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做诗注,意思不生障碍是第一要义

张旭东

2017-12-20 12: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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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2014年吧,胡文辉先生电邮传来一部稿子,是陈永正先生带博士生的讲义,叫《诗注要义》。陈先生最初是学古文字的,后来从岭南词学大家朱庸斋学词。大概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做诗词选注的工作,后来成了主业,一去不还,成为当代有代表性的“注家”。
我对这部稿子非常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陈先生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想做一个诗注,因力所不逮,老师又说“出力不讨好”而作罢。但这种想法还在深层的意识里存在着,究其缘由,主要是有快感。你比如读陈寅恪诗,他一些作品明显地表达对现实环境的看法,但那看法都安放在古人身上表达出来,让你不能明明白白地抓住。他自己就讲什么“古典”、“今典”。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又说:“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这话听来多玄妙!但我也可以为陈义宁的这句话作个注,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续隐秀篇》里说:“然则隐以複意为工,而纤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绝为巧,而精语峙乎篇中。”前半句即是此意。黄侃这后半句在我看来没啥劲,是凑对仗的。文言与白话比较,这是个老话题,自然文言以韵味悠长胜,白话寡淡;然有时候白话爽利,比如这句“诗要没两个意思就不是好诗”完胜骈辞俪句,亦成为注家绕不开的一个思考点。
陈永正先生书法
近些年诗注多起来,主要原因当然是检索时代的到来,但惬意者鲜。前两年有本诗注,有个朋友当面指着一行念:“黄河:中国第二大河。”然后说:“我呸!这也叫注!”闻过辄喜,可就是喜不起来。前些天王培军先生在微信上说,最近他看到一本诗注,碰到一个人不知是谁,就作注说“人名”,培军兄开玩笑说:“不是人名难道是狗名,你这注什么意思嘛!”注家为什么作注,要的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快感,读者要的是拍案喊精彩。但这些太难,不知要吃多少苦!
陈永正先生书法
陈永正先生这本《诗注要义》,分《要义篇》《简史篇》《评论篇》《体势篇》《指瑕篇》五篇,简单说,就是要教给我们怎么给旧体诗作注,注意点啥。《简史篇》是讲注诗的历史,《评论篇》和《体势篇》是具体讲该怎么做,《指瑕篇》讲不该怎么做。而《要义篇》最重要,篇幅也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二还多。要义篇开头就是“知难章第一”,这一章是劝阻那些熟练使用检索而来钻空子的人,陈先生说:“哥们,边儿去吧!”这一章写得很精彩,看得人先是浑身是汗,后来汗不敢出。陈先生举了古今很多例子,相信大家有同感。我也举个最近碰到的,曾读钱谦益的门人严武伯的《严白云诗集》,有一句是“太息无人并种麻,旧游历历在天涯”(《岁暮杂诗十首次湘灵韵》第二首,《严白云诗集》第121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那“太息无人并种麻”是什么意思呢?幸亏下面有作者一个自注,说:“《本草疏》夫妇同种始茂。”就是说《本草疏》里面讲啊,麻这个东西要夫妻一起种才长得好。那么这个“太息无人并种麻”说的就是严武伯亡其妻。你看这要是没自注,注家很为难,但一旦注出来,注家很得意,一个字:爽!

