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之瓣 | 谢大光：耕堂聊天记往

原创 谢大光 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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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5月号

今天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

耕堂聊天记往

谢大光

偶然看到一本二〇一七年的刊物，封底彩照为孙犁故居，说明文字：“作家孙犁故居，天津市南开区玉泉路学湖里小区十六号楼三门三层。一九八五年建成，为六层曲线型条式楼，天津人俗称‘蛇形楼’。孙犁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居住于此，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他一九九五年正式封笔。”

照片应该是对的，文字有出入。孙犁一九八八年八月才从多伦道搬到学湖里，按当时建制，学湖里属鞍山西道；地址也有误，准确说应是学湖里十六号楼二门三〇一；说孙犁“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不准确，耕堂随笔十种，只有《如云集》《曲终集》两集，大致算在新居完成，因为《如云集》中不少篇章还是在老宅完成的。有人会觉得，我这样对着一幅老照片吹毛求疵，该不是没事找事闲得难受吧。实话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心里另有所属。

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拜访孙犁，他住在多伦道二一六号，这是一处旧时的花园洋房，据说原为一政府要员的公馆，后来做了《天津日报》家属院，住进十几户人家。孙犁住大院南面一处平房，与李夫相邻，该是“公馆”前厅，门前有露台、回廊，室内高大轩敞，采光却不好，被一长溜书柜隔成两爿，里间卧室，靠南窗一边做书房兼会客室。这屋子中看不中用，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嘈杂，住着并不舒服，更不适于写作，孙犁曾以“空荡，破旧，清冷”形容，与友人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到处通风。冬季室温只能高到九度，而低时只有两度”，“一到夏天下起雨来，每间屋子，几乎无处不漏”，“入夏以来，庭院大乱，我什么也干不了”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孙犁“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写出晚年大部分著作。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常到多伦道看望孙犁，开始是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有事没事也来聊天。有朋友曾提醒，这样的机遇难得，先生谈了什么，每次记下来，以后有用。我很享受与先生无拘无束地聊天，没在意，偶尔也会追记一点先生言谈，正式一些的留在本子上，更多是随手记在纸片上，时间长了，散在各处，忘记了。好在我有一个习惯，不随便丢弃写有字的纸，这两年准备写点回忆，彻底清点从单位拉回的旧物，才把散乱的追记归拢整理，就作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吧。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上午，陪滕云拜访孙犁。滕云当时在社科院文学所，有意下功夫研究孙犁著作，很想当面向孙犁请教，又怕谈不拢，冷场，拉我作陪。滕云刚刚从湖南、广东考察回来，见到萧殷、黄秋耘，谈话从萧、黄二位与孙犁的交往开始，气氛融洽，时间也超出滕云预料。孙犁正在准备与《文艺报》吴泰昌的谈话，想得比较深，谈到政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也谈到艺术和政治还是有所区别。文艺评论是学术范畴，不能按照政治需要搞。“我赞成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像王国维那样，几句话都是站得住的，我很佩服。胡适之的小说考证也是扎实的学问。罗振玉是汉奸，可是搞了不少碑帖，都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那是硬挖出来的呀！”“今年过春节来人多，但并不觉得太累。接待人多了，有经验了，学滑了。来人我想法让他们自己说，或拿出作品来请他们看。这样我就省力了。”说到这里，孙犁哈哈大笑。说到文联作协恢复工作了，作家协会应该扶植创作，不要妨碍创作。“现在作协就是妨碍创作，起码妨碍我的创作。我坚决不干这些。我是很胆小的，很怕得罪人。写东西是要考虑这些。你们更为难一些。我完全能理解。河北作者写的一篇小说，传说我给韩映山写信批得很厉害。其实我都没看过。大年初一收到信，马上回信说明情况。这样的事太不正常了。”

