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⑱|黎克忠:鬼子没子弹抓壮丁挑装着石头的弹箱壮胆

刘玉

2017-12-12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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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超过30万。今年正值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由刘玉创作的《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今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转载获作者授权。
澎湃新闻今天刊发的文章是抗战老兵黎克忠的口述故事。
黎克忠
【黎克忠】
1926年农历正月初七(2月19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庙岭塔山大队马家埠村。1944年考入黄埔成都本校二十期炮科(先在贵州开阳,后转入贵阳炮兵学校),编入十五中队;1947年,军校毕业以后分配到第六十三军;1948年11月在苏北窑湾被林彪部队俘虏;1949年年初回到桂林,新中国成立后当医生直至退休;2008年7月当选为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至今。现住桂林市施家园路。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班主任很有些古诗知识的基础,我就向他学律诗、绝句。
因为年少的时候有了一点古文功底,到部队以后就受益了。
我家里是广西临桂县庙头塔山大队马家埠村的,因为和全州县的庙头重名,后改为庙岭了。
我家里世代行医,从清朝咸丰年间祖上行医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我当兵前父母健在,父亲在桂林市观音阁开了一个带药铺的诊所,母亲在家务农。
我家里有三兄弟、两个姐姐,我在家里排行第四。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本鬼子快入侵到桂林,大疏散开始,家里准备先搬到临桂五通镇暂避。我堂哥先去那边租好了房子。我哥哥黎克镇是黄埔军校十四期炮科毕业的,参加过衡阳大会战,知道仗打得很惨烈,可以讲国军在衡阳城内的守军是全军覆没。报纸上都登了,方先觉将军在电报里和蒋介石讲“来生再见”,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衡阳。
衡阳沦陷几个月了,还没见参战的哥哥回来,当时家里以为他肯定战死了,七月半的时候就给他烧包(桂林话,意思是祭品)。
没想到他10月份回来了。他讲当时战场上死人太多,他是藏在死人堆里才躲过一劫,日本鬼子也不晓得哪些死哪些没死。等日本人走了以后,他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为什么搞那么久才回到桂林呢?因为他走错了路,而且他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敢走,路上挨上两三天饿是正常的。回家以后,他和我们讲在五通这个地方哪里躲得了,衡阳大会战中,衡阳那种平原大地都守了47天,像桂林山水这么多,地形复杂,守起来起码要几个月,到时候周围的老百姓不晓得要死多少。衡阳周围的老百姓死得很惨啊!日本鬼子在那里烧啊,杀啊,抢啊,强奸了不晓得好多人。
所以他讲桂林周围是无论如何待不得,一定要向贵州方向走!
这样我们全家就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先前想躲到临桂五通的念头。于是,大姐一家带上小孩,加上我们一家老少,开始向贵州逃难,计划走到贵州都匀去。
一路上到处都是难民,人挤人,简直就是没有空隙。那种景象,惨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死人,不晓得有好多,有饿死的,也有挨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死的。
我们经常没有东西吃。走到后面,马路两边的人逐渐少起来,当地人也都跑得差不多了。到了晚上,我们见到空房子就住进去,有时候里面摆着两三具尸首也照样睡,你想找干净的地方几乎不可能。
