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学奖走过50年停办，它为文学生态留下了多少声音和遗产？

原创 郑周明 文学报

一个在本土文学市场深耕多年的文学奖，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文学样貌的变化，对于拥有50年历史的英国科斯塔图书奖（The Costa book awards）而言更是如此，它的历年获奖名单中包括作家石黑一雄、威廉·特雷弗、伊恩·麦克尤恩、科尔姆·托宾、希拉里·曼特尔、萨莉·鲁尼等等耀眼的名字。但遗憾的是，今年6月初，冠名主办方Costa咖啡宣布该奖将正式停办，首席执行官吉尔·麦克唐纳表示：“在50年之际庆祝英国和爱尔兰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家所写的一系列令人愉快的获奖书籍之后，Costa咖啡做出了结束该图书奖的艰难决定。”

”

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即引发了英国文学界的普遍伤感，这显示了科斯塔图书奖50年来对大众阅读风向已经形成了重要影响力。水石连锁书店的小说主管贝·卡瓦略说：“过去50年来，科斯塔图书奖发现了许多优秀英语书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帮助提升了一批优秀作家的职业生涯，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在工作中相遇的令人兴奋的、有才华的作家。”她也补充说，书商将“非常想念这个奖项，以往的获奖图书持续位列书店的热销名录，而且影响还不止于此”。知名版权代理公司RML的文学经纪人尼尔·安德鲁也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沮丧，“这对行业和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感谢他们在50年来所做的支持，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并突显了他们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性。”曾经的获奖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发文感谢该奖对他的重要帮助，并说这是“对儿童文学的重大打击”，他认为，科斯塔图书奖挑战了大众对童书“无足轻重，是大人不该看的书”的既有印象，向所有人展示了童书也值得被“认真对待”。

▲ 部分历届获奖作品封面（50周年回顾视频）

从上述来自文学不同职业身份的声音大约可以感受到，科斯塔图书奖对英国与爱尔兰文学市场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自1971年设立以来，科斯塔图书奖就下设小说、传记、诗歌、新人奖及儿童文学五个单项奖，并在其中选出年度最佳图书奖，近年奖金维持在6万英镑，它与布克奖、女性小说奖等文学奖共同组成了当代英国主要文学奖阵营。事实上，这三个奖项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评判标准和评奖风格，布克奖更注重权威性、导向性与国际声誉，女性小说奖的设立源自于对布克奖早期评奖倾向于男性作家的现象而创生，科斯塔图书奖则偏向于鼓励年度较受读者欢迎的新作，当然也包括对有潜力的新人的发现和支持。

▲ 布克奖、女性小说奖

回看科斯塔图书奖50年的历程，会发现有不少细节是搭建起一个文学奖的风格以及大众信誉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那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新人们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正如今年2月揭晓的第50届科斯塔图书奖获奖名单中，外界再次看到了它的“新意”，年度图书奖由诗人汉纳·洛威凭借诗集《孩子们》（The Kids）获得，这位45岁的诗人其实是个文学新人，她的写作生涯开始得很晚，在教授六年级学生英语文学时才产生了写诗的兴趣，“我想通过英国诗歌选集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后来，我开始秘密地写作。”在她看来，诗歌的形成以阅读困难和精英主义著称，但这跟学校教授诗歌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因此，她萌生了为自己的学生写《孩子们》的灵感。再往前一届的2020年度最佳图书颁给莫妮克·罗菲的《黑海螺美人鱼》（The Mermaid of Black Conch）时，知悉自己获奖的那一刻，她表示“惊呆了”，因为此前她创作了七部小说而籍籍无名，生活在不确定性和贫困中前行，小型出版社也没有多余的资金为她的新书宣传，而获奖带来的3万英镑奖金以及下一部作品签给了企鹅兰登书屋让她的文学道路突然开阔了许多。

▲ 最近两届的科斯塔图书奖年度最佳图书

这样的作者具有典型的科斯塔图书奖风格，它善于发现有潜力的文学新人，同时注意到他们的作品在过去一年受到了一些好评，也许这些好评还不足以让布克奖评委们看到，但科斯塔图书奖的评委们表达了更宽容的姿态。回到2019年初，该奖将2018年的年度小说颁给了年仅28岁的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第二部小说《正常人》，使得她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文学市场为此视科斯塔图书奖是推动爱尔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在科斯塔图书奖的50年颁奖历史上，我们还看到无数当时还在上升期但后来成为名家的作家群体，这对评委而言也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有时难免会被读者指摘有跟风评奖嫌疑。2012年的年度图书奖颁给希拉里·曼特尔的《提堂》时，评委们的顾虑在于这本书已经在过去一年的图书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不久前还获得了布克奖，但在最终投票时还是全员举手赞成，不改要选出年度最有趣同时也最耐读的好书的初衷。更多的情况则是科斯塔图书奖领先于布克奖网罗那些“遗珠”，1986年它将年度最佳图书颁给了石黑一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世画家》，三年后石黑一雄的创作才获得了布克奖的首肯。此外诸如1976年威廉·特雷弗《黛茅斯的孩子们》、1985年珍妮特·温特森《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1999年J.K.罗琳《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2000年扎迪·史密斯《白牙》、2009年科尔姆·托宾《布鲁克林》等作品的获奖，都能看出科斯塔图书奖在选择上一年度好书时的敏锐眼光。

▲ 上海译文社、人文社版封面

不仅是成人文学，科斯塔图书奖对儿童同学的重视也改变了行业里的固有观念，正如菲利普·普尔曼所评价的该奖向所有人展示了童书也值得被“认真对待”，2001年他的《琥珀望远镜》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部摘取年度图书奖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对我的声誉和销售产生了巨大影响，”普尔曼说，他此前也获得了几个儿童文学奖，但在儿童文学圈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科斯塔图书奖的首奖推动了他的“出圈”，有研究文学史的高校专家后来认为，“普尔曼的胜利是儿童读物新黄金时代的一部分。”而创作了《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等作品的知名作家罗尔德·达尔也永远记得1983年，他的《女巫》获得了科斯塔图书奖下面的儿童文学类奖，是这部作品在当时获得的唯一一个奖项。

▲ 明天出版社、上海译文社版封面

科斯塔图书奖宣布停办之际，更有研究者指出，该奖对扭转文学奖历史上在性别不平等方面所做出的深远影响，近些年读者似乎习惯了在各大文学奖中频繁看到女性作家获奖乃至出现入围名单中女性作家占据更大比重的现象，但这在十年前对文学奖而言却是相反。针对这一长期存在的现象，2014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莎拉·丘奇韦尔就指出过背后存在的行业整体性问题：“我们所评审的作品是出版商提交给我们的作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出版商们只提交一小部分女作家的作品，那么我们从评审的最初就已经带有了性别偏见和歧视，最终使得文学奖具有了性别歧视。”

在这点上，科斯塔图书奖很早就发挥了自己领先于其他文学奖的平等观念——早在1993年它首次将年度最佳图书颁给了女性作家琼·布雷迪——并将这种积极影响力带给其他文学奖以及整个出版行业。而这些年矫枉过正的评奖趋势也引发了部分担忧声音，这个时候科斯塔图书奖的停办，让来自文学奖的声音缺失了一角，英国以及英语文学界都在等待，一个文学奖消失之后留下的空白，会由谁来填补继任。

原标题：《这个文学奖走过50年停办，它为文学生态留下了多少声音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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