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凡论中美五大差异之一︱农耕文明vs航海文明

赵一凡

2017-12-19 09: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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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介绍: 世人皆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深陷大陆腹地,远离其它文明中心。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靠天吃饭、靠地活人,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擅长海上贸易、热衷海外扩张。中国古代圣贤,告诫后人要敬畏天地,靠土地活命。譬如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同时期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却一再抱怨国土贫瘠:“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只给雅典人留下了皮和骨头。”希腊面向地中海,多山地丘陵。所以雅典人炼橄榄油、酿葡萄酒,再由水路运至西徐亚,换取那里的粮食。如此商贸需求,又促进了阿提卡的制陶、造船、粮油加工。雅典人进而开采银矿,并利用大量贵金属,在海上往返贩运奴隶,生意越做越大。
大约在商周时期,希腊人支配了爱琴海的贸易:他们通过几十条帆船航线,不断前往黑海沿岸,直达非洲大陆。航海贸易因而成为希腊人的主业。更关键者:由于身处地中海核心地带,希腊人与埃及、巴比伦、波斯声息相通,继而在频繁互动中,形成了海洋文明的特性。从源头看,古希腊与中国古代文明大相径庭。其中三项特征,即向海而生、城邦立国、海洋霸权。
向海而生:柏拉图在两篇对话中,反复提及海洋王国亚特兰蒂斯(Atlantis)。其中一篇《提迈尤斯》称:海峡对面,有一大块海洋包围的陆地,那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它正要进攻雅典,不料突遭地震,沉没海底。
另一篇对话《克里特雅斯》中的叙述人,即柏拉图的表弟,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听老师说过亚特兰蒂斯。对话大意是:地中海西面的大洋上,有一片神奇的陆地: 那里的宫殿全由黄金做墙基、白银做墙壁。在那里,文明高度发达,既有完善的港埠及船只,也有能载人飞翔的物体。
城邦立国:柏拉图《理想国》,开创了西方政治学(Politica)的传统。西方政治从何来?它起源于狭小复杂的地理环境,兴旺于地中海贸易,特别适合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城邦国家。何谓城邦国家(Polis)?它同中国古代城池有何不同?简单说,前者是围绕自由贸易、激烈竞争的诸多小国,后者则是一个封建大帝国治理下的各级统治中心,诸如帝都、省会、州府、县城。
不难看出: 西方人所谓政治(Politics),一向不关心什么要服荒服、编户齐名、农耕水利。相反,他们高度重视航海贸易、自由经商、贩运奴隶。而这一系列城邦事务,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Politics)了。
海洋争霸: 西方文明崛起,受益于海洋贸易,离不开海洋争霸。一千多年前,维京人(Vikings,即海盗),已在挪威、丹麦、瑞典一带,建立了北欧帝国。维京人是凶猛无敌的战士,也是卓越的工匠、水手与商人。他们善于周密策划、突然袭击。几百年血腥战争,让他们变得团结、残暴、不怕死。
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维京人反复袭扰欧洲沿海,占据了英伦三岛。据考证,这些海盗的探险足迹,遍及欧洲,深入北极,直抵北美。维京人为何要四处劫掠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家乡太寒冷,无法靠种庄稼生活。
十六世纪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西班牙也随之开启了第一轮海洋争霸。至十七世纪,英国实力大增,先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赢了英荷战争。十八世纪,英国作为新一代海洋霸主,压倒法国,开创了大英帝国的海上霸业。二战后,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居上,成为第四代海洋霸主。
从维京海盗开始,直至美国海军: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千年争霸传统?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指其“左手拿账册,右手举刀剑。他们是商人,又是强盗”。马克思的批判更为犀利而明确:“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在迦太基、罗马,还是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火枪与账簿》
大象与鲸鱼 美国人怎样看上述陆海文明的差异?费正清直言:“对比中国的内陆封闭,地中海周边的各族文化截然不同。比如腓尼基人在海上经商,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相互争斗,他们还要面对大海对面的小亚细亚强敌。”
费正清又说: “大西洋文明一旦开花结果,就会哺育出民族国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都有幸从向海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变成了海上作业者。海洋贸易,跨海征服,就此成了民族发育的引擎,直到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它们的殖民地与帝国。”
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指出: 中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的两种人类:“任何一个人都能变成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他又高瞻远瞩地表示:如此深刻差异,造成一种战略均势,即任何一种建立全球霸权的企图,都会因此差异而遭遇失败。针对中美两国的陆海之别,他还别出心裁,把中美关系比喻为“海洋巨鲸、陆地大象”。