一家人走到广西上思的时候,日本人撵上来了。
当时我们正在休息,我哥哥因为打过鬼子,他一看就晓得是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追过来了!”他一声大喊。
我、我哥哥、我外家哥哥几个人拔腿就跑。因为和日本人只有二三十步的距离,父母亲那些老的就只好站在那不动,他们想要跑也来不及了。
我外家哥哥阳松林是黄埔军校十四期骑科毕业的,我们三个人分开跑,日本人就端着枪在屁股后头猛追,还有十几二十步就追上了。人哪里跑得过枪子?我想,一开枪不就完了。拼命跑了一段,没见开枪,我心里还有点纳闷。我跑到一个大园地,钻过一片刺蓬以后连滚带爬翻下高壕地,一摸脸上,给刺蓬划得全是血。回头没见有人追来,估计他们是不愿钻刺蓬,当时鬼子主要是为了抓夫帮他们挑东西。
当时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们不开枪,心里只是觉得事情有点古怪。
跑过田垌,一个人进山里面躲起来。我心里想,这下难搞了,一家人都走散了,就在山里面等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哥哥找来了。因为他是看见我往山上跑来的,就顺着这个方向找到了我。再过了一下,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日本人已经离开了,我老远听见有人用我们的家乡话喊我的奶名,原来是嫂嫂来找我们。全家凑齐以后,决定改走小路,大路是肯定不能走了。沿途就惨了,一路上每天都挨抢一两次。
那些人拿起刀啊,棍啊,拦路抢劫,也讲不上是土匪还是当地烂仔,反正见人就抢。
小路上一起走着的难民大概有两三百人。我们走着走着,才发现我外家哥哥没跟过来。
后来,他在贵阳找到我们以后,我们才晓得他走到下司镇一条死胡同里头,被日本鬼子抓到做挑夫去了。他知道了为什么日本人当时不开枪,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当时有一个挑夫,走路的时候踩着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装子弹的箱子被摔开了,里面滚出一堆石头来。我外家哥哥一看当时的情形,就晓得日本鬼子没有子弹了。既然已经没有子弹了,为什么还要抓夫呢?主要是为了壮胆,为了遮人耳目!这件事情可见日本侵略者大大的狡猾。
“当时日本人追你们的时候如果有子弹,你们早就没命了!”我外家哥哥讲。
我外家哥哥又是怎么逃脱的呢?因为他晓得日本鬼子已经没有子弹,胆子就大起来了。住在独山那一晚,日本人把枪架在中间,自己围成一圈睡觉,旁边围着被抓的挑夫。我外家哥哥找了一个靠门的位置假装睡下,等日本人睡着以后,就半夜伺机偷偷溜出来了。
日本人后来只到了独山,就退了。

我们一家人终于全部到了都匀。
我有一个本家叔叔是贵阳炮校毕业的,在炮校后勤部当上校主任。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转移到贵阳,他刚巧回到都匀看一下,处理一些遗留事务。
碰巧,我们两兄弟在都匀街头东看西看找吃的,溜达的时候刚好遇上叔叔。
他看见我们以后大吃一惊,讲你们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我们讲在一路上什么都挨抢光了。都快要下雪了,我们身上只剩下一套短衣短裤,钱啊,衣服被褥啊什么都被抢光了。
叔叔看着我们发愁,就讲,那先这样吧,老大先去炮兵学校做个副员,是个闲职嘛,捞碗饭吃先。然后问我,炮校眼下正在招生,问我愿不愿意考军校。我讲怎么不想,如今这个情况哪里还有选择,只剩下投笔从戎这条路了。于是,我就在贵阳考进了炮兵学校。
之前的炮兵学校就在都匀。我们就读第二十期,他们实际上是代替成都本校培训,都匀炮兵学校只有单独的炮科。
我们进了军校以后,分配的时候上面讲,现在暂时很苦,预先给你们思想上有个准备。怎么苦法?老师讲,虽然讲是军校,可是眼下连营房都没有!
接着把我们搞到离贵阳70公里处,一个叫开阳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很苦的地方,终年阴雨不断。
当时我们是三个中队,住在一个破庙里。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床上也随时会被淋湿。吃的是什么东西呢?买菜基本上没得钱,你好比讲一个中队100多人,拿现在的情况来讲,可能只有十八、二十块钱一餐的伙食费,100多人能吃到什么?所以根本就没东西吃。经常就是几片叶子甚至纯粹就是一碗清汤,吃的是糙米,还严重不够。吃饭那是要讲究战略战术的,怎么吃法呢?
