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康华︱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

整理者按：丁酉春节假中，陪伴家人小游古镇之际，偶从书友王博先生处购得几册档案文献，其中一份为陈望道访问记录，值得关注。

该份记录写在20×15绿格稿纸上，共九页。从纸张、笔迹到一些特殊的简体字、异体字再到具体内容，皆可判为一手的旧档案无疑。访问人马曼荪、沈恒春、张廷钰，最后由沈恒春记录成文，包括四个部分，计两千三百余字，虽叙事较为简略，仅是谈话要点而已，但时间跨度从1920年至1949年，基本涵盖了陈望道解放前参与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所涉人物与事件颇为丰富。

关于陈望道访谈录，《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曾发表宁树藩、丁淦林整理的《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一文，是1956年与1963年两次访问的内容，但如整理者“附记”所言：“因受时间的限制，两次访问都只谈了一部分的问题。随后在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非常盼望有机会作第三次访问。”最终却因受文革影响，第三次访问未能实现，所以发表的谈话记录，其内容仅围绕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展开，其他的经历见闻则付阙如。

今将沈恒春整理的访问记录与宁、丁二先生的记录比对，可发现后者是前者第一部分的扩展版，对一些人物、事件的回忆，更为具体，例如陈独秀“讲话时老是咬手指甲”这样的细节都谈及。但新见访问录中回忆此阶段事迹，也并非没有逸出的内容，如上海大学西摩路校园在“五卅”运动中，有大幅标语从三楼悬挂到楼下，以及上海大学借钱在江湾造宅子时，孙中山也捐了一部分，这些细节都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而其他三个部分涉及的诸多史实，或许也正是宁、丁二先生所盼望访谈的内容。此外，尚丁曾于1962年7月2日就《太白》杂志相关问题访问过陈望道，1982年以《〈太白〉主编谈〈太白〉》为题刊于《出版史料》。

需予指出的是，新见访问记录中有一处明显错误，即第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云“后来施复亮、施存统等也参加”，事实上，施复亮与施存统为同一人，此处错误，当是访问人疏忽所致。另外，不能不指出，该次访问时间据原稿所记是1951年1月16日，而承复旦大学校史馆钱益民老师提示，此时陈望道身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尚未任校长之职，而访问记录中称陈望道为校长，于史不合。

此外，稿中提及几人，如陈子展、乐嗣炳，皆称“右派分子”，亦非1951年所可能之事。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笔者推测是誊抄时笔误所致。除了前面指出的两方面不合之外，该稿第四部分还提及“北京历史研究所三所曾经访问过陈望道校长”一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此句所云访问人，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王来棣，她曾于1956年6月17日及7月3日两次访问陈望道，后收入《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因此，沈恒春等访问时间便只能是晚于1956年。至于具体年份，则难确知了。

后承老友姜海坚先生赐告，“反右运动”开始于1957年6月，真正戴右派帽子则在当年10月以后；查陈子展与乐嗣炳二人的摘帽时间是1961年1月，据此推测该采访时间当在1957年10月至1961年1月之间，因此，该稿可能的年份应是1958或1959年。特此附记鸣谢。

这份新发现的陈望道访问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幸为笔者所得，不可藏私，兹整理公布，以供学界参考。2017年2月8日燕知草堂灯下记之。

访问记录整理

访问对象：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

访问时地：1951年1月1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

谈话要点:

一、关于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等不出10个人参加，后来施存统、施复亮等也参加。当时没有一套正规的入会手续，当然因为环境关系，也还注意了解的。

2，关于当时的刊物问题：“五四”运动以后，出版刊物很多，《新青年》和《新潮》最出名。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搬来上海，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编辑部就在南昌路铭德里两号的楼下厢房里。这是主要的宣传阵地。“游击”阵地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当时李汉俊在上海和戴季陶、沈玄庐搞《星期评论》。（杨之华原来是沈玄庐的儿媳妇，也参加过《星期评论》的工作。）那时，这个刊物还是唯物的。陈望道来上海本来就是参加《星期评论》的，结果因故不出了，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时的对立面是张东荪的《时事新报》。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三、四月间，以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的。（初版本在张静庐处可能有）

