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炯昊：中国近代史上的“技术”与“日常”

【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本文原题《技术与日常——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些思考》。

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飞猛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日益感受到技术的宰制。互联网支付、共享单车等新生事物在短短数年之内即高度嵌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人工智能阿尔法狗于围棋人机大战中将一流棋手碾压，一战成名，并透过媒体广为传布之后，知识界对技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向来敏感的人文社科学界对技术进步日益关注，不少学科如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方面的学者都曾撰文或开展对话。许多学者表现出一种焦虑，有学者提出“用政治锁死科技”，在此基础上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有些学者则指出：技术发展背后有资本的力量和阶级性，资本力量选择和干预了技术的发展，哪些技术突飞猛进，哪些停滞不前，并非完全循着科技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是充满了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中立性被打破，成为强势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技术从业者也无疑成为压迫者的共谋。即便如此，很少有人会像反抗华尔街精英那样反抗技术从业者。尽管与人类历史上的漫长过去相比，技术精英已经不再是沉默的一群，除了获得无数金钱和社会地位之外，他们已经跃入前台，进入公众的视野。

如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者较少对当下的技术进步直接发表看法，即使有，大多是在探究诸如“大数据”、“数字人文”等概念和技术对历史研究所能起的作用和弊端。这大概是由历史学科的特质所决定的。历史学者更擅长细密地解读过去，而对当下的关怀常常被潜藏起来。更重要的是，太过靠近的时代，因为本身尚在发展变化之中，很难确切地观察到其全貌（杨国强老师曾多次以比喻的形式提醒我们，手掌放得太近，可能看不清任何纹路，反而遮挡了远处的景象）。以中国史而论，19世纪以来的变革，或许到今天尚未完结，看不到终点在哪里。如果放眼世界，这个变革的时间可能还要推前。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得不在许多事情都尚未有一个清晰的结果的情形下展开他的研究（高波老师提到时段划分的问题，分期的难点在于终点在哪里。在终点变动不居的情形下，分期就特别困难）。如同在一列变动不居的火车上观察周遭的景物，其难度非常之大。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当下的刺激。当下的技术进步，促使我回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技术和技术精英，尽管科学技术及其从业者伴随着风云激荡的政治变革、潮来潮去的思想流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常常在既有研究中缺位。

一、技术如何写入历史？

如果说，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在“高音”之外，还存在着不绝如缕的“执拗的低音”，那么，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在其基础上的现代技术则是一种近乎沉默的“背景音”，但却一直以沉默的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各种专业技术精英极大地改造了人们的生存境况（譬如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就左右了人们的居住方式甚至家庭结构），从事这些专业的技术精英，本身未必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但其所起的作用是全局性的。（詹姆斯·斯科特曾经关注到，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采取同样的技术策略，譬如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和苏联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具有某些相似性，而且都受到了勒·柯布西耶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一般将“发声”的“精英”与“沉默”的“底层”来对举。沉默的往往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技术从业者恰恰是有力且应该被归于“精英”的一个群体。他们却常常与底层民众一样，不太用文字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说是一群“沉默的精英”。

许倬云先生的回忆录曾经提到，他在家乡无锡读中学的时代，无锡人的观念里，考上清华北大固然很好，但考上上海的交通大学学工程技术、学商科更为人所重，如同科举时代中举之后的光耀门楣。无锡所处的常州府，科举时代是文风鼎盛的地方。数十年之间，风气转变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出身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建筑学家张镈回忆：曾任两广总督的父亲张鸣岐经历辛亥鼎革之后，晚年曾告诫他宦海沉浮，“为官不义且不易”。认为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而从美国学成回来的大哥张锐则提出：“建筑师、医师、律师等三师在国外属于自由职业，可以自食其力。”由此而奠定了他学习建筑专业的志向。与张镈类似，他的大哥、二哥、二姐、四弟都选择了学习理工科，成为专业人才，而没有走读书仕宦的道路。张鸣岐在晚清仕途颇为顺遂，署理两广总督时不过三十五岁，有“青发总督”之名，可谓少年得志。入民国之后却劝子女不要入仕，一方面固然来自辛亥革命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技术精英在社会上地位日高，且容易避免政治变动的冲击。无独有偶，早期建筑学家和建筑史家刘敦桢，也出身于湖南新宁的簪缨世家，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出于一族。如果继续列举，这样的例子还会很多。

