劳动的认可也不再仅仅依据其实用性和物质价值，劳动更多是一种自我选择，劳动者的地位普遍较高。一方面，基于数据驱动下劳动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点，脱胎于信息时代的远程、共享、多重劳动形式将继续存在，人机协同劳动更加普遍；另一方面，无雇佣关系的自主择业方式大量出现，整个社会就业逐渐呈现出劳动关系主客体不清晰的状态。总体上说，传统“金字塔型”劳动分工底层日益空心化，顶层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群体趋向高层次化，劳动主体的不平等地位最终将消失。

三是劳动过程不再被视为一种“苦差事”。在传统观念中，劳动是苦差，不劳动才是幸福，导致一些人在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逃避劳动，有不劳而获的心态。智能时代的数字劳动拓展并延伸了人的体力和脑力，使人类劳动逐渐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愈来愈多。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不断地接受再教育和再发展。同时，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为人的自由发展创设了新平台，也铺设了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桥梁。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负面影响。一是人工智能或成为新的控制人的手段。智能时代可能加剧资本与技术对人的双重宰制。一方面，在利润的诱惑下，不受劳动时间、空间限制的数字劳动“会侵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甚至使劳动演变为“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消极活动；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数字技术的人“可能丧失脑力与体力的部分功能”，使“失去正确价值导向的数字技术反过来威胁人”。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与马克思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引入的异化概念是一致的。

二是生产和价值交换系统可能出现结构冲突失衡。智能时代带来了财富生产的高效率，必定导致“社会物质产品急剧增长，财富创造系统迅速膨胀”；同时，智能机器的广泛使用必然大量替代工人，造成产品中“活劳动”凝结的价值量越来越少。生产系统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生产力效率和水平越高，生产过剩则越严重”；价值系统失衡则表现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结构性冲突失衡继而可能引发有关人类进步方式的担忧，即失去劳动的人类会不会“由此就失去进化发展的推动力”，社会的进步会不会“因此停止，甚至退步”呢？

三是社会分工的对抗性可能加剧。如前所述，智能时代必将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失业风险，并且加剧社会分工的对抗性。一方面，智能机器大量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技能的依赖程度，社会之间横向分工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技术垄断“阻隔了社会纵向分工”，“巩固了机器分工体系”，造成资本进一步排斥劳动力，社会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因此，智能机器可能使大多数人彻底沦为“无用阶级”，这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这对个体劳动者来说，或许只是工作机会的丧失和人生价值无法真正实现，而对整个人类来说，则可能是传统劳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消解。

四是劳动的主体性和财富分配方式将受到挑战。智能时代不但会对个体谋生劳动形成巨大冲击，而且会对劳动者的主体性乃至生存本身构成深层次挑战。由于智能机器削弱了劳动的主体性，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占主体地位，其主观能动作用也难以发挥，结果可能造成人类生存意义的失落，甚至“能使人彻底丧失自身的类特性”。不仅如此，智能时代还会改变人类的财富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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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如何重塑劳动价值

尽管智能时代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没有改变；尽管智能机器带来社会转型、失业等问题，但最终也将人类从各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要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立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决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问题，赋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意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因此，应紧跟时代步伐，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期，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既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也是剩余价值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可以利用智能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服务。其次，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的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真正实现智能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再次，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管理，注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研发与运用，防止技术对人的压制与奴役，从源头上应对新的劳动异化。其中，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特征的制度模式才能完全超越数字资本私有化带来的种种困境。

确立劳动幸福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全社会要崇尚劳动、见贤思齐，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在智能时代，人可以通过自由劳动发挥创造性，从而获得自身的“类特质”。其中，劳动幸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广泛使用，降低了劳动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劳动者所共用；三是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四是劳动者在一程度上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因此，应重新确立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树立劳动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观念，即劳动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只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

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在劳动功利主义价值观下，智能社会带来的不是“劳动解放与劳动幸福”，而是一部分人生存价值与意义丧失并沦为无用阶级。因此，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再适宜于智能时代，必须走向共享财富、全民保障的新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劳动与财富分配将逐渐分离。事实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决不是对穷人的恩惠或施舍，而是“夺回我们失去的数据公共产权”，这也是认知智能时代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紧迫的政治任务”。那么，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资财来源于何处呢？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人工智能征税。正如泰格马克所说，“在持续变大的经济蛋糕中，只需要切下小小的一块进行重新分配，就能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转变劳动教育方式。智能社会的财富和福利保障使得人们能够衣食无忧，更有时间和条件学习提高，应将教育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培养更多能适应智能时代的新型人才。首先，劳动教育要积极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就业形势挑战。一方面，在职业教育上将人机协作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将现代技术注入劳动教育，“形成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以此提高人们学习和掌握人工智能的能力。其次，重塑大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再次，提高人类自身的智慧水平和能力，以寻找更加智慧的新型劳动。

加强劳动法的相关应对和规制。智能时代需要正确的劳动价值引领和先进的社会制度予以保障，使智能技术成为“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技术”。首先，要加强资本治理。具体就是，构建抵制“资本拜物教”的精神防火墙，对资本走向进行严格监控，当资本的目的与公共利益相悖时，加强对其法律规制，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其次，以制订《劳动法典》为契机，不断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充分考虑被替代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加强数字劳动保护和法规建设，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一是明确新型劳动形式的法律属性地位，包括用工主体的法律责任、非典型劳动的适用范围等；二是研究“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脱离的可能性”，“将灵活就业者也纳入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内”；三是劳动保障的责任“从主要由企业承担转向社会化共担模式”。同时，加强国与国之间立法的协同性，增强其国际效应。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4月下

原标题 | 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的影响与重塑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余少祥

来源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