3，关于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是于右任挂的名，实际上是党办的。陈望道担任教务长，从那时起，就一直搞教育工作。上海大学有三个系，中文系有田汉、茅盾等执教，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西山会议派；外文系有沈志远；而社会系却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讲的是工人、农民、妇女等各种社会问题。它是在1922-23年办起来的。开始在西摩路一个三层洋房里，“五卅”运动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当时有一个大幅标语从三楼悬挂到楼下。“五卅”运动之后，西摩路“上大”被封掉。以后就搬到青云路。再后，借了钱（孙中山先生也捐了一部分）在江湾造了一宅房子。“四·一二”以后被封，很多学员被捕。国民党并在那里办了个劳动大学，听说现在连房子也没有了。

二、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上大”被封后，这个形式也不行了，就利用别的形式。如办了中华艺术大学：有中文系、外文系、国画系、话剧系等，洪深、沈瑞先等均参加。

1930-31年，国民党大量迫害进步教授，占领文化机关。陈望道就在1931年被迫离开复旦。当时，复旦大学学生中两派在壁报上斗争甚剧。（当时的学生有马彦祥，现在中央文化部搞京剧导演；冯德培、孙际春；蒯斯勋，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

当时国民党要复古、存文、读经，废除白话文。我们就搞大众语运动，与之斗争，也批评白话文，实际上是保存白话文。

国民党反动派还以嬉皮笑脸的小品文来模糊革命意志，捧出了林语堂为“幽默大师”，出版《论语》与《人间世》。如在《生活》周刊被封时，就以“生活死”三字来“幽默”一番。我们（陈望道、胡愈之、鲁迅等）就以小品文对小品文，编辑出版《太白》，作为阵地，和它们作尖锐的斗争。同时也利用报屁股——报纸副刊作为“游击”阵地。例如乔木同志就喜欢写小文章，大部登在《时事新报》的副刊上。所以要了解文化斗争情况，还要多看一些报纸副刊。

当时国民党对出版检查很严，斗争也很尖锐。《太白》中好几篇文章是骂检查狗的。为了应付检查，不被看出作者笔迹，我们是排好清样送去。被删之处，开始是用删节号代替；后来连删节号也不准用，以致上下文不通，没法办下去了，就停刊了。

开始的时候，陈望道参加郑振铎主办的文学研究社，以现实主义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相区分，后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却服从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了。

国民党那时的一些社会新闻还以所了解的生活上的一点真实情况加上政治上的假话登出来，以恐吓进步文化人和欺骗一般群众。

1935年-1937年暑假，陈望道在广西执教，所以对上海情况就不太了解。

三、关于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上海苏州河以北沦陷以后，韦悫（在商务负责出版方面）、郑振铎、陈望道（负责语文方面）等常常在青年会吃饭时谈谈，没有记录，也没有具体的组织，决定以后就分头贯彻。在语文方面的活动是：宣传拉丁新文字，到难民所去教，实际上是一种联络、组织的工作；在大新公司楼上开语文展览会，陈列自古至今的文字，进门就有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有岳飞的“还我河山”四字的碑帖，观众一看就心里有数。以后汉奸分子很注意，也登过报，1939年陈望道就上后方去。

解放战争时期，“大教联”的斗争，还有些文物。但看不出尖锐的斗争来，因为当时的话是堂皇的，以团结右翼，甚至反动的人物。骂得厉害的，我们便利用和国民党接近的人执笔，如有一篇就是陈子展（现为右派）执笔的，而且登在新闻报上。

凡事必须有党的领导。任何一点点成就，都是党领导的结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学生的反饥饿斗争中，大教联决定不参加，以免束缚学生的行动，同时避免反动派找不到学生而打击大教联。但是学生不明真相，敌人又从中挑拨，以致关系紧张，情况复杂化。亏得有党的统一领导，陈望道和唐守愚联系了，就迅速消除了误会，解决了问题。

四、关于文物和访问线索方面：

1，关于教育界斗争方面，高教局曹未风了解研究过一个时期；一般的斗争历史方面，北京历史研究所三所曾经访问过陈望道校长。

2，文物在历史研究所三所和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保存不少。

3，华东地区在土改时，曾有规定：凡地主家里没收的钢铁片和书籍纸张，均须经华东文化部审查，其中发现不少文物，甚至有成套的党内刊物。当时唐弢同志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以后如何处理，可去访问他。唐弢同志本身也注意搜集这方面文物的。

4，文物还可以向一些收藏家去访问征集，如北京的张静庐。复旦大学的乐嗣炳（右派分子，原为中文系教授，现为图书馆职员）平时也搜集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文物，如何利用，可与党委商量。

5，谢六逸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曾在四川路负责过一个女学校，后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文章写得不错，是个好好先生，倾向还是不错的，可惜早死了。

访问人：马曼荪、沈恒春、张廷钰

整理人：沈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