滕云说，现在希望开一个孙犁作品讨论会的呼声很高。孙犁说，这事我从不表态。花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新东西，就不好了。我那点东西，本来就浅，在浅的里边再评得更肤浅，实在没什么意思。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熟悉我那个时代的生活。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与同事李蒙英一起到孙犁家。孙犁谈到市里召开文艺座谈会，他头晕，又怕引人注目，这种人多的场合，最怕引人注意，坚持到市委领导同志讲完话，已经精疲力竭了。会后，袁静、王昌定等多人找他。他已书面提出，坚决不当作协主席。这些人来劝他当。孙犁说，他们还需要我做个幌子。实在无聊，把作协变成了权力角逐的官场。这是自古没有的。很气愤。坚决不当。后又谈及为刘绍棠《蒲柳人家》写的读后记（这篇读后记八月七日写出，发表时标题为《读作品记（一）》）。刘绍棠看后说，北京的一些老作家，都不像您这样直言。（《读作品记（一）》有这样的话：“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思考与发掘。”）孙犁说，这些人你们不要得罪。我老了，我不怕。对有成就的作者，只捧，会断送我们的事业。但现在多数人都不这样说。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绝不说违心的话。有看法就是有看法。当时拿去给《新港》发，表示还要写一篇读从维熙《泥泞》的。他没有妓院生活，而写妓院，漏洞百出。下等妓院哪还有什么大衣柜，有什么特殊房间。那样身份的人，也不会到下等妓院去。是哗众取宠，投一部分读者所好。这一部分和全书，没有什么有机联系。

一九八一年初，一天，北京宗璞打来电话，想专程来天津看望孙犁，听说孙犁住所门上贴了纸条谢绝来访，问我是否属实。我解释说，孙犁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近人情，你来，他一定欢迎。宗璞说，那就请你陪我去吧。宗璞是个周四上午来的，我事先已和先生打了招呼。我们到时，先生已经在等候。彼此没有多少寒暄，直接谈起了文学。孙犁之前没有读过宗璞小说，知道她做外国文学研究，所谈围绕着近年读过的一些翻译作品。孙犁说在《儿童文学》上，重新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心里好几天不能平静。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丑小鸭》好就好在声东击西，有弦外之音。这样的作品不多。又说到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个短篇，发在《百花洲》上，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个行动，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这是很厉害的。还有普希金的《驿站长》《茨冈》。宗璞走后，孙犁对我感叹，不愧是名门之后，谈吐就不一样。没过几天，孙犁读到宗璞新作小说《鲁鲁》，写下《读作品记（四）》，“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里一天，去孙犁家。先生心情很好，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两张稿纸，是刚刚完成的《尺泽集·后记》，“你看看，提点意见。”文字不长，我很快看完，感慨地说，“写一篇序跋，您都这么动感情！”孙犁突然说，“嗨，我最动感情的文字，你还没看到呢。”我大感意外，忙问。孙犁有些卖关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动感情的是给张保真的信，有二百多封。后来分手她还给我，我一时气不过，投进炉子里，一把火烧了。”我连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孙犁也说，“是呢。事后也有些后悔。那几年通信密，常常是她的回信还没到，我的信又寄出了。两个人的信在空中交汇。”（边说边做手势）我又问起，那您知道张保真现在的情况吗？孙犁说，“听说到国外去了。和前夫又在一起了。”我紧跟着打趣说，“看来您还是惦记人家。”孙犁不再说话。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友谊宾馆探访四川作家周克芹，周刚刚拜访过孙犁，忍不住谈起感受：很早就想来看看孙犁，去之前心情很紧张、激动，因为过去感到孙犁是个对青年人很严厉而爱护的老人。从文章看，由于上了年纪，可能爱生气。一见面，谈得很高兴。孙犁也很激动，说到，给《人民日报》写“小说杂谈”中，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批评（孙犁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下《小说的抒情手法》，谈到“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坛，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今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点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有人说是吹毛求疵。我说，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感觉。孙犁说，我都是认为很好的作品才去讲的。一聊开了才知道，孙犁不仅看过我的长篇，还看了几年里发表的所有短篇，连在地区小报上发的答记者问都看过，真有心心相通之感。很感动。孙犁也说，和志趣相投的人相谈，是非常愉快的。我同意这种说法，就是繁荣的标准，是看塑造了多少感人的能保存下来的艺术典型。我写小说从不编故事，让人物活动起来，一活动就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就要有矛盾冲突，就有了情节。高晓声的陈奂生就是个典型。生活问题主要是个感情问题。深入生活就是要积累感情，感情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会出来作品。有生活不一定写出好作品，要思考，要认识生活，提炼生活。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周三，上午到孙犁家。他拿出给《人民文学》谈散文的稿子（此稿发表时，题为《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让我看，并请我代他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我边读边发表议论。读到“文章要感人肺腑，只有出自自己的肺腑，才能够感人肺腑。读者都是具有良知良能的，不是阿斗，你言不由衷，人家就会看出你在骗人。有几分真诚，读者是看得很清楚的。”“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主要经验是：所见者大，取材者小（即以小见大），都取自日常生活的言谈、事件、与人的关系。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好的散文必须是真诚和朴实的。要敢于说出真心话，是不容易的。只有抛掉种种顾虑，才能写出好文章。”我深有感触。

