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打赢反恐战争”之谬；美国极右翼的法国根源

“打赢反恐战争”是无稽之谈

当代语汇中对“战争”的表述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21世纪战争时而声势浩大，时而披上大量欲盖弥彰的伪装，我们不知它因何而起，也看不到它的结束，它既发生在遥远的“作战行动区”，又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为了拨开这团笼罩在战争现实之上的媒体政治语汇的迷雾，使围绕战争问题的思考具备更多的严密性和预见性，法国大学出版社（PUF）近期出版了一部《战争与和平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guerre et de la paix）。该辞典收录了300多个相关词条，由200多位学者、军人和社会工作者参与编撰。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所长让-巴蒂斯特·让热纳·维尔梅（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是该辞典的三位主编之一，法国《解放报》记者皮埃尔·阿隆索（Pierre Alonso）采访了这位年仅39岁的哲学家、国际法与政治学专家。访谈发表在12月1日的文章《“打赢反恐战争”是无稽之谈》中。

在访谈中，维尔梅批评了“反恐战争”一词在媒体中的滥用。他认为法国在本国领土之外，如萨赫勒地区（Sahel）或黎凡特地区（Levant），的确在进行战争性质的武装冲突，但如果用小布什发明的“反恐战争”这个政治宣传语汇来描述，从严格的军事语义学上来说是无稽之谈：“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手段。人们发动一场战争所针对的不会是某种手段方法，而是具体的敌对者，譬如北马里或ISIS境内的‘圣战分子’。”维尔梅认为打这种语义擦边球会让民众有一种法国境内正在开战的错觉，他建议采用来自医学语汇，更有积极意义的“武装干涉”，或者有更明确法律定义的“武装冲突”。“打赢反恐战争”在维尔梅看来是一种语义破碎，缺乏条理的表达，尤其在战争输赢的结果上语焉不详：“赢得反恐战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在于把恐怖袭击的风险降低到政治上可接受的界限内，然而在不同的社会中这一界限是不同的。”

维尔梅支持法国在针对萨赫勒恐怖组织的冲突中应用武装无人机“定点清除”技术。他认为武装打击手段上的不对称，并不意味着反恐部队更容易取胜：“现代战争多基于间接策略，和拿破仑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传统相反，在非对称战争中敌人会避免正面冲突。”以2009年美国介入巴基斯坦内战为例，维尔梅觉得相对于小布什派驻大量地面部队所造成的平民损失，无人机打击从精准度上来看是一种“更小的恶”，甚至是更“人道”的。对于无人机选择被通缉且有法国国籍的恐怖袭击肇事者为目标，维尔梅解释说：“一旦这些人他们回到战区，他们的身份就变成了战士，与他们是否被通缉或他们的国籍无关，关键问题是这个人是否直接参与了敌对行动。”恐怖组织国际化使“国家内部安全和外部防御之间不再有明确的区别，两者间的连续性为在境外追索和打击恐怖分子提供了依据。”

美国极右翼的法兰西思想背景

11月27日，《纽约客》网站发表长篇特稿《“你们不能取代我们”的法国根源》，深入挖掘了从法国萌芽的极右翼“认同论”（identitarian）思想，如何在近年来传播并影响到美国极右翼，诱使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死灰复燃。该文章将刊登在12月4日的纸质版《纽约客》杂志中。

作者托马斯·查特顿·威廉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作为柏林美国学院霍尔茨布林克奖学者及《时代》周刊撰稿人，曾因2011年出版探讨Hip-Hop文化的自传体小说《失去冷静：爱情、文学与远离人群的黑人》而广获好评。威廉斯近期正在围绕种族身份问题撰写一部新作，为此他在法国陆续探访了多位各种不同政见的著名学者，特别是三位极右翼思想的精神领袖。

