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老兽》导演周子阳:不拍电影,生命没有意义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2017-12-10 12: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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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海报
《老兽》在今年的青年导演文艺片创作中绝对是名声大噪的一部,不仅因为其本身令人过目不忘的个性片名,也因为从first影展亮相开始,之后东京国际电影节展映,金马影展一路开挂获奖,拿下最佳原创剧本,又让老演员涂们获得金马影帝。
《老兽》以内蒙古鄂尔多斯为背景,讲述老杨曾经在鄂尔多斯财富激荡时期乍富,破产多年后与家庭、儿女之间出现问题,甚至被告到法院等一连串极富当今社会现实性问题的故事。
乍看之下,老杨是个“老渣男”,包养情妇,偷卖朋友骆驼,甚至偷妻子手术的救命钱。但随着桩桩件件事件的推进,又能从中解读到人物内心的仗义与无奈,恰如片名的困兽之斗,生猛而遍体鳞伤,最后和现实撞个头破血流。
周子阳是个有故事的人。本来是好学生的他因为阴差阳错把手机带进高考考场,成了他们中学历史上第一个高考得0分的学生。加上同一年好朋友去世,让他原本顺遂的人生突然遁入虚无。他开始不断思考种种生命的意义,在哲学书籍和艺术电影中重新构建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最后被定义在电影上。
导演周子阳(右)与主演涂们(中)
对于周子阳来说,这头“老兽“在他心里困了好多年。采访中他带着新导演独有的生涩和真诚,反复对每一个前来“探听”他故事的记者掏心掏肺的倒苦水,说这一路走来的不易和窘迫,也一遍遍认真分析电影中所揭示出种种社会现实下的困境。
【对话:】
经济发展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

澎湃新闻:《老兽》的创作灵感你之前有谈到过,是因为看到儿子绑架父亲的新闻,非常受刺激。为什么会觉得受了刺激呢?
周子阳:刺激的原因其实是你看到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各种社会问题,尤其在价值观层面,你会发现,慢慢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以经济标准判断事情的价值观,以钱来评判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道德与否的标准了。你在大城市回到你的老家,大家甚至不问你工作是干嘛的,都问你在那能挣多少钱。我觉得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感觉像到了一个爆发点,在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面前,最亲密的关系也完全破碎崩塌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做一部电影展示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很多人看完电影会讨论,老杨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你怎么评价这个人物?
周子阳:首先一个电影做得要有力量,他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一定还是一种克制的客观的真实,又有一种人性层面的真实。老杨身上是有多面性的,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他好像很尖锐很锐利,伤害别人,干些很差劲混蛋的事儿。但是你看到,其实他所干的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你好像看到他善恶共存。孩子们虽然也受到伤害,但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的现实利益,那老杨做几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里,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卖骆驼是为了小孙子,他挪用手术费,实际上他是为了报答一个道义上的事情。你说他去找小三,这大概是每个人难以抗拒自己的人性——他的妻子瘫痪床六七年了,其实他整个人是很压抑的。生活中每天无数的琐碎,慢慢你会变得恨不得想逃离。我相信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他就出去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只有把一个人做真实了,人物才有分量。
澎湃新闻:听说剧本实际就写了20天,但你又说剧本做了两年,不写剧本的时候你做什么?
周子阳:剧本里我要呈现的就是这一段,好像是几天发生的事情,而构建人物塑造的是水面底下整座冰山,电影只是水面之上露出来的一角。你要树立一个人物,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他的弱点,他成长的经历,都要构建好,把一个人物做活了,这个人变得有生命了,你才开始写的。也这是为什么我第一稿其实20多天就写好了,但之前就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在构建这个人物。
就算我写的不是剧本,也是坐一天就思考这个事儿,有时候甚至白天黑夜都在人物的状态里昏昏沉沉的。一段时间后我又想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状态,就是每天像工作一样给自己上下班时间,八点多,我自己就会去咖啡馆“打卡”开始思考人物,不是说等状态来了想,就是每天都带着目的的开始思考,每天解决一个人物的问题。
剧照
澎湃新闻:鄂尔多斯这个拍摄地的选择也很有意思,这个地方本身富裕过又泡沫崩盘,跟老杨的经历也很像。
周子阳:对,我自己是这个地方人。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变化大了,大起大落把很多人性的东西都浓缩放大了。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都有类似的事情,但是人对于金钱的态度,受到的影响,在这里都特别的明显。当然,选在这里还有出于成本控制的原因,毕竟有一些熟人和社会关系,会方便一些。
电影是神圣的事情
澎湃新闻:《老兽》是你的处女作,但在很多评价看来都觉得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你其实不是学电影科班出身,电影训练是怎么达成的?
