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发布会：打造传世之作

发布会概况

2017年12月9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中国地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由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担任主编。

这次发布会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还一秉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呈现国家缔造和发展的进程”、周振鹤先生“体国经野”之政治关怀。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历史地理学通史巨著，《通史》一如其关怀，受到全国学术界和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燕爽，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以辛德勇等教授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基于不同的政治和学术关怀，祝贺《通史》顺利发布。

发布会现场

《通史》之初衷可追溯至谭图“图说”，是在谭其骧历史地理学研究设想之第一阶段——《中国历史地理集》的编绘基础上，开启的第二阶段。其撰述理念、研究雏形与编纂计划则形成于1990年代。《通史》于1995年正式启动，从2007年《通史·宋西夏卷》出版到2016年《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付梓，至2017年推出修订版，撰写、出版前后历时二十年。《通史》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全书在总论外，依次是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代卷、五代十国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及中华民国卷，共十三卷十八册，一千三百余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通史》拥有脉络清晰的学术传承，故而发布会与会学者、市政领导对其定性与评价，皆存在一个明晰的框架。梳理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是谭先生的遗愿，而这部宏篇巨著《通史》的出版，是对谭先生最好的纪念（燕爽语）。周振鹤先生主编《通史》是继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领域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集大成系列的成果（辛德勇语）。如何评价《通史》在历史地理学甚至历史学领域，亦或学界之外的地位，以及《通史》学术传承、编纂等诸多面向，是发布会与会学者关注和讨论较多的议题。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通史》的学术源流

周振鹤先生及其团队历时二十余年编纂而成的《通史》，并非满天星斗式的众源之汇，而是自有一条明晰的学术传承与发展脉络。谭其骧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阶段：一、绘制历代王朝政区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完成，意味着第一个阶段完成；二、将历代地理志进行汇总，梳理出各朝代的政区沿革，并以通史贯之；三、在通代的政区沿革基础之上，绘制更为精细的政区沿革图。谭图完成之后，其细化方向导向区划通史工程，这是《通史》的由头。《通史》的成书脉络与史学传统可上溯至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后期，即“图＋史”模式的设想，最初实践这一设想的是《简明中国行政区划图集》及其四万字“图说”。历史地理学最重基础的研究和它的表现力——“图”和“文”，“图”即“谭图”，虽然谭先生曾写了四万字的图说，但直到今天《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出版，“文”才最终完成，与谭图互补（李孝聪语）。

周振鹤表示，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之后，谭先生晚年本来还应该写一部《中国行政区划史》，他也准备写，可是讲稿未来得及整理。而谭先生晚年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在这个图集里写明了他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大概四万字的图说，可惜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图说”对每个朝代有一个钩玄提要的说明，是谭先生几十年来行政区划史研究的最精心的结论，是谭先生对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史的最简要的阐述。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现以后，已经慢慢发生变化了，也就更深入更全面而且更深化了。

周振鹤先生

《通史》就是在这个基本理念推动下，由周振鹤先生召集，汇聚学界力量，尽心竭力打造一部传世之作。

从“图”到“文”的历史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83年谭其骧先生指导的周振鹤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博士学位编号83001。由《西汉政区地理》这篇博士论文可以看到（区划通史）学术发展的过程。从1983年的001号博论到2017年的巨著《通史》，两者都是里程碑（唐晓峰语）。

001号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

然而，在两个里程碑之间，《通史》“行不由径”、历经曲折。“行不由径”，言区划沿革逐条考证、分步延展，不走捷径。《通史》每一步的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都是“行不由径”。“行不由径”是这套书在近二十年编纂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说信念（周振鹤语）。在“行不由径”而渐次成径的曲折历程中，书稿的篇幅也几经调整，这套《通史》最初的规划是五卷，后来调整为九卷，再次调整为十二卷，最后成书是十三卷。其中若干卷由于篇幅太大分为上下册，幅度与体例的调整均是根据各个朝代或时段的具体情况作出，以尽可能准确详尽地反映该时期政区的建制和变迁。所有这些调整尤其是十三卷十八册的篇幅大大超出了预期。十三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可以说是谭其骧先生遗愿的体现，也是其遗愿的延伸和发展（李孝聪语）。

综合唐晓峰、李孝聪、辛德勇等教授的意见，与会学者认为，《通史》应置于与谭图并立的位置，二者互相支撑，构成了一套最基本的学术成果。《通史》的付梓，使《中国历史地图集》全活了起来。藉助《历史地图集》和《通史》，复旦史地所雄踞了历史地理学的两个巅峰。作为历史地理学界发展的两个阶段成果，《通史》与“谭图”的关系既有内在的传承、深化，也有超越。所谓超越，或者说在“谭图”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具体行政区划的地理问题进行深化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地图集》体例的限制，它只能反映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政权几个时代的一个时间段面上的地理设置。而《通史》在政区地理方面可以更好地阐释一个动态的行政区划的发展演化过程，和《历史地图集》比较起来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和提高。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学术传承的典范，其来有自、脉络明晰。周振鹤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关怀，是《通史》成书的重要因素。在谭其骧先生学术脉络之中，该书的编纂历程突破了小圈子，建立起纵横捭阖的通史大局（辛德勇语）。继谭图之后，周先生通过《通史》树立了历史地理学新一代人的样板（唐晓峰语）。

唐晓峰、牟发松、李孝聪等先生在会场（左起）

与会学者的平议

周振鹤先生自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曰：“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整部书是一道山岭，而侧看每一卷即每个朝代都是一座山峰，各卷册就是各断代政区地理，它们一峰一峰相连起来，就是一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通史》出版之后，并不意味着终结，在研究政区地理沿革变化方面，《通史》力图做到极致。包括政区沿革复杂如唐代卷者，不但在做而且是不断地在改，出版以后仍继续修改、修订。但限于各卷主编、作者皆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学术任务，所以各卷必须费很大的精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卷次主编、作者，如胡阿祥教授虽然对三国两晋南朝的研究已经很熟悉了，但在撰写过程中，他还是要把研究做得更彻底。胡阿祥表示，这部书是他对这项研究“最后的告别”。

