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市场信仰、美国的离场以及世界的自洽

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位在任期间迈出美国国门的总统。大约刚好一个世纪以前，当法国人在一战尾声叫嚣着要为色当战役以来的一切复仇的时候，威尔逊拖着残弱的病体出现在巴黎，抑制住了欧陆再次萌发这种缺乏道德善意的冲动。美国将军队、清教精神与普世理想越过大洋，第一次担负起一种国际意义上的权势责任。1945年以后的历史进程深刻的表明，威尔逊主义是过往这个世纪真正的胜利者。

此后漫长的对峙岁月里，一种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美国的担负从道义转化为必需，杜鲁门总统站在冷战的门槛上向其所庇佑的民主世界呼吁，“如果有任何国家认为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请务必把你的安全分享给所有人，这是我们为这个世界的和平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一战结束即将迎来百年的最后时刻，特朗普将这一切颠倒过来。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美国总统留给印太诸邦的一句嘱托不甚显眼，却又看似深邃——“我将会永远坚持美国第一，同样我也希望在这里的人们坚持你们的国家第一”。这与其两个月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陈辞完全一致——“我会永远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你们也永远应该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第一位。”

在此之前，人们几乎从未发现，“美国第一”在国际层面还会包含一个如此结构相称、情感真挚的推论。在冷战结束后近30年的时间里，大家已经普遍习惯于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伴随着特朗普执政以来在各个层面的“退群”，隐隐可以感觉，威尔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国际主义与联盟理念正在被遗弃。霸权国在离场时对所有人作出规劝——“人人为己、天下太平”——请大家熟悉新世界，自洽于国际政治在“霸权之后”所形成的自然均衡。

粗糙地将之界定为特朗普式的孤立主义或许不甚准确。在本文,我们尝试引入一种经济学视域下的市场视角,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特朗普是如何看待国际政治的应有结构。由此，我们需要走进那个建立了总统几乎所有智识判断和价值理念的曼哈顿霍布斯世界。

特朗普的市场信仰

“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我信仰美国，美国造就了我的财富）。”在一抹昏黄的安静里，《教父》缓缓叙出了第一句台词。在这部被唐纳德·卡根等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奉为权力政治圭臬的电影里，意大利商人的开场致谢深刻表达了三种复杂的情感：一是对于美国市场孕育的自由经济基础的赞赏；二是对于美国法治提供的对于私人产权保护的感恩；三是对于地方政府施政能力的失望：当企业利益和公民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隔岸观火、无所作为。最终，他决定转而寻求黑手党领袖克里昂的公正。

在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的名作《权力与繁荣》一书里，政府被喻为一种公民权利被迫让渡基础上形成的固定匪帮，本质上与克里昂式的流动匪帮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影响是双面性的，“强取豪夺”还是“合作共赢”不过一条淡淡的分界线。正如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论断，“政府不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作为里根主义的忠实拥趸，特朗普早在刚刚踏入曼哈顿时就对政府怀有极大不满。在他看来，纽约市政府应该对1973年以来的经济紊乱负有全部责任，建筑费用猛涨、房产价格虚高，市经济开发委员会在经济下行亟需资金的时候拖欠1亿多美元的债券和贷款，甚至暂停了所有新住宅的施工。几年之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的陷入令人紧张不安的债务压力，市场投资在政府的释义下成为整个曼哈顿区的原罪。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特朗普只身一人从纽约郊区来到哈得逊河西岸，当《纽约时报》撰文讽刺“那真是个粗俗不堪的地方”时，特朗普说“I Believe in Mahattan（我信仰曼哈顿）”——与《教父》里面意大利商人的开场致谢一模一样。他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商业抱负，更为重要的是，他决心要用市场的力量“让曼哈顿重新伟大起来”。