《大棋局》
同理,费正清也在哈佛讲堂上,反复申明美国文明源自希腊罗马:前者依靠海上贸易与殖民,逐步扩展至欧洲、北非与北美。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分裂成一个个彼此争斗的民族国家。与之相反,华夏文明一直围绕黄河、长江流域,生生不息,循环不已。故此,老费将中国定义为“过于成熟发达的农业帝国”,并历数其“封闭保守、密集生存”的特性如下:
地理封闭,自成格局: 作为东亚文明的摇篮,中国地理封闭,进出困难,缺少与其它文明的互动交流。受此重大局限,中国文明自诞生起,即遵循一种自成格局、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比方说,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字,均脱胎于西亚的拼音字母。唯有中国汉字,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
有学生问:美国在十九世纪前,不也是一个庞大农业国么?老费答:与中国相比,美国有两项不同。第一,美国人是从欧洲移居至北美的垦荒民族。他们登陆后,不断向中西部移动,继而作为海上强国,成功跨越了太平洋。
第二,美国传统农业,在西部体现为一种地广人稀的粗放开拓。它以大农场、大牧场为生产单位。在南方,则凭借大型贵族庄园、繁重奴隶劳作,广泛种植棉花、烟草、油料等经济作物,目的是参与海外竞争、攫取丰厚利润。
向外征服、向心凝结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称:中国的立国体制,与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比如古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城邦。每一城邦人口,也不过几万。罗马也是一座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了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期,国家疆土已同现在差不多,户口至少有几千万以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的立国方式,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然与罗马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所以我们不能责备当时的中国人,要他们推行民选制度。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在中国古代条件下,实为一种不得已、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办法。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又说:中国考古发现,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文明体系。它由星罗棋布的农业村落,逐渐融合为几个较大的文化区,最终形成中原庞大的核心区。在这里,中国夏商周的三代递传,发展出了国家形态。其整体发展过程,是内聚,是融合。中国文明因而呈现一种安定与内敛的特性。
《中西文明的对照》
西方文化发展,遵循另外一种途径。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村落,长期保持了渔猎、采集与畜牧方式。公元两千年左右,欧亚大陆进入小冰河期,本来水草丰美的地方,不足以维持那么多人口了。于是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开始乘坐马拉战车,陆续向南迁徙。这一大规模蛮族入侵,延续一千多年。所以欧洲的早期史,也是一部武装移民不断掠夺、四处征服的历史。其中一支经过里海、黑海,到达地中海沿岸,移植并吸纳了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农耕文化。
农田有限,精耕细作:费正清又对哈佛学生道: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大,但农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四倍于美国的人口!美国在短短一百年间,成为一个巨大的国际粮仓。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却是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关中平原养育了古代中国,但黄土高原久经耕耘,终于变成了荒山秃岭。秦岭以北的气候干冷,长城以北雨水稀少,遍布了草原与沙漠。
中国最有名的四大传统农业区,分别是种小麦的华北平原,种稻米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有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故此,农田是中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中国人无奈,只能仰仗一种皇天后土式的精耕细作。
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美国的二十倍,即一个美国家庭农场,可养活一个两百人的中国村庄。现代中国所继承的大量农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只有百分之二用于放牧牲畜。美国人的粮食吃不完,于是将一半可耕地用于放牧。
中国千年不变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仅以种稻为例,从灌水、育秧、插秧,到施肥、除虫、收割与打场,无一不依赖精细的手工操作。同样,中国传统的丝织业、制茶业、陶瓷业,也都要投入无穷无尽的辛苦劳作。看看小河边的水车、辘轳,乡间的手推车、滑竿,还有城市里的轿子、黄包车,无一不彰显这种密集生存方式。
施雅坚《中国的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又说:旧中国的乡村,就像一个蜜蜂窝。每个蜂窝都以一个集镇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或水路,通向约有六个村落形成的第一圈。这些村子与集镇相距不到五华里,农民挑根扁担,赶头毛驴,或推独轮车,或划一支小船,即可当天赶去集镇,从容往返。