后来谈到，现在学校里语文教学，讲什么段落大意、主题、结构，大多是老师自己的臆想，和实际创作很隔膜。我说，看女儿作业，老师讲的主题就是各段落大意合在一起。孙犁大笑。

孙犁说，上海一位老师来，问《山地回忆》是怎么构思的，我说没有什么构思。他不信，说，我就是要写谈你构思的文章。我说，你就为他写文章而“构思”吧。孙犁大笑起来。又说，一天河南、上海，两个编辑来约稿，河南是一写作杂志的，带一个大皮包。孙犁说是皮包编辑部，上海人忙说，我们不是，是教育出版社的。又谈到佛经翻译对中国散文的影响。谢灵运就曾参与其事。鲁迅也谈过。《红楼梦》里很明显，谈禅学。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和孙犁约好谈童年与家世。事先读了《我的童年》《在安国》《自传》《听说书》《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书的梦》《猴戏》等篇，拟定要提的问题：

和父亲的关系：期望过高吗？独子？父学徒到哪年，常回家吗？

是原始住户，还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

对母亲的印象。

最初的女性印象——安国的表姐？干姐？

第一次读《红楼梦》，看得懂吗？有什么印象？

《书的梦》中“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开始与书结缘？

《画的梦》中“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孤僻？

为什么说，“为衣食奔波，而不感到愁苦，只有童年”（《度春荒》）？

《木匠的女儿》中，对于村子的介绍，是否就是童年的生存环境？

《菜虎》中，“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夸张成分吗？

开始，孙犁对这种聊天方式不太习惯，点颗烟，说得很慢，渐渐沉浸在回忆中，眼睛眯起来，似乎我这个提问者已不存在。孙犁出生时，父亲的情绪，既高兴又担心。上边五个孩子夭折，不知这一个能否活下来。当然，农户家死个孩子算不了什么，叫“干巴”扛出去埋了，就是了。这个村子很穷，逃荒的多，外出学手艺的多，有闯关东的，也有去上海的，但赌风颇盛。人们似乎要在赌场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要以此刺激填补空虚的灵魂。

事先命题的聊天仅此一次，我当场做了笔记，整理成《孙犁谈童年》《孙犁谈母亲》两篇文字。这种方式我也不习惯。我发现，在耕堂，和孙犁单独相处，最适于漫无目的的闲聊了。这个住着并不舒服的房子，倒是个聊天的绝佳所在。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去孙犁家拜早年。孙犁兴致很好，说得也多：今年春节我又忙了。帮忙的（玉珍）回乡下老家。我一人，要管两个炉子。每天六点起床生炉子，白天时时要注意，搞不好要灭掉。这样活动多了，反而胃口好了，能多吃些饭。中午孩子过来帮忙做点饭。我平常喝粥喝惯了，孩子来了，又赶上过年，当然要弄点肉。今天倒觉得肚子有点不太好。外孙女天天中午来，她爱吃鸡，我平常也不弄鸡，她来了，就弄鸡炖白菜。昨天我把鸡热上，盛好，中午她去奶奶家了，我只好自己吃掉。谁知一不小心，让一小块鸡骨头，把个牙硌掉了。牙已经糟朽了，就这么个小骨头。人老了，真不知会遇到什么事。