特朗普很快就意识到，是政府过重的行政干预阻遏了曼哈顿商人的投资激情。他利用父亲的政治献金争取到了市议员的支持，使自己的第一个工程——康拉德酒店改造项目得到了 40年的税收减免，酒店从第一天起就人气爆棚。这一方法在其后屡试不爽，特朗普曼哈顿地产帝国核心的15幢建筑先后渔利。尽管这使得纽约市仅在康拉德酒店项目上就累计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税入，然而没过多久，房地产业的确在商人的投资热情下快速复苏，取得近四十年来令人震惊的税收突破，当地立法员激动地将特朗普的首笔交易称为“世纪之税”。在本次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对于自己信奉市场、抵触政府的做法毫不避讳，“作为一名商人，我想尽可能少地缴税，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特朗普看来，市场是自由的，正是这份自由使得曼哈顿成为曼哈顿，这份自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此后的商业竞逐里，他始终坚信于这一信仰，创造性地以500万美元买下蒂凡尼珠宝店上空的空间所有权，成功状告全美橄榄球联盟搞行业垄断。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特朗普与纽约市长科什成为素有不睦的死仇，他公开嘲笑“科什治下的纽约是一场灾难”，纽约市政府是一个“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粪坑”。他给纽约市留下的最为重要的风景是中央公园溜冰场，这个政府耗时六年仍未竣工的项目，特朗普仅花了1200万美元用时六个月便予以完成。在溜冰场的剪彩典礼上，他无奈的叹气到，“又是我一个商人来处理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特朗普拒斥行政官僚机构、鄙视科研文职人员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他绝非理论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曼哈顿霍布斯丛林的人生历经塑造了他对于市场的深刻信仰。在竞选最为激烈的时候，他面向狂热的听众大声宣布：“我是安·兰德的粉丝！”他自诩为现实版的霍华德·洛克，并深切认同那种对于传统道德观的颠覆，“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诚为自我利益创造财富的人，人们所欲求的每一件东西都必须通过学习、发现和生产来获取。”正如《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那句著名的结论，“人作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以自身的快乐为生命的道德目的，以生产性的贡献为最高贵的活动，并以理性作为唯一的标准”。在特朗普看来，他参与了纽约1970、80年代纽约市的重建，他连同与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顿商人们是创造财富的人，是美国清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干倒建制派、诅咒碌碌无为的政府寄生虫带给他极大的快乐，参加总统竞选使他真正成为一种英雄式的存在。在特朗普看来，他的一生始终都在践行着一种高贵的德行。

美国的离场

市场至上的信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特朗普的窗口。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他的很多认知和判断是如何在理念深处酝酿生成的。比如，特朗普为何对减税如此笃定，是安·兰德的放任资本主义信条为华尔街的合法性进行了背书，它使得特朗普对这一方案充满信心，税入减少造成的缺口将一定能够被带动起来的消费热情所填补。再比如，奥巴马医保为何仿佛一种原罪般的存在，“安·兰德的忠实门生伦纳德·佩柯夫早就论证过，穷人医保只能作为一项慈善事业，不能由政府通过法律强制推行；社会化的医疗保险不仅不切实际、无法运作，而且从理论上说根本是不道德的！”再再比如，墨西哥长城为何非筑不可，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试图成为寄生虫者会越过边境，寻求政府的施舍，强制美国纳税人去养活那些揩油的移民将意味着邪恶的不公平！”

在安·兰德那里，所有目的性皆指向一种“自私的德行”。“人就是其自身的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致力于使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致力于繁荣我们的生命”。所以从美国艾奥瓦州到越南岘港，特朗普在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舞台宣扬“美国第一”。又因为“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没有任何利他主义存在的必要，从来就不应为任何人做出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所以美国退出或拟退出TPP、巴黎气候公约、伊朗核协定，拒绝在任何集体主义的虚假温乡里担负不必要的利他责任。那些非政府组织在特朗普看来与政府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更糟的是，他们往往松散得有如一个不稳定的多边形，如果美国无法成为其中百分之百的主导者，下一秒很可能被随意扭曲成任意形状。面对这污淖于周遭的多边制度和国际组织陷阱，美国甘愿离场。

世界的自洽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粗糙的特朗普孤立主义。我们发现，正如上文所述，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情绪上、行动上不愿为国际社会的利他主义所累，怀有孤立自身的原始冲动， “美国第一”及其推论最终带来了“人人自洽”的远景；我们同时也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对于权力的运用有些许退却，甚至叙利亚轰炸、阿富汗增兵、朝鲜半岛的威慑升级、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等很多现象都表明，本届政府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单边干涉是怀有强烈的意愿和能动性的。

