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的抗战研究：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5周年青年学生论坛

2022年7月6日上午，“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5周年”青年学生论坛顺利开幕。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共同主办，另由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协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司令。这是他在延安号召八路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坚持抗战到底。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做大会主旨发言。他讲到，近些年来上海师范大学每年都举办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史研究中抗战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22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爆发85周年纪念日，此时回顾抗战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次青年学生抗战史论坛的题目多是力求以小见大，从论述来看多是让史料说话，以事实为依据，具有原创价值，这样的线上会议是非常好的切磋学问的机会。尤其要指出的是，抗战史不仅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接下来由参加本次会议的8位青年学者依次发表论文汇报。首先是南开大学博士生潘岩的报告《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作战计划实施管窥——以“人道远征”为中心的考察》。该研究以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对日本九州地区的“人道远征”为考察对象，面对以往毫无经验的越洋飞行，所有实施过程均需小心谨慎。为此，中国空军认真分析了机型、机场、人员、携带物品的选择，并密切关注本国及日本的气候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层层减码的过程，最终只能选择携带传单进行“人道远征”。事实上，中国空军所面临的“无米之炊”的窘境是贫穷积弱的中国面对强敌时的必然境遇，限制了作战计划的实施。尽管如此，中国空军仍以坚强的决心和细致的策划为此次行动的成功执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场报告是上海师范大学蒋欣凯博士的《战后初期中国对意劫文物的追索》。抗战胜利后，中国除了需要努力收回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外，还曾尝试收回意大利在庚子事变中劫走的中国文物。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国民政府遂于同年年底开始研究制订收回意劫文物的政策，因此通过国内文博机构和驻外使馆联合调查以摸清中国文物损失情况，但所得调查结果与实际损失相比相差悬殊。国民政府也未积极在第二次巴黎和会中提出收回意劫文物的专款，但即便如此，中国方面在理论上仍有机会按照《对意和约》第75条意大利劫物归还的一般规定，追索这批文物。

国防大学韩洪泉教授对上述两位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两篇论文选题都非常有价值，潘岩的研究是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此次人道远征是战争期间的非战争行动，类似于舆论战、宣传战。但论文讨论的这部分是作战准备，而不是作战实施，建议题目略为修改。蒋博士的论文注意到了意劫文物与日劫持文物的比较，不足之处是史料较为单一，有些个案分析似乎没有交代最终结果，是个较大的缺憾，建议今后继续充分挖掘史料，分析可以更深入，如能找到当时当事人的私人日记、回忆、书信等等，或许能够更令人信服。

第三场报告是上海师范大学张如意博士的《湖南“慰安妇”问题研究》。该文指出，抗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大规模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慰安妇”制度。鉴于中国军队在湖南战场上曾进行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大规模交战，作者结合湖南战局，把湖南沦陷区划分为四个种类，分别是长期沦陷地区、多次沦陷地区、短期沦陷地区、1944-1945年沦陷地区，并由此重点分析了慰安所的分布情况，特别是着重研究了在战争前线日军遍设临时慰安所、肆意掳掠女性充当性奴隶的情况。

第四场报告是上海师范大学赵文文博士的《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及申遗进展》。作者指出，日军“慰安妇”问题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家的战争犯罪，也是“二战”的遗留问题。由于战时日本政府及军队实施这一集体性暴力的隐秘性，以及战后对这一问题的有意掩盖、对战争责任的推卸，使得这一史实长期被隐藏，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否认“慰安妇”制度来否认“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政府的战争责任。本文从“慰安妇”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赴日诉讼、联合国对“慰安妇”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以及近几年“慰安妇”档案申遗的进展展开分析，具体涉及中国的单独申遗、后续国际联合申遗，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等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的陈丽菲教授对以上两位博士的报告做了点评。陈老师指出，张如意从硕士阶段就参加了由其领衔带队的中国“慰安妇”调查团队，本次提交的论文总体上思路清晰，有具体的案例分析，她建议作者是否可以考虑将案例和核心概念统一起来，并将“慰安妇”制度界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国家暴行，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性暴力，同时亦应将湖南等地的区域研究与国内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分析；赵文文博士的研究则弥补了空白，文章思路脉络清晰，但研究中有些措辞称谓尚需严格鉴别区分，譬如，“慰安妇”这一用词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受害女性的侮辱性称谓，其实质是日军性奴隶，同时她还建议增加该项研究中的表格统计，将申遗过程中交锋双方的观点一一罗列出来，以便更加直观和清晰地看到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交锋和论战。

下午的第一场报告是浙江大学徐嵩博士的《抗战时期上海郊县“清乡”竹篱笆封锁线考察——基于日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档案的研究》。作者认为，作为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的具体行动，汪伪政权在日军指使和支持下于1941至1945年间在华中沦陷区进行的“清乡”运动是以军事清剿为主，兼具政治渗透、经济劫掠和思想奴役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行动，与原先日军对敌后抗日武装进行的突击式军事“扫荡”存在质的不同。以往海内外学界对于日伪“清乡”运动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军事清乡”中日伪为将“清乡区域”与“和平区域”，和沦陷区民众与游击队隔离开来所兴建的封锁体系，尚未见到相关研究专著。本研究从上海郊县地区竹篱笆封锁线的构筑、作用、破击这三方面入手，旨在探讨日伪在该区域内“清乡”封锁体系的运作状况，以及当地居民在“清乡”封锁下的苦难生活。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上海闸北八字桥的中国军队防线。