入民国后，前清世家子弟的前途选择已经不是读圣贤书进而考取功名成为一个“天下士”，而是努力成为一个在新时代能自食其力的技术精英，这一转变不可谓不巨大。假使在科举未废之前，他们必定是要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走仕宦之途，继承父辈的地位。

科举停废，新教育体系重组的过程中，一些旧式读书人因之而进退失据，但是社会的调适因应的能力不可小视。在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和人群，更能寻找到新的上升通道以因应变局。这一层意思已经为前人所道及并阐发甚多。但是比较少人谈及，这批新教育下产生的精英，与科举时代的天下士不同，他们不仅不是“读书人”、“士人”，同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数并不那么少，也不是不重要。新的学科体系与新的技术和管理部门对接，许多学生出了学堂门即到特定的部分任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如前所说，但他们既不同于天下士、读书人，也不是“边缘知识分子”，时代洪流奔涌而过，有时仿佛与其无关。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打算削减文法科招生，将名额与经费分配给理工科。一时间引起了许多文法科的师生反弹，在报章媒体上抨击教育部。但检视其中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不待国民政府来削减经费人员，文科在大学的地位已经十分堪忧。时人写道：“这几年来，文法科在我们中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上自政府、下至人民，都多少含有藐视文法科的心理。”“在科学救国的呼声下，从事文法艺术各科的，便大倒其霉了！社会上一般的观念，都以为只有工理农医等学问才叫科学。”有人认为削减文法科学生是无谓的，但理由是因为“现各大学文法教各系学生少到寥寥十余名或数名……某国立大学的哲学系上年度只有四个学生”。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窘境在过去的历史研究和叙述中体现得并不多，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民国时期人文领域那些顶尖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和言说，以及学习文法科的“边缘知识青年”们对时代的看法和议论，这些无疑都很重要，但并非历史的全部图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1916年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的数学考题难度略等于今天的初中三年级，而到了1920年代中期，数学考题的难度已经超出了今天的高考（有极坐标方程等内容）。对比清季设立同文馆的时代，理科试题的难度更可谓天渊之别。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谋求考入大学跻身精英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到数学、物理等理科的学习中，更无暇在人文领域耗费太多的时间。

与人文学科出身的知识人爱发表言论相比，技术精英不善于也不倾向于用纸和笔表达自己的主张，因此留下来的文字很少。近年来大量近代史料被整理出版，不乏私人日记、书札等材料。但科学技术专家兼官员的日记，我现在一时能想到的只有翁文灏和竺可桢，爱发议论爱参与政治，留下文字较多的，则能想起丁文江，以旧体诗词知名于世同时又治现代植物学的，则能想起胡先骕。但这些人可能是特例，许多技术专家是不常用文字记录自身情感和表达意见的。

举个例子：建筑学者赖德霖教授曾经编过一本资料集《近代哲匠录》，收录了中国近代以来重要建筑师的材料：包括教育背景（有留学经历者甚多）、作品和其他文字材料。我发现两点，一点是前面提到的，这些建筑师，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譬如唯二拿到建筑学博士学位，建筑作品甚多的奚福全）都没有留下太多文字材料（正因为留下的文字材料少，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筑学人在整理关于奚福全的生平时，连生卒年都出现了错误。详见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而主要是以建筑作品而知名于世。建筑学其实已经是非常具有人文色彩的一门的学科，尚且如此，其他所谓理工科则更甚。第二，他们在既有的历史学研究中基本上是失踪的。在建筑学内部对建筑史的研究中，近代建筑史被关注得稍多，但历史学的研究却常常未能与之充分对话。在学术史领域被提及稍多的是营造学社中人物，也主要是：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其创始人朱启钤都较少被提及（近来渐多）。这还是因为营造学社的成员比较有传统中国的人文素养和关怀，留下了许多考订史迹、整理文献的文字材料。致力于研究技术哲学的吴国盛教授曾经提醒我们：一方面，技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一部文明史基本上首先是一部技术史；另一方面，技术是一个“自我隐蔽”的东西，使人们日用而不知。

