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低生育率风险的解药，不能仅仅是提高生育率

2020年3月，上海。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2021年，中央公布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而当年出生人口数字仅为1062万，出生率7.52‰，引发“老龄化”的讨论。

出生人口减少，意味着未来年轻劳动力规模缩减、人口红利消失和养老负担加重。其影响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而另一个趋势也不可忽视：2022年5月，16岁到24岁之间的求职者失业率跃升至18.2％，相当于其中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处于失业状态。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35岁以上的中年人也纷纷被挤出正规就业市场。一时间，“职业规划的尽头是网约车司机”等说法充斥网络，进一步加剧了求职人群的焦虑。

那么，到底年轻劳动力是过剩还是不足？如果不足，为何这么多人经历失业危机？如果过剩，为什么要鼓励多生孩子？现在生出的孩子，未来能找到工作吗？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本老龄化严重，一再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可工作岗位增量不足。一边是老年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延迟退休、“就业降级”，一边是大学毕业生找一份正式工作难于登天。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和不景气的发展预期，越来越多人主动或被动进入“低欲望”状态，“家里蹲”人数超过百万。为增加年轻劳动力而鼓励生育，真正的年轻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生计都难以自保。

反观中国，会不会发生这种现象？恐怕需要从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与劳动力供给分析。

出生人口少了，但并不十分少

可以先看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及以后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体现出生人口数据；而2010年以前的出生人口规模，只能根据抽样数据推算。梁建章、黄文政采用两套推算方式，一套通过出生率、总人口规模推算，另一套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结合网上流传较广的数据，形成三套有所差异的估测结果。

历年出生人口数据图（作者根据三套估测结果自绘）

三套估测结果的趋势基本一致，即三个波峰、三个波谷，整体反映出中国历年出生人口在波动中递缩的趋势。

三个波谷，分别出现在1961年、1977年前后、2003年-2006年，对应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政策的末期，体现了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影响。

经历环境冲击后，出生人口数量曲线均出现回升趋势。由此产生三个波峰：1963年、1987-1990年前后、2016年，每两个波峰间隔24-29年，基本符合代际传递关系，其中，2016年小高峰得益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影响。

2016年后，出生人口数量逐年滑坡。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只相当于1963年高峰点的1/3。然而，细观趋势可以发现，这些数字滑坡和1987年以来的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体现了出生人口规模的代际传递效应。而生育率降低主要受新冠疫情这一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疫情结束后，很可能小幅反弹。因此，2020年、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既不意味着“突变”，也不意味着“持续”。出生人口的确在变少，但“断崖”一说并不准确。

适龄劳动力人口规模减少，受教育水平提高

相比出生人口，劳动力人口规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近在眼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为5.03亿，此后逐步上升，2010年达到峰值9.3亿，2021年回落至8.8亿。然而，更少的劳动力人口规模，没有令求职环境短期变得更好。2022届大学生毕业人数超过一千万，截至5月，只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实现就业，平均薪资水平比去年下降10%以上，将我国年轻人口失业率拉高到18.2%。不仅找工作难，且薪资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2届毕业生比上一年平均薪资降低12%以上，平均期望月薪下降约6%。相应地，自由职业（18.6%）、慢就业（15.9%）比例均有所提高。仅从求职情况说，年轻人并非主动选择“躺平”，只是挤不进去。

从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到在求职市场上被迫躺平，不到三十年时间。这一变化为何会发生？数字上看，这期间的大学生实在太多。1990年，全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约为226人，2000年，数字变为3611人，2010年为8930人，2020年为15467人，三十年间翻了七十倍，相当于每6个人就有一个具备大学文化程度。而正规就业岗位数量增速远没有这么快。这也解释了近年博士下基层、硕士送外卖等“就业降级”的现象。

进一步，当80后步入求职市场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有大量新增岗位需求，拥有本科、硕士学历，意味着无可替代的综合优势；但当90后、00后步入求职市场时，不仅要与同龄人竞争，还要与已占据岗位的80后竞争，甚至拉动80后的“35岁危机”。与此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尽管有大量岗位缺口，却因低薪、高强度、低社会地位等原因，不被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人才接受，造成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情况。

