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近代手工艺人研究中的政治与……历史视角

在现代学术体制的分工制约之下，国内学术界关于历史上手工艺人的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处境之中。多年前我和一个摄制组在云南茶马古道上曾经走访过一些传统手工艺人，巍山的马具手工艺、喜洲镇的银器手工艺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深感在学术研究中梳理其历史脉络、深究其微观史实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但是在目前的学科殿堂中，有关手工艺人的历史研究在艺术史、设计史、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中均难以获得应有的学术关注，只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经济史中相对比较受重视的手工业研究也把手工艺放置在边缘，而在工艺美术史中即便进入手工艺的研究之中，往往也是见物不见人，只有工艺品的艺术审美研究而缺乏有深度的手工艺人研究。多年来全国各地为“申遗”或评选“工艺大师”、在近年为宣传“工匠精神”以及各种以“手工文化遗产”之名举办的论坛、节庆不计其数，各种华丽的文化遗产宣传品、工艺品图册或手工艺大师名录大量印制、出版，但是由于大都缺乏符合学术规范的专题研究，手工艺人的真实历史状况仍然沉睡在混沌幽暗中。

近日读到夏燕靖著《江苏近代手工业艺人从业状况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12月），这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近代手工艺人研究的专题报告，以大开本和八百多页的篇幅所容纳的专论、调查报告、口述历史、图像、年表、资料表格等显示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集体合作的努力成果，丰富的一手资料以及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其兼具综合性与个案性的学术意义。虽然其研究对象以江苏省为限，但是由于江南地区市镇手工艺行业在种类上的丰富性和鲜明特色，以及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和向现代化经济转变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这种深度研究显然带有了超越区域性的意义。

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由作者本人撰写的以综述报告的形式对江苏近现代手工业艺人从业状况作历史性的考察：江苏近现代手工艺人的来源与构成、传承与工巧；手工艺人的生存状况、依赖与生存；手工艺人与手艺相传、生存的竞争与江苏近代社会，以及手工艺人群体的近代化问题和手工业及其艺人的现状，呈现出一幅异常丰富、错综复杂的近代手工艺人历史图景。仅以手工艺人的来源和构成而论（参见9页、45-54页），就有本省及外省手工艺从业者、破产的农民和城乡流民为活口而投身手工艺行、因家庭影响或者自身的爱好而投身手工艺行业等等不同来源，而手工艺人的身份除了师傅或徒弟之外，还有各种杂工伙计、管账，“写头”（经营）等人，这些手艺人的不同来源、身份和生存状况既有共同的规律也有纷繁复杂的个人语境。作者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运用分类、比较、辨析等方式重建了一种以手工艺人的身份特征、工匠手工业与手工艺人的依存关系、手工艺人生存状况、和手工艺人的群落构成为框架的叙述方式，在叙述过程中力图梳理历史的脉络与情境肌理，而诸如新文化史观、近代化理论等分析工具也在其中恰切地起着历史理性思辨的作用。

下篇是在作者指导下由研究生等完成的个案考察与研究，有金陵刻经处雕版印刷技艺传承、晚清吴地乡土艺人行会组织机制与作用研究、近代苏州丝织手工行业管理状况及相关制度、南京秦淮灯彩世家手艺传授方式考、如皋风筝的传承与保护、胡家芝剪纸、高邮地区民俗文化、清代苏州民间刺绣的艺术特色、沈绣艺术的传播与继承、南京绒花、东台发绣的兴衰、扬州剪纸张氏家族传承、手捏戏文的历史等专题，最后附件包括有若干篇相关文献资料。这些考察报告除了大量查找、引用档案文献之外，不少专项课题都结合了采访艺人的口述资料进行论述，保留了许多只有在记忆中存在的史料。例如关于南京秦淮灯彩在“文革”期间的销售问题，陆氏灯彩的传人陆有昌在访谈中以具体事实纠正了过去认为“文革”时期无法卖灯的说法，以当年如何迅速地卖灯的经历说明“我们家的灯‘文化大革命’时候卖得最好”（531页）。又例如在采访胡家芝剪纸的传人袁振藻的时候，谈到了陈之佛先生是推荐和评论胡家芝剪纸的伯乐，其花鸟画构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家芝剪纸有所影响（679-681页），这些都是值得保存的有价值的研究史料。

