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中谋求发展：实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

过去150年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西方国家一直是全球化的开创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但近年来，欧美各国却逐渐表现出“逆全球化”的趋势。例如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可以看作经济反全球化的转折点；而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包括限制移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巴黎协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则再次将国家层面的反全球化推向高潮；此外，欧洲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抬头，政坛表现出整体右倾化态势。种种现象表明，风行数十载的全球化遭遇逆袭。

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做出抉择？而上海又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1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余南平工作室举行年度论坛，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的专家、学者围绕欧洲民粹主义与治理困境、全球贸易投资现状与发展挑战、全球贸易多边框架现状与双边选择、人工智能发展与国际治理模式新挑战等话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经过讨论，与会专家达成共识：现在得出逆全球化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表明中国开始用中国智慧探索和践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化道路。除了道路创新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三者之间的结合，有望成为将来中国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近年来，欧盟各国内部民粹主义浪潮日益盛行，极端政党崛起并发展迅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政治光谱和传统的政党格局。从政治版图来看，欧洲民粹主义呈现左翼与右翼政党、传统与新兴政党并存的局面。传统型极右翼政党包括英国国家党、德国国家民主党等，新兴的极右翼政党包括英国独立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等；而极左翼政党譬如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借势突起。在选民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政党进入政府或议会，介入国家政策的制订。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概括了欧洲民粹主义的三个核心特点：反建制、威权主义、本土主义。“这些政党将经济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等归咎于欧盟和主流政党的政策失当，鼓吹反全球化和排外主义，主张收回本国主权甚至退出欧盟。”丁纯认为，极左翼或极右翼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可能会让欧洲政坛整体右倾。同时，民粹主义政党为了迎合民意、拉选票，突破了传统左右的分野，将欧洲政坛塑造为建制和反建制、本土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交锋。其实质是面对多重困境和令人失望的传统左右翼，民众或选择就事论事、喊出激进口号的极端政党，或选择无传统党派背景的“政治素人”——如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借以表达对欧盟及政治精英的强烈不满。

世界经济整体回升，但资金流动方向令人担忧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9年时间，但直到2016年全球贸易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疲软态势，全球贸易额增速已经连续五年低于GDP增速。但情况似乎在今年出现好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指出，根据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全球经济明显回升，预计2017年美国GDP将增长3%，欧洲GDP增速将达2.2%，全球贸易额增速也将超过GDP增长速度；从区域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继续保持30%的比重，而中国与新兴国家在全球新增GDP份额中占比达到80%。

“虽然世界经济的流动性充足，但流动方向令人担忧。”黄建忠说，“如果美国通过税改等措施吸引大量投资，可能会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失血问题。在投资方面，虽然2017年全球投资将达到1.8万亿，但大多流向金融、房地产，进入实体和制造业的并不多。具体到中国，如果我们大量地发行金融衍生品，大量发展各种杠杆业务的话，就会产生金融泡沫。因此，世界经济流动性的方向仍需密切关注。”

余南平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发问：如果美国等国家资金回流，第三世界国家、新兴经济体实体的外资吸引能力不足，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将如何得到更多全球资金的支持？而中国在沿线国家投入的大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愿景，又如何实现？同时，余南平还强调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本国缺少制造业及自主的产业群，港口的衰落不可避免。“我们总是在强调贸易自由化、通关便利化，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唯一重点，关键是要‘脱虚入实’，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正是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强调。”

中美经贸：摩擦增多，对话减少

从“337调查”到“301调查”，从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的“双反裁定”到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期中美经贸关系遇到了不少摩擦与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认为，目前中美经贸有三大特征，一是中美双边贸易对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彼此也呈现出越来越对等的关系；二是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存在巨大的顺差，但这种顺差往往是被高估的；三是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苏庆义认为，特朗普政府最鲜明的特点是只看重本国的经济表现，试图通过一种狭隘而非合作互惠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比如特朗普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提出‘公平贸易观’。具体到对华经贸政策，他只盯着我们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不考虑中国是加工贸易的地方，承接了东亚生产网络，这种顺差是被大大高估的。他只是用301调查、337调查等贸易限制手段逼迫你回应美国的诉求。如果特朗普一直保持这种强硬的态度，中美经贸之间的摩擦肯定会增加。”

黄建忠也认为，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在过去十几年形成的“战略对话和战术对抗、经济合作与政治对立、双边问题靠多边机制解决、多边问题靠双边磋商”的默契状态已被打破，中美能否重建新型稳态，或达成新的默契，将对双方将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人工智能挑战国际治理模式

按照亚当·斯密的劳动力分工理论，新兴国家想要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很大程度上依靠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当下人工智能替代现有劳动力的现象将越来越普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玉柱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生产者的生产逻辑、组织形态也随之改变。“消费者指定经济、个性化消费越来越普遍，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的福特主义将受到挑战。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日趋边缘化。”

机器逐渐取代人，这一趋势并不止于制造业，也不止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纽约梅隆银行目前已投放超过220名“机器人军团”，用来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花旗银行的一位高管警告称，在美国，高达40%的银行业工作岗位可能会流失到数字自动化领域。人工智能如日中天的背后是大量的技术、资本的投入。“这就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发展悖论，”王玉柱说，“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否要参与人工智能的竞技角逐？技术、资金从何而来？如果不发展这个产业，不能创造就业国际分工又参与不了，本国劳动力又该如何处置？”王玉柱指出，如果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得不到妥善安置，不仅会产生内乱，也会带来外乱。

余南平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他说：“如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跟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跟不上世界经济的步伐；同时如果发达国家越来越排斥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民族产业的保护意识也会增强，各种反全球化的力量将会汇聚与蔓延，而这就不是单纯的西方反全球化和反建制问题了。”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国际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发展？与会专家表示，理想的状态是，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双管齐下、协同发展，在道路创新、技术创新的同时，将信息与制造结合，智能化与工业化结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