陈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很多地方谈得很具体。当然,也有一看我就表示不同意的地方。最主要的,陈先生主张“不能轻易放过一字”,“要一个字一个字抠,尽量注出它的出处来”。我反对!
陈先生举例说,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桃蹊李径年虽故”句,旧注引《史记·李将军列传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赵次公于此不满,认为应该补注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诗》“桃李成蹊径”句,这样“径”字才有出处(《要义篇》补正章“失注”一节)。陈先生显然赞成赵次公的说法,并说:“谢诗可称为‘父典’,方得完备。”不必吧!
陈永正先生书法
杨万里《诚斋诗话》说:“初学诗者,当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平生’二字出《论语》;‘身后’二字,晋张翰云‘使我有身后名’;‘几两屐’阮孚语;‘五车书’庄子言惠施,此两句乃四处合来。”这段话说的是杨万里如何学作诗。那他这么做可行不可行?当然不可行。他自己又在《荆西集序》里说“学诗始自江西诸君子”,“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学得越凶,越写不出。朱东润猜测《诚斋诗话》必作于诚斋酷摹江西,诗体未变之时(《沧浪诗话参证》,《朱东润文存》上册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诚斋如此学诗,固不可行;注家如此注诗,亦大不必。
《朱东润文存》
古人即有祖典、孙典之说。“祖典”,即最早的用法。作注当注出祖典,但最早不一定最切合,一个典故在使用中,穿朝隔代,其意涵增加减少或扭曲变形,沿路不知生出多少变化,所以还要注出直接脱胎、有直接血缘的那一处,为了说明问题,陈先生引入“父典”的概念。说起来,这个“父典”要叫“母典”,才更符合我们的习惯。前面那个“祖典”的祖不是指爷爷,而是指始祖,后面强调血亲,即呼“母典”,也是合乎逻辑的;要是前面那个指爷爷,后面那个就只能是父亲,忽然出来个“母”字,就乱了。在实际过程中,有时候一下子找到了祖典,但父母找不着;另外一天,一下找到了亲生爹娘,但起源幽远,祖典难寻。故操作中,只能相机而动。像钱谦益这种,他的学生严武伯说他“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三册,第1261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注解起来就更加复杂。
《清诗纪事》
虽然我知道,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站在陈先生一边,主张一字字注,一字不放松,这肯定是诗注中的主流派,但没道理!有一年因发现新材料,重做《牧斋初学集》,做完以后送给王培军先生一部,他就指出钱曾好多地方失注,但在我看来大多是耳熟能详的词句,一一注出,徒占篇幅,看着太累。一字字注只能是造成“宁滥毋缺”的局面。这不对,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不对!
替古人诗作注,好像是件客观的事,他写了啥,你注出啥就完了。其实不是。大的方面是客观的,小的方面全是主观的。所有学术创作,到了操作层面,都是主观的,因为这不是解方程,它属于文学艺术。你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基本体例一致,但你从中挑几种杰出的,比较一下,发现各有各的特点。在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过程中,必定有得有失,不可能一个模子。我可以举例,最典型的是瞿蜕园注刘禹锡,那失注的地方要是找不出三百条不拉倒。不少是前人都注出来了,他也没吸收进去。陈先生《要义篇》补正章“失注”节指出:“失注的情况大抵分三类,一是因词语典故深僻隐晦,注者未能弄懂而故意避开不注;二是注者在学识方面的欠缺,不知有使典用事,因而漏注;三是词语典故字面浅显,而实际别有用意,注者未明其深旨,误以为常语而不注。”瞿蜕老失注情形不一,主要是有些用前人典、使故人句没注意到,可以勉强归到陈先生所说第二类,还有就是他觉得没必要注。但瞿蜕老这部书怎么样?谁不竖大拇哥!记得前些年吴长青兄请扬之水先生来讲座,她对这部笺注赞不绝口。
《刘禹锡集笺证》
为什么?因为他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了自己的特点。瞿蜕园是史家,他对两《唐书》特别熟,大人物周边的小人物都能给你把线索理清楚,给出现的人名作笺。即使猜测,也给人启示,予人线索,是今人作的很有特色的一部笺。谢正光《钱遵王诗集校笺》也是这样,他根本不作注,谢也是史家,专门编索引,编遗民录,精熟明末清初那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就避开作注,专门作笺。听闻这部书经沈公燮元作介,在中华书局再版,增补大量材料,很期待。