我说，你这样为炉子尽心忙活，炉子感觉得到，吃得多了，心情也好，因祸得福啊。可以写个《炉子》的续篇了。孙犁笑着说，写作真是可以锻炼人的好事。我有时有些不愉快，一钻进去写，就什么都无足轻重了，只有我这个文章最有分量了。勉励我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把精力用到写作上。对雪杉（诗人，我的百花社同事）也这样讲。我说，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到宠辱皆忘的岁数。有些事，你不去找它，它来找你。总是不得安宁。我又联想到，上次和李蒙英来看孙犁，孙犁说起，每天晚上钻进被窝，总要披着上衣，点着一颗烟，坐半天。想的就是一件事：晚年怎么办？想来想去没办法。李蒙英说，找个老伴吧。孙犁说，早几年还可以。现在建立不起感情来。人不是一件东西，一盆花，可以随便搬进来搬出去。想想很是凄惶。

正聊着，沈金梅（评论家，《天津文学》副主编）敲门进来，说有个外语学院的日籍教师，临回国前，想访问孙犁。孙犁说，说我身体不好吧。婉言谢绝。我是下决心不见外国人了。要做很多准备，房子，衣服……前一天有人来给我照相，彩色的，还要拿到美国去洗。洗出来一看。我的裤子没系扣。真是没办法。有些外国学者要来，我都挡驾了（还是外文出版社社长，我们延安一起共过事，介绍的法国人）。有个青年作者，认识了一个英国女朋友，要我签名赠她书，我说不行。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孙犁想起姜德明推荐《洪宪纪事诗注》，托沈金梅替他买。又说，老了，什么都想维持现状。不想搬家。不想来客人。不想过年。变化就可能带来事情，打乱正常生活。准备写些读书记。读《魏史》和梁启超的书。《饮冰室文集》太多，六十卷，看不过来。梁启超对推行新学是有功劳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投稿）对报刊的态度很敏感，稍有厌倦的表示，立即停止寄稿。《羊城晚报》关国栋不在，发稿就慢多了。现在对史籍感兴趣，对文学反而淡了。前几个月手抖得厉害，我真怕握不成笔，不能写作。那可该怎么办？现在好了。看来还是和心情有关。

说着话，孙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八行朱栏宣纸笺，北京许姬传来信。许是从姜德明给他的《天津日报》上，读到孙犁写关于王国维的文章，希望能看到全文。许在信中讲到其曾祖与王家的世交。孙犁说，现在能写这样信的人不多了。字好，写得好，规格要好，可以当个艺术品收藏起来。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去广州、深圳、上海月余，回津上班第一天，先去探望孙犁。《羊城晚报》万振环托我给孙犁带了一些广东土特产。已是下午五点多，小外孙女正在，十岁左右，长得很俊秀。孙犁对其十分疼爱。向我问起广州及沪上诸友。说肖关鸿来信，很热情，他感激。又说，我爱看熟人的作品，可以了解得更多；又问《解放日报》的吴芝麟，有一稿寄去一个多月，未见回信。我只有帮朋友打掩护，说他们太忙。忽然又说到中国作协让他去新加坡，和姚雪垠同行。有个写小说的，再找个写散文的，很难找，想到了孙犁，还考虑到新加坡是华语国家，生活习惯相差不多，很照顾了。马丁（天津作协秘书长）来问，孙犁说，我天津的活动都不参加，还去新加坡吗？又说到平生仅一次去苏联，人多，二十多人，好几个团长，不用他出面应付说话。他每次都是躲在人后边，弄得苏方接待人员都问翻译：这一位怎么总是一人向隅，郁郁不欢？也拿他没办法。打领带都要李季给他打。“我一辈子对这些，一点欲望都没有。”说到写作要甘于寂寞，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孙犁说，你们没有这个条件。我是几十年形成的，人家都知道，无形中批准了。连丁玲去厦门过八十大寿，原想让我去，后来自己就否定了：孙犁肯定不会来的。

我谈到对广州、深圳的看法，经济发展快，文化气息淡薄，难得出好作品。孙犁说，文化是要有闲的，要有时间，从容搞来，紧紧张张、分秒必争的空气下，无法搞艺术创作。

又说起出国的事，“这辈子不想出国了。”我说，“别说绝对了。要是给你诺贝尔奖呢？”孙犁哈哈大笑。我曾经写过孙犁的笑，这是毫无戒心的痛痛快快的笑，在这个空阔的房间里，这笑声填充每一个角落，震荡着屋宇。