这种不匹配对个人和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从劳动力市场看，每有一个人失业，都相当于市场损失了一个潜在劳动力；而一旦曾经的婴儿长大后无法凭借劳动养活自己，又如何抚养未来的婴儿。

甚至，失业对年龄结构的影响，比对出生人口的影响更显著。举例说，2021年出生人口仅1062万，是否会导致适龄劳动力规模断崖？答案是：不会。更极端一点，即便接下来15年完全没有新生儿，到2037年，全社会的适龄劳动人口（按16岁-59岁统计）仍接近8亿人，与现在相比差距不大。

原因是，婴儿起码要16年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当下劳动力的逐渐退出，需要44年左右时间。如果经济及就业形势能持续向好，那么当下的劳动力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支撑；而如果毕业即失业、35岁失业成为常态，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危机也会近在眼前。

2020年3月，上海宝山。

对一个家庭更是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2021年度适龄劳动力人口（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18.9%；相应地，0到15岁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8.6%。平均下来，每3.3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1个孩子。

这个数字乍看有些不可思议。按照一般人的印象，在一般家庭结构中。夫妻2人养4个老人、1到2个孩子。为何与人口结构所体现的不同？答案在于，伴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升，16-22岁人口，普遍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在城镇化背景下，大量50岁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城即失业。这样一来，一个家庭孩子未能就业、老人已然失业，全家老少都靠夫妻二人收入维系，自然负担沉重。而一旦50-60岁年龄段的就业比例上升，情况就随之改变。一个四代之家，子女1岁，小夫妻30岁，父母55岁，祖父母80岁，看起来，像是1对夫妻照顾1个孩子、12个老人，实际一家中称得上老人的只有祖父母，父母辈和小夫妻都在工作，而祖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有生育补贴，这样一个家庭，实际可能是收支平衡甚至宽裕的。

更进一步，伴随营养健康和医疗环境提升，对老龄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60周岁，而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这一数值为65岁，至于日本、新加坡等国，认为年龄70岁以上才能称为老年人。与此类似，2000年，中国女性平均首次生育年龄为24岁，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7.95岁，北京、上海等城市则上升至30岁。而英国相关研究显示，女性首次生育最佳年龄为34岁。不妨认为，与传统定义的年龄结构中的年轻人比例逐步走低同时，全社会的中年人、老年人正在变得“年轻”。

总之，年龄结构不仅有数量，还有“质量”。当一个人到达就业年龄却被迫失业，当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当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无法参与社会生活，这样的冲击不亚于生育率降低和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因此，对少子化、老龄化前景的焦虑，不应聚焦于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量，而应关注现有人口的就业与收入前景、生活品质与信心。例如，相比这些人是否选择生育、会生几个孩子，更应关心的或许是：他们未来能否找到工作，找到怎样的工作。

毕竟，生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只有当一个人对自身发展和社会前景有信心，才会将生育视作自然而然的选择。而未来的一份工作，恰恰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影响其价值感与信心，也必然影响对生育的选择。

进一步说，年龄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的供给，也意味着社会对“一老一小”的保障。当80后面临“35岁就业歧视”，90后、00后找不到工作，人们只能靠自己去承受压力、化解焦虑的时候，恐怕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曾经也是孩子，伴随期待与祝福出生。如果社会对这些已出生的“孩子”不友好，又怎能鼓励更多孩子降生？ 相应地，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除了面向儿童的福利之外，都有必要先回答这个问题：社会能否为人谋划美好未来，有没有能力提供未来发展所需的岗位。以及，如果大家步入不同岗位，能否得到基本平等的尊重。一如1998版《新华字典》所说：“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总之，“低生育风险”的真正风险，不在低生育率，而在于已出生的人口能否参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相应地，生出更多的孩子，最多只能推迟老龄化社会出现，而提升既有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包括合理的工作周期、劳动效率、经济与健康水平，才能让每个人与必然到来的老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