你想再舀第二碗可能就没得了,所以头一碗只能舀半碗,两家伙吃完就赶快舀第二碗,第二碗就堆起来了,这样才能勉强充饥。
以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捐款,不像现在。怎么捐法?在讲台上面摆一个篓子,大家都上去捐,把钱啊手表啊往里放。名字都没有登记的,捐完以后统一往上面交。
因为是炮兵学校,所以比黄埔本校学的科目还多,野战炮、榴弹炮、山炮、232战防炮、十五榴等都学过。还要学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炮,比如在黑夜中,看不到目标,但是要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找准位置,闭着眼睛找密位,误差不允许超过五密位。
我曾代表所在的中队参加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这样在开阳搞了一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学校就搬到了贵阳,具体地点喊什么我们晓不得,只晓得喊“十三公里半”。包括毕业以后,我们都不晓得那个地方喊什么,后来同学们之间讲起,都是讲我从“十三公里半”出来的。
那个地方距离贵阳市区十三公里半,我们的驻地,据说原来是一所小学。
我们就自己在那里修建、整理营房。

民国三十六年(1947)6 月,在“十三公里半”学习了一年半。 毕业以后,我被分到第六十三军(广东部队,军长林湛)炮兵营(营长徐为偕),在营部当少尉助理测量员。当时选人的标准是人要长得高大一点的,因为要搞测量,所以要求数学基础也要好一点。当时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就留我在营里,还有两个同学分配到连里和排里了。
1947 年,我军校毕业以后要去第六十三军报到,途中经过桂林的时候家里为我操办了婚事,当时结婚四天以后就离开了,因为要赶去报到,屋里当时就讲:“你结了婚马上走就是。”
当时第六十三军驻扎在安徽芜湖、当涂一线,我们受命驻防在当涂县。
炮兵由于一般和敌方隔一座山、一座岭,基本上是看不到敌人的。所以炮兵要配备观测所、观测员。测量员要跑到前面山包上,找一处既可看到己方又可以看到敌人的地方,然后测量距离多少、角度多少,把测量的结果测算出来以后提供给阵地,阵地根据测量员提供的数据校好角度对准目标,设置好方向盘,然后发炮。每个炮兵连都有一个原点,可以拿一棵树,也可以拿一个宝塔做原点,对好原点和目标以后,再上下左右调整,战场上要求测量员算得快。从当时整体的精密程度看,还是德国的光学仪器好。
淮海战役期间,在那前前后后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来我们一路走,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11 月份,部队开到苏北窑湾一个小镇区上,我们彻底被打垮,被林彪部队俘虏。
解放军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苏北埠宁“解放军官教导团”受训、学习政策,学习了大概三个月这样子。副营长因为职位比我高,就被送到别处去了,其他人也不晓得去哪了。
三个月以后,受训结束,愿意回家的,就给你路费。我就选择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桂林解放了。

因为我在抗战前对医药就有点基础,读书的时候放假回来整天跟着药铺的师傅跑,那些药我早就全部认得,怎么用药怎么治病基本上也有些懂了,只是在医学理论上不懂。回来以后,父亲还开着诊所,我就跟着他专心学医。
1952 年年初,政府在灵川定江圩集中所有社会上的中医考行医资格,我考及格以后就在定江开了个诊所。原来我们那个乡不属于临桂,属灵川定江所管,后来不晓得哪一年拨给临桂的。我不久就担任了定江乡中医学会学术组组长。
1955 年 8 月,我搬到桂林十字街“曹保元”药铺(注:“曹保元”与“熊同和”药店、“巨丰泰”商行、“友信”商行同为桂林当时老字号)坐堂。这个药铺对于行医的人来说个个都想去坐堂,十字街码头好啊,当时是一个在那当药师的老乡介绍我去的。
一年以后,东康联合诊所要我当医生。我不想去。我刚来桂林,一贫如洗,连床铺都是借的,想搞点钱,有了经济基础再说。“曹保元”地点好,加上我治好了一个原来他们没有治好的病人,从那以后有了口碑,生意就更加好了。
桂林的医生当时有“六大寇”(音)把头,他们联合起来要撵我走,就找到我们的店主任,说黎克忠是乡下来的,又没得执照,你为什么要收留他?经理回答,你们没有权利管我们,要用谁是我们的自由。
后来,他们又要我进东康联合诊所。我和经理讲,不要理睬他们,桂林那么多没有执照的“白条子”他们不撵,凭什么撵我走?我是有正规执照的,只不过是没有桂林的执照,更何况他们是学会,根本就没有行政权!