作者在“绪论”中详细地梳理和引述了围绕近代手工业和手工艺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必须“将过去被忽视的手工业艺人主体存在的事实重新召唤回来，让设计史的研究能够突出‘匠作’的贡献”。这的确是手工艺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过去我曾经从艺术与科学关系研究的角度论述过技艺与工匠的相关问题。自石器时代以来，手工技艺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艺术（art）的现代含义（即比较单纯的关于美的艺术的观念）要迟至十八世纪后期才确立起来，在希腊语中的techne和拉丁语中的ars都是指诸如木工、铁工、外科手术之类的技能或专门形式的技艺，古代的“艺术”与手工技艺有紧密关系。公元1100年，“谦卑的僧侣”特奥菲卢斯（Theophilus）在他的著作《各种技艺小书》中描述了当时人们对于手工技艺之美所表现出来的冲动和热情。

但是在中世纪也出现了贬低技艺的观念，认为它属于低下的等级，如佛罗伦萨的圣安东尼（St•Antenio）说技艺的说法来自“moechor”（犯奸淫罪）一词，因为在技艺中人的智力似乎被奸污了（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第207页，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在从中世纪末期向文艺复兴的过渡中，不少艺术家力图使自己的身份与手艺匠人区别开来，希望使绘画艺术从手艺上升到时代思想的保护者和代表者的地位。到文艺复兴盛期，米开朗琪罗在给里昂纳杜神父（Lionardo）的信中请神父给他写信时不要再用“雕刻家米开朗琪罗”这样的称呼，因为这把他与手艺匠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手工技艺与艺术并没有从此就分道扬镳。

1675年，柯尔伯（Colbert）请求科学院编出“机械论文集”第一卷，题名为《对艺术和工艺的描述》；在十八世纪由丹尼•狄德罗（Danni Dideluo）主编的《百科全书》的“艺术”这个长达数千言的词条中，仍然是一个似乎包罗万象的万花筒，里面有的是“生产力”、“机械”、“焰火制造术”以及关于民族工艺产品的等等。狄德罗为了撰写有关工业生产和手工技术的条目，亲自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兴趣和精确的描写使他的《百科全书》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英国钱伯斯的同类百科全书。除了“艺术家”与“工匠”的身份认同之外，“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关系变化更是近代科学起源研究中的重要而复杂的议题，较为新近的研究成果既肯定了工匠的杰出贡献，同时打破了学者与工匠的身份固化，把两者之间的知识交流视为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中国传统中，影响手工艺人身份地位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政府的管治。作者指出，在古代社会中无论是乡村手工艺人还是城镇手工艺人都一直是被视为国家编户齐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受到官府的一定重视，但在“重道轻器”传统观念约束下又仍然处于社会低层。而“随着明清社会的转型，许多普通工匠经由技术入仕，成为这一时期官僚体制吸纳的对象而引人注目。明清两朝江南工匠入仕的比例尤为明显，这有助于提升工匠的社会地位”（201页）。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城镇工商业者的身份是被看作不好成分的群体。工商业者有两层含义，一是泛指所有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员，其大户，即被看作是资本家或者资本家代理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等小户也被视为是剥削利益的代表；……到1956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才从工商业者中区分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这才被认定为是劳动者一分子，但与工农成分还是有差异，这是特定年代特殊身份的划定”（同上）。这说明在中国近代手工艺人研究中，政治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不可忽视，是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手工艺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也包括这部著述）可以说尚有不少差距。例如，195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手工艺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之后，在集体化体制下的手艺传承的知识权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在该书的绪论或下篇的各专题报告中均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调研和论述。

