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川：晚清出使游历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本文原题《在西言中：晚清出使游历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晚清的出使与出游活动，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产物，无论是官方的出使大臣、随员、游历使，还是私人性质的游历者，都不仅与赫赫有名的前行者，比如张骞、甘英、王玄策或者玄奘不同，也与其本朝前辈张鹏翮、图里琛等迥异。一来，晚清出使游历者的足迹远迈前人，几乎遍布全球大陆，二来，他们较之先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和全球的气息。

晚清出使活动本身，就是外交近代化的结果，尤其是《烟台条约》之后的常驻使节，更是此前出使办事，事毕回国传统中从未有过的事物。清廷对于出使者给出的考察、采购等任务，从虚实两方面显示出近代化的指向性。当国人越洋到达当日最发达的英国首都伦敦，面对各色体貌、装束的人群、水晶宫中的人类学展示以及海德公园阿尔伯特亲王纪念亭边，“略寓四大洲之意”的雕像时，又多多少少会生出寰宇一体的感慨来。

或许正因为晚清出使、游历活动所具有的近代和全球特征，后世对于晚清出使游历及相关日记、游记文献的研究，也往往会具有强烈的近代化取向和全球化色彩。这从该研究自身发展的历程来看，就非常明显，上世纪80年代，随着《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相关研究渐成大观，背后无疑是改革开放，国人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再进发的心态使然。

关于出使游历及相关研究的近代和全球特征，大抵后者需要再略作说明。正如不少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或许由于传统的大国心态，以及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压历程的作用，国人口中的“全球/世界”，实际上大多只是指代发达国家。这一情况，无疑也存在于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和研究之中。比如此前长期流行的所谓广州对外一口贸易之论，不仅将从未中断贸易往来的周边国家排除在外，而且无视中俄恰克图的陆路交通，似乎只有英、法、美等列强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外国”。

有此说明后，我们再回头审视诸如“走向世界”的名目，就不难理解其言下之意实是“走向”近代化的“先进”国家。在此倾向的左右下，学界对于晚清出使游历活动、出使游历人员以及出使游历记录的研究，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议题则集中于“先进”国家的“先进”事物，议论则以游记文字记载“先进”内容为高下，向往“先进”程度为短长。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晚清的出使日记，在一些时人心目中，恰恰被认为在这些“先进”的方面是敷衍了事的。比如陈炽就说中国使馆与当地“声气不通”，使者对于政商军事“诸多隔膜”。唐才常进而认为很多游记，不过是让随员“刺取彼中遗闻，堆垛成篇”，以此博取“加进头衔”而已。亲历其事的郭嵩焘则指责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不过是抄录洋员马格里等人之言，毫无心得。

当然，以上三人的说法，都有一定的背景和具体的语境，郭与刘反目，而陈、唐的用意在于批评促使变革。尽管如此，三人的认识从总体而言，却大体准确，出洋日记中“洋”的部分，完成任务的成分稍多一些。然而恰恰因此，有些不那么“任务”的部分，反而能流露出更多有意思的信息，只是基于前述原因，时常被研究者忽视。

本人最初接触出使游历相关资料，也是为了新学新知的主题，不过最近几年有意识地跳出这个仅注视“先进”的圈子。接下来我将向大家汇报自己关于晚清出使游历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相关研究的打算和展望。

张德彝

总体而言，我近年来注意的问题，大概不出两个主题，即游记中的非列强国家和以域外游记反观中国。当然，非列强国家的相关内容，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绝非前人研究较少这种理由，而是缘自其对近代中国确实有意义。所以，两个主题归根结底，还是用国人在域外的记述，来考察近代中国本身的理路和问题，我将其称之为“在西言中”。

郭嵩焘曾说过：“心，持恒者也；耳目，取新者也。以其心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这段话本身是他针对日常涵养而论，但若将“心”和“耳目”等同于中之故常与外之新知，却很能反映出使游历人员的基本状况。即以故常去理解衡量新知新识，也因域外的新见新闻勾引出固有的知识观念。此类中外新旧间激荡牵连的“在西言中”，相较于一知半解科技制度述闻的“在西言西”，何者更接近时人的内心，自然不言而喻。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骂槐实指桑（桑梓）”的故事，就是力图拨开文字记述的迷雾，去直击游记作者的真实心意。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八次出洋，留下八本《述奇》的张德彝。除开他去日本的《七述奇》较简之外，其他七本欧美游记皆篇幅甚巨，内容非常丰富，而一些草蛇灰线的心思和文字游戏，即埋伏其中。