第二场报告是华东师范大学桂强博士的《从专商引岸制到日伪政府“官收官运官销”制——沦陷时期上海郊县盐务管理制度的变迁》。该研究拟通过考察沦陷时期上海郊县盐务管理制度的演变，深化对日伪统治区域内盐政体制的认识，从而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郊县及松盐产区相继沦陷，原有的专商引岸制度也随之崩溃。由于食盐关系重大，1938年日伪开始重建食盐运销体系。至此，上海郊县的食盐体制也由战前的专商引岸制，转为由日伪政府统制下的“官收官运官销”体制。

复旦大学陈雁教授对上述两场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认为，徐嵩对汪伪上海郊县清乡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学术传承和接续，能够进一步拓展该研究领域，将沦陷区上海郊县的封锁体系作为研究主题，也是非常新颖、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将官方的档案与私人记录、地方文献相结合来加以论证考察。她建议文章里的一些专业用词尚需做出注释并探析。另外，对于上海郊县的地理范围也应给出适当的界定和解释；桂强对上海郊县盐务的研究揭示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殖民统治是如何渗透到沦陷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讲述了日汪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有关盐务的材料大量使用了地方档案馆的文献，可谓扎实、可靠。仍需进一步提升的是，一些原始引文尚需尽量转化为自己的文字，对现象背后的原因需要更为深入的分析、推敲和讨论。

下午的第三场报告是华东师范大学孟浩博士的《从地方事业到国家工程：民国时期贵州公路系统的构建（1926—1945）》。报告人指出，贵州地处滇、桂、湘、川四省中心，实为“西南之奥区”，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民国以降，建设公路的浪潮席卷全国，黔省军阀出于强化割据统治、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的考量，也开启了贵州的“筑路运动”，但囿于地方财力，贵州公路建设进程十分缓慢。进入1930年代后，国民政府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红色政权的快速扩张与挑战，二是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割据统治，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但危机当中也潜藏着“转机”。1934年红军主力部队的西撤为蒋介石顺势解决西南割据问题及筹建抗战根据地创造了机会。于是，在“剿共”“治边”“国防”三重需求的驱动下，黔省公路建设从一项“地方事业”升级为“国家工程”，南京方面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而这种“付出”最终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获得了预期的“回报”，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公路网络起到了转接各国际通道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与出口换汇。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贵州战略地位一落千丈，其周边各省回也到了原有的交通格局和贸易体系中，黔省公路系统最终被“闲置”。回顾这段曲折的地方交通史，报告人希望能对目前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时间”上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同时倡导对“公路”这一近代交通基础设施及其相关议题的关注。

第四场报告是上海师范大学陆轶隽博士的《上海老工人的抗战生活记忆》，他研究的主要史料基于1950年代的上海老工人口述资料。1952年，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开展资料征集、初步研究等工作。1957年至1958年，为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料委员会向当年积极参与五卅运动、大革命等的老工人进行口述资料的收集，书面记录即为“老工人谈话记录”，目前藏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室。陆轶隽利用其中涉及到抗战生活的部分，尝试在知识阶层外，寻找到一条接近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实态的一条通路。通过提供民众的回应视角，开启抗战史的“微观史”探索，藉抗战中芸芸众生的个体经验达到见微知著的目的。

五卅运动

华东师范大学的阮清华教授对以上两篇论文做了点评。他认为孟浩的论文很有意义，近年来有关西南的区域研究渐渐热闹起来，该文则试图讨论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即国民党中央力量在进入贵州后，如何将贵州建设作为将来抗战的后方基地。该论文成功地将交通史与现代化史这两方面有机地联系贯通了起来。有些不足的是，由于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点、面有些铺陈太开，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主题的提炼，删除枝节，加强聚焦。陆轶隽的研究选题也非常有意思，这些老工人的谈话记录语言非常生动，但是有些概念和分类需要特别谨慎，作为被打捞的历史上失语的无声者（工人），他们的叙述到底有多少新意，需要与知识人的回忆口述加以区别、比较、提炼。此外，这些记忆因为是1950年代的事后追述，所以其内容到底是抗战生活经历本身固有的，还是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教育和历次运动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抗战记忆，这是需要斟酌考量的。阮老师还认为，现在以个案形式呈现的这项研究，如果以史实罗列的叙述方式加以呈现会有一些不足，建议可以进行一个分类，尝试做些量化的分析研究，说服力应该会更强些。

会议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抗战史纪念这个专题禁忌较少，开放性很大，本次论坛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8位年轻学者充当了主角，青年人精力充沛，对于新的史料资讯手段非常敏感，并且能熟练掌握与应用。其次，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需要史学工作者感知历史，承担历史责任，发出学术界的声音。从今天的青年论坛可以看出，抗战研究的学术代差是非常明显的，研究手段和旨趣都与二三十年前有了显著的不同与进步。他期待青年学者在做抗战史研究时，需要兼具世界眼光，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国抗战史结合起来，注意借鉴国外学术界“二战”史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先进方法。与此同时，青年学者还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视野，将抗战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个进程之中，而不应以孤立、割裂的视角来看待它。他还鼓励青年学者能利用自己个人生活的特色和兴趣所长，将其与研究选题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其三，作为历史研究者，钻研抗战史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通过自身的专业探索去影响周边人士，以便他们加深对这一特定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妥善地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并深入理解近现代日本与当代日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