卫生局中医科的科长赵健(音)和另一个同志又来磨了我一个多月,大概意思就讲现在要搞合作化了,你总不去是不行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联合诊所是要所有医生都进来的啊。没办法,1956 年4月份,我就进了东康联合诊所。
后来中医学会改选,他们见我确实有一定能力,就喊我当了桂林学术组组长,一直当到退休。1958年10月21号,成立桂林市中医院,我是第一批进入中医院工作的。
到1963年,他们把一些不需要的人辞退,又成立了联合诊所,我留在中医院一直到1986年退休。在中医院这几十年,可以讲桂林所有的中医教学,没有我不参加的——在职中医进修理论提高课是我上的 ;荔浦县在职医生集中学习,我一个人上了 8 个月课;自治区批准的医士班,高中毕业学四年的教学大纲是我制订的,大概12 门专业课,我一个人教了6门。
按规定,我是1986年12月30号到退休年龄,实际到了1987年4月才让我退。

2004 年,广西还没有黄埔同学会,我的同学在广州喊我去那参加活动,从那一年起,我在广州参加了四年黄埔军校校庆。
现在我为什么能够和台湾等有关方面联系得上呢?主要就是当兵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因为不管在开阳也好,在贵阳也好,整理营房的时候,抄抄写写完全是我和一个喊李文乾(音)的同学负责。其他人当时羡慕得要死。为什么?那时候出操都是穿草鞋,穿一双袜子的。没得鞋子穿啊,个个的脚冻得要死,拿针扎都不晓得痛。而我们两个人负责整理营房,在屋里抄抄写写,经常不用出操,因此也不用挨冻,所以人家都羡慕死了!
李文乾后来在撤往台湾的时候,跟着郝柏村一起过去了。因为在一次战斗中,郝柏村负伤以后是李文乾把他背下战场的,郝柏村到台湾当了“国防部部长”以后,就让李文乾当了办公室主任。再后来郝柏村去做“行政院院长”,李文乾又跟着去当他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当年和这个同学关系比较好,后来联系上,我们每一年都向台湾有关方面寄送贺年卡,建立了友好关系。郝柏村90岁生日的时候,我写了一副空心的寿字,在里面画上桂林山水,再以“柏村”两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镶在“寿”字两旁,送给郝柏村,他不久就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后来郝柏村的儿子郝龙斌当选台北市市长,我画了一幅荷花图送给他。荷花属君子之花,出污泥而不染,我在信里写到“希望你在台湾做一个好官,为人民谋福利”,这个意思他们一看都心里明白了,然后都会亲笔回复。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贺年卡互相来往。
我们的黄埔军校同学组织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台湾方面喊“黄埔四海同心会”,我们的后代联谊会前年专门去台湾参访,那边招待还不错。后来台湾“广西同乡会”的人到桂林参访,我也画了一张松鹤图赠送给他们。画松鹤是寓意两岸同胞骨肉情深,天长地久都不分离。他们专门送了一坛台湾的酒以及土特产、锦旗给我们。两岸双方这样的友好往来也在逐年进行,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联谊工作,给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经费也逐年增加。这些年有台湾、湖南等地相关人士来桂林参访,市委统战部都派专员热情接待。
2008年6月16号黄埔军校校庆,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改选的时候我当选为会长。
我1957年加入农工民主党,算是老党员了,现在中医院第一批党员里也只剩下我一个,其他人全部都走(去世)了。
黄埔二十期的同学李文乾,去年写信过去他还回了信,现在算来又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们在大陆的同学也在逐年减少。桂林的黄埔生开始的时候有160多个人,现在只剩18个。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有些同学没有联系上,你像全州的黄海潮,桂林保卫战中七星岩“八百壮士”里唯一的一个幸存者,我是在《桂林晚报》上面看到他的消息以后,才去全州县找到他。
找到他的时候,接过慰问金,他硬是流下了眼泪,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去问过他,他一直都是讲不出话,抬不起头。当时他讲,这个封包我不用,等我死的时候,我要带进棺材里头!我就是没有饭吃我都不用它。从那以后,黄海潮年年都从全州县上桂林来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活动。还有一些同学有顾虑,不愿意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怕惹事。像去年去世的梁辉,之前一直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直到我当了会长以后,去动员了好久才来。他开始不想参加什么组织,怕惹麻烦。我讲,不会有什么事。整个形势已经有转变了。
我当了桂林市政协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两届都是常委。前年,我又参加了桂林市科普演讲团医药分团专家组,现在还去给有关单位讲课,主要讲“老年保健与长寿”。最近,桂林市刚成立的“海外联谊会”聘请我为顾问。
现在家里面的小孩都蛮孝顺,我结婚以后育有二男一女。
当兵那些年,感触也不大,一下就过去了。整天都是行军打仗,转来转去的,一下在当涂,一下在蚌埠,一下又到了苏北阜宁这些地方。
抗战老兵》书封
责任编辑:蒋晨锐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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