注和笺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记得有一年在北京住在龙雅宜女士所暂居的苗圃里,和倪春军君聊天,当时他还是王水照教授的博士,谈到笺和注,发现他不作区分,搞不清区别。陈先生《诗注要义》专门设“笺”一节,从源头讲起。最初亦无明显分工,不同叫法而已,毛传郑笺都统称注。但到了近代,尤其“古典”、“今典”的观念清晰了,还是要搞清区别。周法高就清清楚楚地说,注管古典,笺管今典。诗人用了典故,你要注出来,唐朝的还是汉朝的,这叫注;而比如这么个诗题“送王某某北上”,王某某是谁,北上是从哪到哪儿,时间是某年春夏之交,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这就叫笺。像钱谦益、陈寅恪这种,他们诗歌内容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笺就愈显重要。
回到要不要一字一字注出处的问题。瞿蜕园失注、谢正光只作笺不作注,都是个例。就算一般的诗注,我从读者的角度讲,意思上不生障碍第一重要,要从这一层分及格还是不及格,其他还都在其次。要是字面上好像不需要注,但实际上能注出你料想不到的神隐微妙处,这当然高,但这已经是优秀和良好的区分了,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如东坡词《渔家傲》“作郡浮光虽似箭”,“浮光”易想当然解作“流光”,则不注,陈永正指出浮光就是光州,这个就厉害,见《指瑕篇》。说句实在话,很多诗注是一字一字注的,结果怎样,读得懂的地方啰里吧嗦注了八行,读不懂的他一字不注,你怎么办!今人作注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心得又话多。前人的注,也有个毛病,说了很多,就是看不明白,那是因为在自己没真懂的地方扭扭捏捏,真不如白空着。我承认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我们自己水平低看不懂,但至少另外百分之五十我看本来就是糊涂账,以话多来掩饰。若要求一字字注,只能助长这种掩饰。
你注出的,读者都能看懂,这就是最大胜利。不要想着每个字每个典都注出来,我看做不到。费解之处使劲挖,易解之处要节制,别自布迷阵。注释之学里,挺大一问题就是自布迷阵。

凡作诗,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
先说“用事出处”,即注典故。注古典,利用工具书总能说几句;注今典相对难办,比如诗题中刘主簿、李判官满天飞,你注出谁是谁,是比较难的,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搞清真实的背景,描画出轮廓,使“以诗证史”成为可能。傅斯年看不起诗注者,认为是浪费光阴,实际上他是看不起注,对于笺他还是认可的,可能他认为笺与他心目中的学术距离较近。专注于笺的人大多走到史诗互证上去。陈寅恪是近现代笺家的代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傅斯年并没有看不起,而最后一部著作就是《钱柳因缘诗笺证稿》,我想是因为越做越不像笺体,已不可能推倒重来,于是只好把名字改掉以迁就,这就是《柳如是别传》。“传”的体裁要求就宽松些,再加“别”字,就过得去了,不会让人觉得文不对题。但也造成后果:这本传也太难读了点!
《元白诗笺证稿》
再说“造语出处”,即“运用古人处”,注或者不注,一定会生出主观异同。此种地方,若注得精确,犹如一下子指明了血亲关系,那真是意外之喜。但问题是,在电子检索的环境下,形似者一检便得而长篇累牍,切近者鲜。这是我反对一字字注的现实缘由。钱锺书《谈艺录》批评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遗山运用古人处,往往当面错过”,可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注了七大姑八大姨一堆远亲甚至邻居,血亲关系却注不出,真正成为傅斯年所指责“虚耗光阴”者,而且影响读者阅读,容易产生疲劳。所以“造语出处”我主张少注一点,注则切近。
注或不注,绝对是个问题。这就和古籍整理中的异体字一样,常见的就不改,很偏僻的就改正字。作注也是一样,最关键是把那些很僻的东西解决掉,不是在烂熟的地方念葛藤禅。
陈永正先生《诗注要义》这部书,扎硬寨,打硬仗,总结几十年作注之经验。此书今日读毕,受益多而感慨深,呵手作此短文,算这一年未曾虚度。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永正,《诗注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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