我又问起那两首诗，《眼睛》和《甲虫》。孙犁说，寄给《诗刊》一个月，未见回音，给邹荻帆一明信片，邹回信说，《眼睛》不错，有哲理气息，把《甲虫》退回来了。孙犁笑着说，把我的“眼睛”留下，“甲虫”退回来了。我对人说，要不是大光说行，我这诗只有放在抽屉里，不敢寄出去。

我认真地说，“《眼睛》是你诗中最好的。”孙犁笑而不答，并说：“写诗就要灵机一动，计划好了就不行。《眼睛》就是偶然想到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和李华敏（百花社同事）去看孙犁。这个时间，孙犁不写作，来客亦少，适于聊天。果然，孙犁正闲坐吸烟。说到因文字引来的麻烦。孙犁说，李准写信，用“撞钟”来开导我。钟一敲就响，总有人敲；敲一下不响，就没人敲了。我说，这个道理我懂，但一遇到具体事，就沉不住了。我是一敲必响。还是修养不够啊！

我说在电视上看到吕正操打网球。孙犁说，学生时代，他也爱打网球，而且打得还不错，只是发球总不过关。现在还常常梦见练发球，将球高高抛起来，用力扣下去。又一再对小李说，编辑要写作。你写了拿来，我给看看。我现在只能给青年初学者看看、说说，有点名气的就不敢了。谌容昨天来，问我意见，我说，系统看看再说。我哪敢说什么呀。不只是她，就连铁凝，我现在也不敢说了。我说话常不注意。问谌容多大？答：四十八了。我说，正好。弄得她后来一头雾水，问柳溪：“嘛正好？”其实我的意思是正当写作的年龄。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周四），在耕堂，孙犁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们一家，父母一辈从山西来天津，乡土习俗重，到今天一家不吃鱼，勾起孙犁的回忆。他说，当年我们在晋西北，生活很苦，从河沟里捞上来些小鱼，房东不让用锅煮，只好拿茶缸子煮煮吃。当地人不只不吃鱼，连鸡都不吃。鸡死了，都埋上，不用说杀鸡了。养鸡只吃蛋。山西人我接触不少，老家县城里开染坊的，保定开钱庄、银号的，很能吃苦。从小出去，七八年不能回家（我谈我父亲在西安商铺学徒情况）。和山西作家接触不多。赵树理认真讲就见过一面。他来天津，当时我住后边小屋。他很有才华，在这辈作家里，底子厚。很可惜。（我说，赵写《三里湾》和孙写《铁木前传》时间差不多。孙没写完就病倒了，而赵以后写的也不行了。真正的文学生涯也是到《三里湾》就结束了。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孙犁说，他开始写《铁木前传》在一九五五年，后来一反胡风，写不下去了，拖到一九五六年。有人说，作家不受政治的干预不可能的，多么大的作家，也做不到。郭沫若、茅盾、曹禺，解放以后都没有写出什么。（我说，你晚年写了这么多好散文，是不容易的，出乎人家的预料。）孙犁说，其实都是些小文章，就是写得多了，才引起注意。写个一两篇，就不行。其实，写来写去，就是这么些东西。我不是不想看一些外国新作，下不了这个决心。你刚才说的三十多万字的《百年孤独》，我就下不了决心看。（我说，你是聪明的做法。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写散文。如果花几年时间，写《铁木后传》，就吃力不讨好。）孙犁说，我是写不出了。其实我是个懒人。没有情绪，写不出时，绝不去硬写。

我说，您的情绪倒是经常有。您还不是那种对一切都不感兴趣、都无所谓的老人心境。而是对很多事物还有兴趣，常有所感。否则，我就看不到这么些散文了。孙犁不吭声，笑。又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住房情况。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周六。一早和李华敏去看孙犁，先生正在院里散步。昨天因邻居家做木工，没睡好，今天晚起一小时。说起做梦，我问：您写的梦特多，为什么？孙犁说，我好做梦，往往是一场梦醒来，才知道我确实睡着了。经常是噩梦。这是神经衰弱。（我说您睡眠质量不高。我经常是寻梦不着。您将来可以写一组芸斋梦谈。）