囿于这两方面的矛盾，我们只能寻求市场主义的解释逻辑。我们最终发现，特朗普的市场信仰融贯于理念认知的方方面面，其所建立的“人人为我、天下太平”式的国际政治均衡模型不过是这种信仰在国际社会的自然映射。在特朗普看来，国际政治恰如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成为自我意义上最为优秀的一个单元，所有人都将在充分自由竞争的结构环境里获得最优的市场效率。特朗普在理念深处始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曼哈顿就是这个世界，他在第五大道的鳞次栉比中穿行与在中东、欧盟、亚太波诡云谲的政治事务中穿行没有什么不同。当年市场的力量是如何拯救了曼哈顿，现在他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拯救这个世界。如果曼哈顿的商人们能够自洽于充分自由的霍布斯竞争，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也可以，并且理应如此。

在这样的意义下，权力的运用有其特殊重要性，可以为国际政治常态秩序的运行提供保障。那些违背市场规则的人是真正的恶者，他们扰乱了美国在这样的结构体系里获取国家利益的常态秩序，卡塔尔、朝鲜、伊朗因此都曾被贴上“破坏者”的标签。当然，也包含非公平贸易，特朗普在亚太行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在最后，它会毁了我们所有人”。然而他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批评中国，用特朗普自己的话来说，“谁能责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民谋福祉而占去另外一个国家的便宜呢？我承认，中国干得很漂亮。”

在认知方式上，这种结构与权力的二元划分没有什么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偏近于结构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肯尼思·沃尔兹。在经验意义上，政治决策者能够在市场和政治之间、曼哈顿和世界之间、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之间如此自由地切换，也体现了总统先生极好的理论通透性。然而在现实层面，它导致了美国国内的担忧、联盟体系的恐慌和部分地域的权势真空，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一判断需要基于一种必需确定的前提，即国际政治的市场均衡结构对于美国是好的，美国已经占据了这一结构的最优位置，哪怕只能以一个普通单元身份运行于其中，也将有助于美国不断竞逐和累积国家利益。目前来看，这或许远非事实，那些在某些领域占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进一步拉大差距，那些曾经被“誉为”正在“强奸”美国的国家将沿着安·兰德的自私信条将一切更加自如地进行下去。

第二，它非常糟糕地忽视了盟友国家的心灵感受。当特朗普每一次打量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时，他的主体导向是经济事务，并习惯于将这一领域的不满向政治、安全甚至道德层面蔓延。尽管他本人很可能根本无心，然而国际政治中很多信号的复杂性使得盟友国家在惊惧之余往往无法作出准确而细致的区分。这次亚太之行已经在次序上位于中东、欧盟之后，人们依稀记得奥巴马早在就任首年就明确宣布自己将成为美国的“第一名亚太总统”，而“印太”战略无论从战略框架、具体内容还是提出方式来讲都更像是一个总统度假时顺手带上的面包圈，完全无法如当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般带给盟友国家起码的心灵慰藉。当蒂勒森在归来后的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觉得本次亚洲之行取得成功时, 国务卿甚至直接略过了这一问题，简单回复道：“谢谢”。

最后，它至少在短时间内深刻改变了美国对于国际情势的基本理解和战略判断，这一由威尔逊、杜鲁门总统确立下来的国际结构和主导权势使得美国在过往的一个世纪里深深受益。任何情形下，美国不可能将之随意遗弃，然而本届政府出人意外的体现出了一种无所适之的淡漠感。《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评论将这次旅程作为美国权势的告别，文章在最后向所有的霸权记忆挥手致敬——“再见，美国权力！再见，美国价值！再见，美国可信性！再见，亚洲！”《华盛顿邮报》评论到，“如果特朗普政府还存有一息战略思维的话，那将是一种现实主义与被迫默许的结合，这次亚洲之行让我们见证了美国在光鲜的管弦乐中衰退下去”。

这一荣光一旦被拱手奉上，历史将永远不会允许他们将这一切再次赎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