从《四述奇》开始，张德彝便不断地用所谓“土耳其”事，展现、批评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敢在随时会被公开的随使出使日记当中直叙心声，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地指桑骂槐。《述奇》系列中，当然也为细心的读者留下了蛛丝马迹，作为信息来源的土耳其外交人员，往往有着怪异的“名字”：“道石青（道实情）”、“颜世楠（言世难）”、“辛攸果（心忧国）”、“蒋观长（讲官场）”等等。在批评时任驻德公使的苏州状元洪钧时，也是故布迷阵，似言土耳其公使事，但“草鱼禾人”（扣“蘇”字）一句，基本暴露了指向。

张德彝的笔下的“土耳其事情”，基本能与中国实情一一对应，这一点鲜有人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他曾以中国鸦片泛滥为原型，加上禁烟的愿望，编造过一个土耳其“神豆汤”的传说。未料，这段文字却离开了文本，上演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被《申报》、《盛世危言》等传扬开去，反倒使不少人信以为真事，纷纷以此为据，建言立说。

《航海述奇》系列中以“土耳其”作为中国之“槐”的原因，是值得继续思考的，这其中有西人中、土相近和国人自我定位的多重因素，在此不做展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德彝借“土”之掩蔽，道出了一些真实情况和心里话。尤其是他较为熟悉的使馆内部情况、出使制度种种以及他对中国外交的不少思考，很难想象如果不通过文字游戏，这些信息能否流传至今，为人所知。

若说张德彝的例子有着较大的偶然性和独特性，那么接下来要谈到的两个例子，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两个事例，都涉及中国传统的小学，分别与音韵学相关的“西儒问古音”， 以及与文字学相关的“麦西有古碑”。一般来说，出使游历研究中，也会提到国人与汉学家之间的交往，但很少会将重心放在传统学问上，而研究传统学术史的学者又很少关注海外游记这样的材料。

正如前述，由于中外之间的互相激发，一些平日里未必会专门记录下来的内容，出现在了游记之中。比如光绪四年（1878）发生在德国和日本的两场讨论，发生时间相去不过一两个月。第一场是在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和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馆长、埃及学家里白休士（Lepsius）夫妇之间展开。第二场出现在驻日公使随员沈文荧和日本友人的笔谈中。两者本身并无实际联系，只是无独有偶地都涉及了音韵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叶韵。

叶韵之说在音韵学史的叙述中，经朱熹采用而广泛为人信从，至明陈第、焦竑有古音之说起，顾炎武则确立古音说推翻叶韵说，而最迟在江永、戴震、段玉裁之后，音有古今南北而非强为之叶的认识已大显于天下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到了晚清，国人走出国门，在外人的追问下，所答还是朱熹的那套，或者起码远没有达到陈、焦、顾的认识。其中，李凤苞还是在音韵方面“有论著”者，究竟在传统学术的历史脉络中，“精英”与一般读书人的差距，推翻、树立某某学说的普遍接收度有多少，都是可以继续研讨的问题。无疑的是，出使游历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里白休士虽然是埃及学家，但还是能提出《竹书纪年》是否伪作之类的中国史专业问题，国人在海外也经常会遇到汉学家和爱好者的询问交流。与之相应的，国内学者也注视着海外，光绪年间国内金石学圈子对域外（这里主要谈的是汉文化圈之外）金石的打探和寻访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又尤以年代较早的埃及古碑古字，最受关注。

由于清学的演进，同光之际，传统金石学达到了最后的高峰，京官中形成了浓厚的氛围，搜罗、摹拓、释读散见碑版，成为雅集中的重要话题。同时，星轺四出，古埃及为西方文明源头、埃及尚存古碑古字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于是希望通过种种方式，获得镌有埃及古字的文物原件或摹拓本。海外的张荫桓、张祖翼、陈其䮽等等，也用心留意，有所得即寄回国内。至既为高官，又是金石大家的端方，因考察政治而出洋，更是带回了一大批古埃及文物。

带回埃及古碑虽然是金石圈子的雅兴所致，但毕竟增进了国人对埃及古文字和古文明的了解，促使了关于全球文明的演进和本民族文化定位的新思考。以纯文字学角度比较中、埃古文字的工作，也逐步展开，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两位最重量级的人物，李济和夏鼐也都与古埃及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上述为本人近年所做的一些相关研究，不揣浅陋，野人献曝，意欲提请学界同仁注意晚清出使游历日记中，非列强国家的内容和反观中国的视野。当然，对于晚清使事的研究，注目于具体外交交涉、西方强国的新科技事物与各种制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完全无意否定这些问题的意义和继续研究的空间，只是希望能够开辟别样的研究视野，丰富出使游历相关资料（以游记为代表）的使用方法和角度。

除此之外，我认为关于出使游历活动、出使游历人员以及出使游历文献的研究工作，还有以下三方面可以继续推进。

首先是资料的进一步收集整理。《走向世界》丛书的正续编，已经囊括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大部分出使游历日记，钟叔河先生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仍然有一些游记未被收录进丛书正续编之中，需要继续寻访。另外，不仅仅是游记，驻外使馆的档案和出使游历人员的往来信函、电报和其他一些资料，也应该被纳入收集、整理、出版的范围之内。