正如周振鹤所言，在编纂过程中“行不由径”，那么这种“行不由径”体现在哪些方面，与会学者多有发之扬之。王家范先生认为，主编通过对中国行政区域史研究对象和制度定义的阐发，产生了许多新的制度用语，如高层政区、统县政区等常态系统外，又注意到了外群、边群，以及特殊政区。这种思维发散非同小可，因为其连带出了许多情境，从地域的全面覆盖到精细政区等。在总的阐发的大格局指导下，从整体上保障了这套书的严整与大气。另外，强调技术手段的应用，而且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仍要基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以及它所提供的数据（李孝聪）。作为一套大规模的、高水平的皇皇巨著，《通史》不只是历史地理学的著作，包括现在讨论的“中国”，其内与外是如何在历史上变迁，这些研究都要参考《通史》。《通史》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空间是如何变化的，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通史》是一个最基础的、提供资料的研究成果（葛兆光）。

《通史》的研究，既继承了谭先生及“谭图”的学术脉络，同时也在考证、辨析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正史地理志，也就是在历史地理学和文献学两个层面的传承。所以《通史》的行文体例，多具有地理志的印记。与会学者围绕这一现象多有讨论。陈尚君教授指出，《通史》总体所达到的高度，相当于对二十四史之中的所有地理志作了一个新版的现代学说。由于该书各卷所涉及的时段行政区划的建制情况不一，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考证的结论，各卷采用的编写体例并非完全一致，同时地图的编制也是一大难点。限于体例，《通史》对县级以下的基层行政管理问题略而不论（王家范语），所以周先生计划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体例进行完善，将《通史》延伸到县级以下政区。但从“侧成峰”的角度而言，《通史》各卷册体系完整，体例严谨。在体系层面，总论与分卷的关系，体现了周先生关于行政区划的学术思想，总论提纲挈领，与各卷之结构共同建立了政区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周先生的学术贡献，也是各卷主编、作者的学术智慧（华林甫语）。

王家范先生

《通史》修订版的发布，宣示谭先生所规划的历史地理学第二发展阶段的完成。但是《通史》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政区研究的终结，学术深度到了，其生命力自然向未来延伸（唐晓峰语）。而《通史》的延展和方向，深入藏于《通史》编纂过程之中，特别是《通史》当下所面临的政区沿革之限制。《通史》筑基于断代政区地理，故而具有断代之资与通史之径双重特性，如何在各卷次之“断”与大格局之“通”的二律关系中消解耦不衔接的问题，并保持一定的方向，也是本次研讨会所专注的议题。李孝聪认为《通史》的撰写过程，在质量上反映了主编和分卷主编的合力和通力。这种合力与通力是努力将各“岭”汇为“峰”，这也是“通史”的内在学理诉求。陈尚君认为各卷次、朝代沿革地理的衔接方面，可能还有些需要梳理的地方，如燕云十六州的沿革衔接。沿革地理的断限问题，特别是五代十国大幅度变动的年代，沿革地理的断限需作精细的考证。这也应周先生所言，《通史》虽为峰，却未至最高峰。

《通史》发布会名之曰“修订版”，相对于2016年推出的全卷本而言，“修订版”内容、痕迹以及修订幅度方面在各卷次中存在较大的差异，若是继续推出修订版，出版社后续需要考虑增强修订的幅度，包括加强校对等（吴宏岐语）。故而在《通史》的再修订方面，与会学者各有申言，主要体现在提高地图在《通史》中的比例、制作州郡地名索引、充实部分卷册之内容、引入县级以下政区等。以上申言皆在《通史》的学术脉络中，为《通史》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可能。唐晓峰教授表示：“我在历史地理学界有个预感：中国的政区迟早有一天会迎来新的调整，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通史》的现实价值。《通史》的学术意义不只在当下，也在未来。”

作者与谈

作为研讨会的结构性布局，作者与谈将《通史》的书写过程、体例取法等呈现在研讨会的平台，有助于学者更进一步理解《通史》编纂之用意。《通史》在技术层面使用的历史地理学新概念，如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县级政区等，是行政区划史含义的阐发与运用。而在体例方面，朝代断面选取不统一，是编写过程中无法规避的问题（郭声波语）。体例的差异，限制了与会学者所提到的《通史》各卷衔接问题。此外，各卷作者研究领域、进度的差异也限制了衔接程度（胡阿祥语）。其中胡阿祥教授主编《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从1998年到2014年交稿，在这部书撰写过程中，劳心焦思、殚精竭力，“尽到了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力量”。基于分卷的研究体验，胡阿祥认为学界对清人的成果评价过高。

作者合影

作为行政区划“史”层面的研究活动，各卷作者在这次发布会上就地图绘制方面形成一种倾向，即专业化绘制地图，并单独出版与《通史》配套的地图集。配套地图的绘制，须以政区地理的基准年作为突破点，在经过考证与研究之后，最终以王朝最大范围政区所在之年作为基准年，以突出政区地理的完整态（李晓杰语），并且重在复原历史的原貌、兼顾政区的整体性（余尉语）。对于《通史》的后续修订以及行政区划通史的新研究，如周先生所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继承了“谭图”的学术脉络，并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路径中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历史进程，即从“图”到“文”，其呈现的研究成果对弥补、完善“谭图”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通史》接下来的工作可能还要回归到“图”中，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循环。进而将历史地理学研究推向更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