孙犁说，中国的哲学讲究将人的本性善诱发出来，本性恶压抑下去，重视道德的作用、后天的教育。粉碎“四人帮”之后，意识形态没有大的进展，总要有一个主导。什么能代替马克思？萨特恐怕不行。西方也没有一个主导的思想。我们也混乱。给《人民文学》王扶写的封二的话，三段，都是平常想到的，记在纸条上（来信裁下的白纸）。第一段讲艺术感觉来自艺术修养，修养不够，一遇时机，就易流入庸俗；第二段讲读者与作者关系的恶性循环，写书，读书，要有主导，否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第三段尤其厉害，写有些人迎合洋人口味，写中国人的落后面，实际是买办文学，等而下之。还有一段，写、出、吹捧坏书，都是为了钱。由阶级斗争为纲，一夜转为金钱为纲，是文学的悲哀。有一位姓韩的战友，想借《金瓶梅》，我不愿借，想办法给他买一本。写信给秦兆阳。结果说，拿到人文社出版部，一提孙犁的名字，没找秦兆阳，就卖给了。“想不到，我的名字还有这样的分量。今后可要珍重一点了。”说毕哈哈大笑。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周五，由报社去孙犁家。孙犁正在整理书，准备搬家。旧书装纸箱，已装了八箱，新书装了五大木箱，还没完。见我来了，说正好休息休息。聊天谈及年轻时，在北京求职的情况。自年幼时体弱多病，农活干不了。父亲从商，伤了心，不愿儿子再从商。供上大学又不可能，只求一个安定的饭碗。高中毕业后，到了北京，原想卖稿为生，写了很多，投出去无消息，少数发表，稿费也很少，最多的一次三块，有的（如开明书店）只给几张购书券，实在太抠（看到叶圣陶回忆录也提及）；什么都写，影剧评、明星演员介绍、杂文小说，大都未能留下来。记得沈从文编《大公报·副刊》，投稿寄去未用，退回的稿子上，有亲手改过的痕迹，很感动。无法谋生，父亲托人活动，在市政府某科任书记员，抄写文书。每月二十大洋，后来靠山调任，一朝天子一朝臣，遂被解聘，又活动到某中学任庶务，比看门的略高一些，每月十八元，实在不想干，这才由同乡荐至同口镇中学教学。那时对老师重视，心里很舒畅，受到尊重。在京期间，父亲来信让考邮电局的捡信员，英语口试未过关，淘汰。父亲和故乡邮局局长熟悉，从小希望他好好学英语，将来入邮局，铁饭碗。上学时英语水平可以，但口语不行，考试人又多，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其实就是一个捡信员的位置，英文也用不上几次的。北京终究是政治文化中心，流落求生的学生很多，大都带着一个梦，其实求职真不易。见识多了，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理论上的，鲁迅、普列汉诺夫。作品发表不了，不怨别人，是水平不行，达不到要求。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湮没的。写作的契机是抗战，各方面都需要人，队伍中有个高中文化，能讲出几个理论词儿和人名，就认为是了不起。有机会发挥了作用，才放开胆去写、去做。