这项工作的展开，有不少学者力不能及之处。比如天津教案后，崇厚率领使团前往法国道歉，中法交涉之外，还遇上了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事件。今天我们可以通过随员张德彝的《三述奇》了解此行的情况，但其实崇厚本人就写有使法日记，并保存至今，作为珍贵古籍收藏在河北省图书馆中。从利用情况来看，恐怕一般是难睹其真容的。

除了公共图书馆，还有一些资料为私人收藏，此后恐怕更是难觅其踪迹。比如光绪末年曾担任驻意大利公使的许珏，有随使美国和出使意大利的日记，以及信函等各种存稿，在拍卖会上为人买走，去向不明。设想如果今后图书馆、拍卖公司等机构有这方面的意识，能收藏文物，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留下文献的文字信息，将会是近代史研究的大幸。

其次是对相关资料文献，尤其是海外游记，从书籍史的角度，进一步还原呈现其形成过程和被阅读的情况。正如戴海斌曾在《“出使日记”中的晚清外交》一文中指出：对于出使日记应该注意其“制作”过程，将稿本、刊本以及之后的节选本等以时序比对异同，如此方能“揭示日记作者思想的变迁轨迹、编纂刊行的时代背景及其被阅读与接受的情况”。（戴文为《出使時代の日記――清末の中国と外交》之书评，以上所述亦该书特色之一。）

至于晚清出使游历日记的阅读史，研究者往往会以《西学书目表》等门径书及时人的读书日记为据，进行讨论说明。实际上，由于翻印盗印的普遍和国人对异域的猎奇心态（很多人看书未必有西学和洋务的意识），域外游记的被阅读量有可能大大超出想象。举一个例子，马嘉理在其前往中缅边境的那次死亡之旅时，路过湖北监利螺山，发现当地一个小军官，也读过斌椿的《乘槎笔记》。湖北监利，虽然沿江，但究属内陆，而这名军官不过是陆溪营前哨的一个外委把总，统领十四人小队协防，可以算是国家机器中最微不足道的武官，居然能饶有兴趣地与过路的西人谈起伦敦的街景。由此或能推断，对于晚清海外游记的阅读情况，有必要深度挖掘和重新评估。（尤其是国人著述引游记，乃至于后出游记引先出游记，不注明来源者甚多，需要细细比对文字，方能有所甄别。）

第三是对出使游历日记内容的精细化研究。大概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出使的具体制度和使馆的常态。关于驻外公使选任制度和流程，李文杰在其《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一书中，已有详细的梳理。当然，出使人员走出国门后，所涉及的制度更为繁多，远非薄薄一册《出使章程》所能尽。使臣一举一动皆系国家体面、外交交涉和礼仪等，非同小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驻使又是新差使，许多规制事起仓促，并不能一一预料，详细制定，又需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研究者较难作出总体性的考察。故而利用游记资料，与档案资料结合，可勾勒出其大体面貌。

二是中外文化上方方面面的具体交流。近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比较突出的，有张治所著《异域与新学》及一系列其他文章。步武钱氏，钩沉海外游记所载西方诗歌、戏剧和古典学等内容。此外，出使出游材料中还有诸多域外思想、物质和艺术文化的记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讨论这些问题切忌就游记谈游记，而应置于近代中外交流的背景下，将之视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三是具有近代特征的科技与制度方面，仍然有拓展研究的空间。如前述，目前此方面的讨论，高度集中于火车、轮船、议会、公司等具有标志性的事物上。一方面显得全面性不足，尤其是一些近代过渡性的科技和制度，因其旋起旋灭，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兴登堡飞艇事故之前，人们对于飞机还是飞艇最终会主宰天空并不了然，气球、飞艇一类的飞行器在时人（无论中、外）心目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显然，彼时的西方亦处在变动不居和摸索的状态之中，以今日所见之重要性衡量当时，难免有倒放电影之嫌。

另一方面是有些科技主题，虽然比较热门，但实际上真正的技术含量相当不足。这自然与当下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结构有关，但既然讨论的是科技话题，技术内容本身理应得到体现。其实在这一方面，尤其是关于军工科技，有不少民间或半民间的军事史爱好者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将来，研究者们应该更充分地借鉴科技史的相关成果，凸显出技术本身的历史。

晚清的出使游历活动，为近代意义上，中国官员和读书人成规模有制度地走出国门之开端。正因为如此，这一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相关文献，显示出自身独特之处，具有国人“走向世界”和从域外回望中国的两重性。此中复杂的面相，显然不能以冲击回应或学习“先进”西方等范畴简单涵盖。面对这些处于中西新旧碰撞、激荡、牵连第一线的人、事与文字，也必须以中西新旧多维度审视之，方能走出一条新的研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