作家雷诺·加缪（Renaud Camus）在1980年代以前还是社会党的左派学者，他的《伎俩》（Tricks）一书还曾获导师罗兰·巴特亲自撰写前言。近几年，这个名字却和极右派常常援引的“大置换”（grand remplacement）概念捆绑在一起。在采访中，他将这一概念简单地解释为“一个民族在短短一代人里被另一个民族完全取代，”认为“由于黑人与棕色人种向欧洲逆向殖民而导致白人文明灭绝”，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加缪由左转右的契机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在为法国政府撰写旅游推广文集期间，他游历了南部许多古老的村庄。尽管早已熟悉政府面向移民推行的住房补贴和市郊社会住宅（cité）政策，但亲眼看到中世纪喷泉边坐满“戴面纱的北非妇女”的景象，触发了他内心的危机感。在大多数法国人眼里，面纱象征着宗教信仰与世俗国家冲突，而加缪则认为它代表了遍布他家园的闯入者，从此他开始痴迷于哀叹西欧民族纯洁性的衰落。在一本以《大置换》为题的著作中他写道：“个人的确有可能融入别的民族，可如果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种宗教，尤其是当这种宗教本身构成了文明、社会体系与国家结构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融入其他民族或文明的。”

雷诺·加缪认为自己的观念不算种族主义：“我没有任何基因意义上的种族观念，也从不使用‘至上’（或译‘优越’superior）这个词。”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极右派，投票给勒庞只是为了让“法国继续属于法国人”。他认为自己对“法国性”的定义是理性而温和的。当威廉斯请他界定一下自己这样的身份——居住在法国巴黎，有一个法国妻子和一个混血儿子的美国黑人学者，加缪很坦诚地回答说：“没有比住在巴黎的美国人更法国的了。” 但这样的温和并不妨碍他在面对穆斯林移民时变得苛刻。

威廉斯指出，加缪的“大置换”概念在英语世界被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广泛接受。今年7月，加拿大“另类右翼”（alt-right）网红劳伦·邵瑟恩（Lauren Southern）以此为标题发布的视频迅速收获了25万观看流量。一位匿名作者创办了同名网站，致力于推广这一来自欧洲的术语，认为它比“白人种族灭绝” （white genocide）更有说服力，如今在Youtube上搜索这一词条能找到超过5万条视频。

不信任多元文化并执着于保持欧洲的纯洁性，通称为“认同至上主义”（或译同一主义 identitarianism），而大多数反对移民政策的作家却避免这一表述。 加缪也自称对“认同政治的游戏”不屑一顾。然而，美国另类右翼创始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为了与新纳粹划清界限，却选择用认同论者来定义自己。正是因为这个词既回避了种族优越性的问题，又包含了左派“多元化”的包容性话语和对强制同化的批判，可以借此为白人重申差异化的权利。

为追溯“认同至上主义”的渊源，威廉斯通过邮件采访了尼斯的极右翼组织GRECE（“欧洲文明研究小组”缩写）的创始人——法国新右派精神领袖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伯努瓦在1999年发表的《欧洲文艺复兴宣言》是西欧、美国甚至俄罗斯极右翼组织所推崇的重要文献。《宣言》中把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列为世界最重要的财富，反对西方国家因笃信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而推动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道德领域的全球西化（westernization）。伯努瓦在邮件中告诉威廉斯：“第三世界各国的使命不是到西方去建立他们自己”。他主张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其“自给自足”，从而阻止其公民去别处寻求更好的生活。威廉斯认为，伯努瓦一派所强调的“多样性”是孤立的多样性，忽略了引起移民问题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是基于对世界审美化的怀旧认识。

伯努瓦在接受白人至上主义杂志《美国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的创始人哈里德·泰勒（Jared Taylor）采访时，试图向他解释自己与“认同论者”的区别：“我意识到种族和种族差别，但我不像你把它看得那么重。……移民显然是个问题，造成了许多社会病态。但无论是我们、移民还是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身份认同，都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到处破坏人们的身份认同与差异的制度。”

威廉斯认为，伯努瓦过于“浪漫主义”的思想，至少为部分白人围绕文化和种族话题进行思考提供了思想框架，被断章取义地用于煽动地缘政治中的怨恨情绪。与极右派针锋相对的法国批评家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采访中告诉威廉斯，伯努瓦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中都是思想权威”。格鲁克斯曼认为这是因为法国新右派采用了一种在二战后已经被德国人自己抛弃的部落式认同方式：“对纳粹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来说，认定自己的敌人就是识别自己的内在自我，‘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然后我来告诉你你是谁’。”

