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什么都想抒一把情，难免显得滥情和顾此失彼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沉迷于讲述部队大院、文工团、红色往事，对于她来说，那是她的青春时代，是她生命中印迹最深的岁月，因此，青春是她小说里永远书写不完的主题。这种沉迷限制了她在文学深度和自我广度上的进一步探索，但某种程度上也让她在书写特殊年代的青春主题上，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她的特别之处是从始至终贯彻的女性特质。这种女性特质并不仅仅是文本里的女性视角，而是其中原始不加筛选的女性意识。她笔下这种朴素的女性意识不流于温情软弱，桃红浅绿，而有着莽撞炙烈的生命力，对这种生命力她琢磨分析，但不赞美歌颂。比如她的中篇《白蛇》、《拖鞋大院》，都以女性为主角，对于她们身上的肤浅、自私、嫉妒心、攻击性等恶的部分，严歌苓给予了条分缕析的细致描写。

而在《芳华》的原著中，郝淑雯、林丁丁等女性角色身上，既有青春肉体的美好蓬勃，也有青春灵魂的无知浅薄。

“何小萍发疯”这条线，严歌苓曾在某讲座上说到，那是发生在她战友身上的真实故事。得知那位在文工团饱受歧视和欺凌的战友疯了后，严歌苓在之后许多年里，脑海中一再复盘那位战友的人生，想追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何发疯是在离开文工团之后，发疯的原因，似乎是战争创伤加上从无名小卒成为英雄楷模的“逆袭”让她承受不了。然而逆袭的故事那么多，发疯的没有几个，显然这不是问题的根源。

追溯何小萍发疯的根源，不是从无名小卒成为英雄楷模，而是被损害者突然被温暖和关注包围的巨大反差，这种荒谬让她发疯。她在文工团受到的种种排斥和伤害，是这种荒谬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工团的众人为何欺负何小萍呢，电影里用了军装事件、内衣事件等来阐述，但追根究底，可以说是出于少女对同性本能的排斥和竞争，也可以说是特殊年代特殊群体里的“替罪羊”。

有过不少研究发现，在集体中，很容易出现一个众人选中的宣泄对象，成为集体转嫁负面情绪和巨大压力的“替罪羊”。何小萍“右派子女”、重组家庭的身份，与他人不同的体貌特征、笨拙自卑的性格，都是她被选中的原因。

来自战友的每一句嘲讽，每一个白眼，在那个年代，作为“右派文人”的女儿，何小萍只能默默承受，压抑和痛苦没有通过愤怒和抱怨得到宣泄，反而让这个本就卑怯的少女更加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在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可能她还会将他人的不公和残酷，当成自己应得的惩罚和命运。自我否定的何小萍，背不起突如其来的巨大肯定。因此，文工团里众人对何小萍的欺凌必须是叙事铺垫的重点。她们懵懂的恶，是推动何小萍这条线的重要力量。

“刘峰被开除”这条线，则是另一个被少女们懵懂的恶推动的重要故事。除了同性之间的排斥竞争，女性对于异性的态度也很奇妙。美丽少女，尤其是身在集体中的美丽少女，对于来自异性的爱慕是有挑选标准的：优质的、达到标准的异性的爱慕，会使其在集体的其他同性那里收获大量认同，这些艳羡和嫉妒都是其虚荣心的滋养，并确立其在同性中的某种优势；所谓的达不到标准的异性投来的爱慕，则会使其成为同性之间的笑料，不但满足不了虚荣心，还会拉低其在同性中的某种层次。

刘峰作为文工团里的“模范标兵”，一方面，他是大家都离不开的老好人，人人都能从他身上薅点羊毛，占点便宜；另一方面，他的平凡又让他在这些眼高于顶的年轻人里，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羡慕和认同。在这群“人尖子”眼里，刘峰就是个理所应当无私奉献的服务人员，更是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喜怒，更不应该有欲望的木雕蜡像。

林丁丁哭着骂：“谁都可以喜欢我，刘峰不行！”这句“刘峰不行”，潜台词其实是：刘峰不配。刘峰怎么能喜欢林丁丁呢？刘峰怎么配喜欢女生堆里最耀眼的林丁丁呢？这种喜欢会拉低林丁丁的“层次”，必须态度明确划清界限，必须清洗这种恶心的感情，她林丁丁才能避免“不洁”，继续骄傲。于是林丁丁指认刘峰，将一次笨拙的示爱，说成了猥琐的骚扰。就因为那点少女的骄傲与私心，刘峰被自己爱慕的女孩钉上了耻辱柱，前程尽毁。

这些少女们懵懂原始的恶意，不分年代、国别，普遍地存在于青春期女性身上，但当它发生在特殊年代的特殊集体，恶意能成为非常致命的东西，让个人意识在集体意志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或者说这群年轻人根本没有机会完成个人意识的发育，便被集体意志吞噬，他们的是非辨别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还未成熟，但原始的荷尔蒙、攻击性、胜负欲却已然强盛，他们本能地学会了借助集体意志，去铲除异类和威胁，维护有限的资源和自己的利益。谁也不能责怪这种本能的恶意，但恶意被时代放大，让错误被推向悲剧。

严歌苓文本中对于这群年轻人、对于时代的批判是非常明确而犀利的。但呈现在电影中，变得模糊而温和了，小说中大量更尖锐的情节被拿掉或做了替换。从名字就能看出差别：书名是《You touched me》，电影则是《Youth》，一个直指悲剧关键，一个怀念逝水年华。这种改变一方面必须承认有审查和操作层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却是冯小刚和严歌苓对他们的青春往昔认知上的不一致。

不同于严歌苓几十年伦理上的反复反思和审视，冯小刚对往昔更多的是追忆怀念：文工团简单清新的文艺生活，漂亮姑娘的舞姿歌喉，青春肉体大汗淋漓，在阳光下耀目生光……这都是感官的直接记忆。

伦理和感官反复拉锯，成为这部电影的矛盾之处。

小说中用多次插叙与几个主人公的多次聊天，还原故事和人物，但电影则采用更为保险的线性叙事，并在一开始就让旁白声称，何小萍和刘峰是故事的主体。然而实际呈现出的却比小说还分散，少女们懵懂的恶意，有；集体意志对人性的异化，有；战争对个体造成的伤害，有；对新旧时代的批判，有。但都蜻蜓点水，或流于不加节制的煽情。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更多扑面而来的是荷尔蒙，是旧时代的青春片，到人物命运慢慢走向悲剧的后半部分，过分直露的展示悲情，展示创伤，展示离别，以及煽情的配乐，又让叙述流俗。感觉冯小刚想讲的很多，什么都想抒一把情，难免显得滥情；什么都想抓在手里，难免顾此失彼，力量分散。

红色青春的缅怀，集体与个体，人性异化，战争创伤，爱情，时代大变迁……乍一看什么都有，桩桩件件拎出来都够硬，再一看什么都没说，桩桩件件都徒留其形。于是影片难免会沦为一种感官的浅层次展示，青春，肉体，激情，苦难；背后的那些该锋芒的地方则变得圆滑，等于是给自己叛逆的姿态，本质上却无比鸡贼地“规避”、“迂回”了一切。

不过，冯小刚的努力依然值得赞扬，毕竟，这是一个从市场和审查上来说，都有风险的题材。而当张艺谋沉迷国际化，陈凯歌沉迷大魔幻，以及更多人沉迷小鲜肉和整容脸时，冯小刚还沉迷于追忆青春，这还挺清新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