《中国的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
集镇上有掌柜、工匠、地主,还有寺庙僧人、政府官吏。集市每十天举办三到四次。这种周期循环,让方圆十里的五百个农民家庭自给自足。集镇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单元、一个社交世界。农民在集镇上卖出农产品,购买家用,进庙烧香,在茶馆会朋友,请媒人撮合婚姻,或在镇上缴纳田租与赋税。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小结:精耕细作的农业,须将大量劳力放在小农庄上,并以密集劳动来应付季节性需求。黄河与长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冻期,这段时间没法耕种,所以精耕农业,只能和农舍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得过剩劳力,可以转化为农舍手工业的人力。换句话说,中国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生产者。农民将产品送去集市交易,又形成毛细血管一般市场网络。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中国的精耕农业,造成一种亲缘式的地著团体。而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中,上述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能力也很强。市场网络会因战乱而破裂,但只是破裂成几个小型的网。等到帝国再度统一,这些小型的网,又可整合成巨大的网络。中国为何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从精耕农业的角度看,中国历代的资金积累,始终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无法转化成别的东西。
密集生存,安土重迁:费正清继续感叹: 西方人习惯以渔猎方式,来弥补农业的不足。航海、通商与殖民,随之开启了他们的视野,鼓励他们跨洋征服。美国人更进一步,尤其偏爱冒险、发明与创新。
与之相反:中国人世世代代,密集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很少移动或迁居。这令他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即时刻关注人际关系,敏感于当地社会风俗。终其一生,他也很少生活在亲属圈之外。为何会这样?老费解说道:
农耕经济一旦形成,就会凭借惯性持续发展,造就一种密集生存方式,一套有关人的价值标准。比方说,中国的土地比劳力值钱,所以那些节省劳力的发明,多被看成是异端邪说。中国农民一年到头累断腰,那是一种本分。他们听天由命,吃苦耐劳,守望家园,堪称一种世代相传的美德。
再看欧洲文明中心。它习惯于不断向西移动,即从雅典到罗马,再到马德里、巴黎和伦敦,最后来到了美国纽约。而在中国,帝都的移动,通常不过几百英里,即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后来再转回到北京。中国四千年遗址,紧密依偎在一起。换言之,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同。
一动一静,孰优孰劣  中美文明,差异鲜明,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悬念:它们彼此较量,谁才能最终胜出?围绕这一难题,现有三个答案。其一是胡适“中国落后”说,其二是布热津斯基“均势论”,其三是费孝通“文化自觉”观。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首开中美地缘比较说,即中国是一头掌控了陆地优势的亚洲大象,美国则是一条称霸于海洋的庞大鲸鱼。他们双方各自享有一种相对而言的军事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无人拥有必要的武力手段,去侵占另一国的势力范围。故此,中美之间已形成一种稳定均势。然而全球化的技术发展,却让陆地与海洋强国的地理屏障,迅速地成为过去。
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不知不识,故不重视真理的发现、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种受物质环境的拘束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一种懒惰不长进的文明。
《中国文化的反省》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个土字用得好: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土地是他们的命根。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乡土中国》
农业与游牧业、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民可以逐水草而居,做工业的人迁移无碍,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过剩人口就要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老根是不常动的。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而非西方那种陌生人社会。社会学家通常区分两种性质的社会,一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谓的Gemeinschaft(传统有机社会),另一种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定义的Gesellschft(现代机械社会)。用我们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都产生了流弊。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对的。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农耕文明,航海文明,中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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