孙犁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迁居到学湖里。新居比多伦道房间多，有暖气，生活方便，但屋子矮了，间量小了，没有院子，出门要上下楼。用孙犁致姜德明信中的话，“新地方有些新情况”，“就是安不下心来，从八月到今，已经四个月没有动笔，每天想定个题目，写点东西，就是定不下来”。孙犁新居离出版社远了，来往不如原来方便。第一次到新居看孙犁，老人穿了件新衣服，加上环境有陌生感，感到双方都有些拘束，聊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放肆。去耕堂的次数少了。一九八八年十月，天津日报社首次召开孙犁作品学术研讨会，会后去看孙犁，还没落座，孙犁向我问起会议情况，并说，“听说你在会上发表了新论。”一听这话，我心里有些紧张。孙犁对文坛上的新思潮、新观点，历来有自己的判断，常说，“贩卖旧货，以为新奇，实今日文坛之特点。”我知道，有人提前向孙犁通报了会议发言，不知道如实，还是添油加醋。其实我在会上本不愿发言，听到太多的重复，才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孙犁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除了其他因素，还和一生中两场大病分不开，一是幼年患惊风，养成敏感、内敛、爱独处、怵交际的习性，加上喜欢读书，联想丰富，逐渐形成日后的艺术气质；二是一九五六年写《铁木前传》时，严重神经衰弱，导致匆匆搁笔，这一次患病使孙犁躲过了政治风浪，有从容读书、思考的机会。没有这两场病，就没有今天的孙犁。听我复述完毕，孙犁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一九九〇年七月三十日上午，陪同万振环全家看望孙犁。老万在《羊城晚报》编“花地”副刊，从一九八五年始，经手孙犁来稿，由于编辑用心，处理及时，深得孙犁欣赏。那些年，我常到广东出差，每次回津，老万总要让我捎些广东小食品给孙犁，当时老万的儿子万志新还在上小学，也让我带一盒糖果给孙爷爷，还附上一封问候的信。孙犁特别看重小孩子的心意，说，小孩子的感情是最纯洁的。这一次，老万偕妻子、儿子专程来津看望，孙犁很高兴，望着个头快赶上他爸爸的万志新说，“这就是志新？长这么高。你送我的糖果、柚子，都好吃。谢谢你呀。”孙犁又对老万说，“你们发我的作品快。我也乐于为你们写稿。今年写新居的几篇短文，一次全见报了。挺难得。”又说，“我老了，写长篇没有精力，只能写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老万说，“您这些短文可不容易写。短小精悍，在我们报纸发出，很受读者欢迎。”话题扯到物价上，孙犁说，“现在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我喜欢用明信片，以前寄一张只要四分钱，现在涨到一毛五了。”临别时，孙犁与老万一家合影留念，还单独与万志新照了一张。

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一天，去看孙犁。聊天时孙犁说，现在看，早年存一些线装书太对了。字大，纸白，书轻，看得很舒服。新书一打开，阳痿广告，错字连篇，印刷不匀。很堵气。说两件好笑的事吧。《新民晚报》严建民要我写字，一拿毛笔就紧张。我这人小气，怕浪费纸，怕写错字。寄稿子，用自己糊的信封，结果自己封上的一头打不开，成品的一头好打开，拿出稿子时，把一点连到了笔画里，“万”字成了“方”字。熟悉的编辑会把关。那也不容易。给《羊城晚报》的稿子，“到独单”，“独单”是方言，广东人不懂，疑为“单独”，给改成“单独到”。天气不好，就在阳台上活动，亲眼见邻居一老人，过马路时胆小，问着司机倒车吗？正巧司机在倒车，撞倒在水里了，后来再出来就坐上了轮椅，现在就见不到了。

我看先生这两年明显见老，问起身体，说是其他都还好，就是牙不行了，都磨平了，像老马一样，咀嚼的功能退化了。睡觉也不行，常睡一会儿就醒来，再也睡不着。每天早上还能出去转一下，警惕自己别摔跤。

没过多久，忽然传来先生生活失常的消息，不理发，不刮胡子，不思饮食，不愿见人。我知道，先生的精神又受到刺激了，以先生的脾性，这个时候最不愿意让熟人见到。只有默默祈祷先生能够康复。后来儿子晓达把先生接去了。一九九七年夏天，听郑法清说，孙犁住进了医院，在总医院高干病房。我和几位同事相约去探望。一间挺大的病房，孤零零放着一张病床，先生闭着眼平躺着，原来高挺的身材，瘦小了许多。我们几人排着队依次到床前，前面的人说着问候的话，先生始终合着眼，轮到我上前，我握住先生的手，刚要说话，先生突然睁开眼，问，“万振环有信来吗？”我心中一阵喜悦，孙犁还是原来的孙犁。我赶忙趋近一步双手紧握，连说，“有哇，有哇。老万来信，每次都要问到您。”先生又闭上了眼。这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聊天。

原标题：《心香之瓣 | 谢大光：耕堂聊天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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