周子阳:我20岁时经历了生命最大的变化,就是高考零分的事件,然后朋友好朋友的离去,这导致我之后非常崩溃,就想弄明白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觉得整个人生很虚无,很脆弱,看了很多阐述生命阐述人性的哲学书和艺术电影。
我大三的时候有影视欣赏课,还有课后作业要求几个人组一个小组拍东西。我是导演编剧加摄影,我之前已经认定电影的力量,非常坚定这是我想做的东西。
因为那几年互联网的兴起,学习的途径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封闭了,你可以下载各种电影,成体系地看片、拉片,然后自己做各种训练。我大学在大连上嘛,有时候还会逃课一个月去北电中戏听课。到后来我老师说再不回去要罚我,我说“这不怪我啊,是你们教的东西喂不饱我了”。
澎湃新闻:《老兽》的剧本是你30岁那年辞职写的。那一年你还结了婚。通常人都结婚了更求安稳,为什么你的选择是成家后更动荡?
就是生活稳定下来,我心里踏实了。因为之前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挺厉害,结果一开始的目标说26岁要拍部电影,后来28岁也没拍出来。最惨的时候去找投资,身无分文。到30岁了,结了婚了,我觉得我不能再给自己这么找理由,到30岁了我有种“成家立业”的使命感,但是只有电影才是我的事业,我必须立这个业。20多岁的时候我想到二十几岁我要拍一部电影,到30岁时候我在计划,每一天,是不是往前推进,更接近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此时,此刻,是不是又有成效。就是每天对自己说,这个事,必须做,如果做不下去,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存在的意义。
周子阳
澎湃新闻:你的人生里有过两次辞职写剧本的经验,两次有什么不同?
周子阳:第一次我28岁,那是我到了北京之后,一年后。我27岁到了北京了,工作了一年,辗转换了两三个地方。之前在我的概念里,那些对我重要的导演,索德伯格 26岁拍出了《性,谎言,录像带》,得了戛纳金棕榈,贾樟柯导演28岁,他的《小武》享誉世界,好多重要的导演都是30岁之前就创作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所以当时我就进入了挺极端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再也不能在工作下消耗掉了。于是当时在只有6000块钱的情况下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我就说去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冷静的思考我的剧本,去了西藏,回来就剩下两千块钱。就用这两千块钱,开始写剧本,大概写了三四个月,然后想去找个二三十万投资,结果一分钱找不到。两千块钱早花没了,办了三四张信用卡,天天被银行催。一度想去租个小三轮,载载人拍纪录片,结果也租不起。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觉得确实不能这样下去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发生,我每天在纠结这顿是吃五块钱还是三块钱,生活状态非常的焦灼,已经不可能创作了。我就去工作了,从11年到13年工作了两年。
第二次辞职的时候,我结婚了,也有了小孩。至少我知道我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没有基本生存的东西考验着,没钱的时候也有社会资源让我接个小活,拍个小广告,怎么样我也能挺个几个月。包括我做广告片的心态,也不想把它当成“活儿”,我尽力把它做好,有点创作的东西放进去,还经常也能获个奖。这样就有底气了,不会焦虑,但对于创作,你心里那个标杆还在。
澎湃新闻:《老兽》是在first青年影展创投平台找到投资,又在first获奖。近年来first一系的青年导演风头很盛,你怎么看待你们这一代的青年电影人?
周子阳:我觉得像第六代那个年代有他们的难,我们这个阶段,也有我们这里的艰难之处。这个艰难之处就是你需要和整个商业大潮抗衡,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坚守理想其实也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确实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电影工业高速发展,然后又恢复冷静,一些热钱退出去,直到看到好多大明星大导演拍的片子也不挣钱,新人反而有一些机会。80后、90后这代人成长起来,这代人中经过大学教育的占很大的比例,口味比较丰富,看电影也是一种习惯,而且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群,然后慢慢的,看到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体量在变大,说明观众差异性的需求开始产生。
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样的创作者来说,都是福音,都是对未来有信心可以走下去的底气。
澎湃新闻:希望未来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呢?应该第一部作品成功以后也有很多选择摆到你面前了。
周子阳:《老兽》提名第二天,就有人打来电话,说明天带个三四千万的项目来找我。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还是想做自己编剧的东西,坚持我自己表达,我不是一个那种所谓的“职业导演”,什么都可以干。我觉得如果,一个导演变成一个谁都可以代替的人,对我来讲就是完蛋了。电影对于我而言是艺术创作不是一个产品。所以如果我认为我需要做商业的东西,那我宁可做广告,电影是很神圣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愿意在这里面参杂任何别的东西。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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