与近现代史领域相比，上古史和史前史的研究者常常注意及技术对整个社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所耳熟能详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分期，就是以工具的材质和技术作为分期标准的。张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政治权威崛起时，曾经提及七个有关因素，其中三个皆与广义的“技术”有关，分别是：“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在内的军事装备；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它与个人在亲缘关系中的地位和祖先智慧有关，是政权统治和预测能力的关键因素；通过载歌载舞的巫术仪式来交通天地的特权，这些仪式除利用文字，还要利用动物艺术和青铜礼器。”进一步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轴心时代”前夜，技术上的演进亦是人类社会结构转型和人文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以中国为例，文字的诞生，事实上可以看成广义的“信息技术”。正因为有成型的文字，人类的思考方式和对“人”本身的定义亦产生新解。大胆一点说，当今信息技术飞速进步，也许使人类处在新的“轴心时代”的前夜，回顾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对历史变迁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将这样一群“沉默”但有力者纳入既有的近代史研究之中，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在日常生活中察势观风

近年来，思想史研究者逐渐注意考察思想观念的“前后左右”。如果说史学的功用在于捕捉一个时代的“风”，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最易感知风向、风势、风力。从日常生活入手，也许是将技术写入历史的一个办法。

中国近代的巨变，在器物、技术层面上是最直接最剧烈的。过去人们常常谈及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冲击而做出回应。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分别是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渐次回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后一个阶段中，前一个阶段的关注点并非被放弃了。器物层面的变革，始终贯穿在近代中国史的脉络之中。前面主要是谈技术学习者和从业者本身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他们的思想。这里主要想强调，对于科学技术不太了解也不求甚解的普通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的。最近瞿骏老师的新书（《天下为学说裂》）中就举过一个例子，说明广播技术的普及对普通民众接收革命观念的作用。

前面提到由于技术精英本身相对沉默的特点，探究其影响与能量需要从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对技术的接受（主动和被动）入手，与思想史需要有传播者和接收方一样。在晚清咸同之际还常常被争论是否要修的铁路，在民国则被纳入了日常生活之中。这时产生了大量关于铁路和火车的文学作品，初中课本上的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就描写了火车站台上的父子别离。今天的读者会注意及文字背后的情感，但极少注意到正是技术的进步，促使这样的告别成为可能，不同于码头上的送别，也不同于城外荒村野店的送别，火车站的送别成为近代以来文学甚至电影中的一个经典意象。最近陈建华教授出了一本书《文以载车——民国火车小传》，列举了许多民国时期关于火车的文学作品，妙趣横生。火车这样的新交通工具，从陌生到嵌入人们的日常，还成为新诗文的材料，只用了数十年的时间。火车、汽车、轮船，这样的交通工具缩短了距离，钟表则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时间感，新的建筑空间，如军营、学校、医院、工厂甚至监狱，塑造了人们在新的空间格局中的组织模式和相处方式。这些由新技术而催生的事物，因为高度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留下的文字材料，远比技术精英本身要多，透过这些普通人的感知来描摹技术对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或许会更加清晰。

另一方面，大多数技术精英虽然通常不太爱用文字记录思想和表达意见，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和从业过程中，仍然会被动地留下一些文字材料。其中各级学校的入学试卷、大学的课程笔记等材料，似乎可以加以利用，如前面所提到的数学试题。另外，因为理工科学生也需要研习国文、历史等科目，可以从作文和答卷中窥探他们求学、成长时代的思维方式、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内容，至于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则只能在研究之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