新右派在1990年代分裂后，GRECE的另一位创始人吉约姆·法耶（Guillaume Faye）在一篇题为《未来主义考古》（Archeofuturism）的文章中宣称：“作为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要回归这个词的本意，那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本土成员’。”法耶极力推崇俄罗斯总统普京，寄希望于这位阳刚的异性恋白人所代表的俄罗斯军事力量能建立一个“欧洲西伯利亚”的白人民族国家联盟。威廉斯认为法耶的主张有助于理解今天美国极右翼中一些矛盾话语。例如前任美国总统顾问，极右派布赖巴特新闻网（Breitbart）前总裁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也说：“美国的另类右翼根本不保守”，当右翼保守派还在宣扬“自由、资本与宪法的永恒价值时，斯宾塞和他的追随者“愿意用社会主义来保护我们的身份。”斯宾塞自诩深受伯努瓦和法耶思想影响，其中瑞典右翼阿尔科托斯出版社（Arktos）的译介传播，为“认同至上主义”思想的国际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威廉斯注意到，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多不承认近来的难民潮带来过真正困扰，否认恐怖主义风险的增加，这反而激化了人们对移民和知识分子的怨恨。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把叙利亚难民描绘成一个良性和适应性的统一体。他主张法国作为一个有疆界的共和国，有责任去接纳别人。而“无限制的待客道义和接纳政策有限的可能性”必然产生紧张的矛盾。莱维对“大置换”的理念非常鄙夷，称之为“垃圾思想”，他说：“罗马征服高卢才是法国人口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存在法国人这么一个的民族。”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也对“法国人纯粹性”的思想提出过类似的批评。其中隐含的关键在于：一个在1900年几乎统一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如今有600多万穆斯林移民，人口的量化标准是否应该被作为衡量民族纯粹性的标准。

自由派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歇隆（Patrick Boucheron）在采访中告诉威廉斯，法国人口中只有1/4是移民，而穆斯林只占1/10，40多年来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据。让法国人深受其害的不是穆斯林，而是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布歇隆认为“大置换”的观念不仅残酷，更是虚假的：“当你反驳他们的数据，说1930年代有更多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来到法国，他们就会说‘对，但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身份认同背后是移民问题，移民问题背后是对伊斯兰教的仇视，最终总是会归结为此。”

威廉斯担心，一味否认移民带来的社会干扰只会帮助认同至上主义获得更多支持者。中间偏右翼的哲学家帕斯卡尔·布鲁克纳（Pascal Bruckner）也认为：“自由主义者在极力淡化流民危机，而不是讨论潜在的解决方案。人们对问题视而不见，只是表面的慷慨。”而针对同样的问题，贝尔纳-亨利·莱维则断然宣称法国“没有难民”，他认为这是右派人物对社交媒体的无情利用，通过发布一些煽动性的视频，使人们相信移民已经遍布街头巷尾。而法国极右翼学者让-伊夫·加缪（Jean-Yves Camus）则反驳称：“在今天，像1950-60年代那样的传统法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和莱维所说的正相反，这个变化确实已经发生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

威廉斯对这一“传统法国”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戴高乐或拉辛的法国与今天的法国不仅在民族构成上，还在许多其它方面都有所不同。今天，女权主义、星巴克、智能手机、性别平权运动、英语的全球支配地位，易捷廉价航空，巴黎西方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所有这些变化都打破了“作为法国人”的意义。而认同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怀旧，而是它揪住种族这一点而排除其他所有因素。美国不同于西欧，大量移民历来被视为美国人的一部分。尽管开国先祖在白人至上的血腥基础上建立了这个国家，可是除非你是美洲印第安人，否则一个美国人谈论“血与土”是可笑的。然而，在这个国家各种过去不可思议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也不再是左右倾向，而是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

阿兰·德·伯努瓦在邮件中说：“所谓新右派从未声称要改变世界。”他们的目标是“为知识分子的思辨作出贡献，提供一些反省和思考的主题”。就此而言，他们已经成就斐然了。格鲁克斯曼将新右派的思想总结为“只要我们赢得文化之战，就会有一个领袖站出来”。多元文化社会等于反白人社会的观念已经从法国的沙龙，一路溜进了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右翼葛兰西主义的神格化典范。

8月11日，打着“团结右翼”旗号的队伍在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内开始集会游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抗议者将纳粹和盟军的标识放在一起捣毁，同时大声吟诵着雷诺·加缪信条的变体：“你不会取代我们，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这些卡其裤青年中，很少有人听说过吉约姆·法耶、雷诺·加缪或阿兰·德·伯努瓦。他们不知道这些修辞和尘土覆盖的葡萄酒一样来自法国，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拿起提基火把点燃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