日本著名民艺学者柳宗悦认为手工艺中的特殊制作、精英技术在封建领主制度的庇护下发展到鼎盛阶段，匠人们受到领主们的庇护，接受订货，技艺得以异常地发挥，作品水平高超；同时，在各地领主、诸侯居住的城下町集结了许多的匠人，出现了以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工艺为名的城下町。而在出现了经纪人的市场经济阶段，一方面艺人可以销售出很多产品，但另一方面在批发商制度的利益驱动之下，艺人的工作愉悦被剥夺了，产品变得粗劣不堪。到了机械工业时代，设施的庞大规模、大量的产品与低廉的价格基本上摧毁了手工艺（柳宗悦《工艺文化》，43-45页，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近代手工艺的发展则与日本民艺的发展大势同中有异，一方面是民俗性质的手工艺同样受到外来文化、市场经济和机器生产的强烈冲击（125-126页），但另一方面又不是较为单纯地受到机器与市场经济的形塑，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更多的社会性、功能性关联。正如作者在综述报告的第二部分所总结的，“晚近以来我国传统手工业发生巨变，一部分已从‘传统’转向‘现代’，但也有一部分并未彻底转向‘现代’。比如说，传统织造业，就因为其工艺生产和行业经营有其自身独立运行的方式，以及传统经济基础作支撑，并未伴随历史进程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68页）。

在绪论的研究综述中，作者挖掘出过去的研究比较忽视的民国时期关于手工艺人的论著文献，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思考价值，例如手艺人的职业教育问题。作者谈到在陈振鹭撰写的《劳工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已经提出“徒弟教育虽可以视为劳工教育的一种，然劳工教育则不仅教工人以谋生的技艺，而且亦教工人如何读书、识字，如何做一个现代的公民”（12页）。接着介绍了李忠在《民国时期劳工教育问题研究》中对陈振鹭劳工教育思想由来的研究成果，另外还介绍和评述了姚惠泉于1935年发表的《介绍一个劳工自治区》一文，这篇文献说明通过对手工艺人实行补习教育、技艺训练、合作自治等等综合性的教育培养，可以实现教育、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和谐。应该补充的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颁布了《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其中明确规定劳工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公民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公民教育中则包含有三民主义、公民道德、国家形式和地方自治等内容。此项大纲得到商界和地方政府的相应，出现各种培训机构和教材等读物。二十世纪中国的劳工教育是交叉在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之间的重要议题，而在手工艺人的职业教育中所折射的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可能会更增添了审美现代性的色彩。

在手工艺人的“地方性知识”中，宗教信仰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该书的调查中似乎尚未给予足够重视。马克斯•韦伯认为，手工业者和手工艺人比农民更会理性地学会思考自己的劳动，一旦打破了巫术观念或礼仪主义观念之后，会倾向于接受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人生观或宗教人生观。但是他又认为中国的小生意人和手工业者并不是理想宗教的载体，他们缺乏一种伦理上理性化的宗教。（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614-615页，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该书综述报告中没有提到江苏近代手工业艺人在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在下篇“个案考察”中的《晚清吴地乡土艺人行会组织机制与作用研究》中虽然有一小节专门论述精神信仰（334-335页），但显然不够具体和深入；《近代苏州丝织手工行业管理状况及相关制度研究》则缺乏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中国近代手工艺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假如有的话，它与大众文化又有什么什么关系？彼得•伯克在他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中指出，每一种行业都有自己的文化，即是世代相传的技艺，但是有些行业似乎有自己更广泛和更完整意义上的文化，比如与大多数工匠相比，织匠更有可能拥有单独的文化，他们的衣着、识字程度、歌谣等都能说明这点。（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44-45页，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他接着谈到鞋匠文化，认为在政治运动先驱者的身上也能找到鞋匠的影子。另外，十六、十七世纪在英国、法国的手工艺人出现不少行会，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秘密会社，形成了一种与大众文化平行的“封闭的文化”（47页）。那么，中国近代手工艺人是否也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江浙地区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工匠文化与都市大众文化的关系又有什么特点？所有这些，都可以期待于作者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