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那片土地上的爱与……恐惧

一位当代作家“被经典”——其作品被列入“经典”之列——的过程，常常会因阅读者的民族、视角、语境等差异而出现选择和接受的差异。以色列当代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进入文学经典也有类似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1994）中选择了他的长篇小说《完美的和平》（A Perfect Peace，中文译为《沙海无澜》，译林出版社，1999年），但是奥兹本人更看重的是《一样的海》和《我的米海尔》；而中国读者则经历了从《我的米海尔》到《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经典认同的变迁（钟志清《关于奥兹在中国的经典化问题》，《北京大学以色列研讨会文集》，2010年）。应该说，经典选择的变化既不无道理，同时也无需定于一尊。

在差异性之间的选择与评价也会同样发生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这部以耶路撒冷为背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中，浓缩着情感厚重、内涵极为丰富的家族与历史故事；祖辈和父辈的流亡与幸存、移居与奋斗、恐惧与梦想，以及“我”的成长经验，“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与已经离去的亲人对话，都使读者用心地感受渗透在“我”的家庭、家族和国族历史中的全部“爱与黑暗”。 它不折不扣是一部犹太人的国族史诗和世俗版的圣经，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它既是小说中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散文、诗歌的经典。小说的视野很广，政党与经济团体，学术与意识形态，农业与外交条约，还有无数的军事分界线和地雷，还有更多、更微观的细节、肌理和质感，对这部近乎是犹太民族百科全书的文学作品的深入感受和理解无疑需要有知识上的准备；而关于那些摇荡在夜色之中的深入骨髓的爱与悲伤，更要有宁静的心绪与时光才能真正品尝。

奥兹写到童年时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每个晚上，在黑暗中关上百叶窗、把整个世界屏隔在外面之后，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坐在家里，都有铅笔和笔记本，都在写东西。人们——教授、学者、诗人、作家、理论家、拉比、革命者、预言大难临头的人以及知识分子……都在自己的屋子里写书、写文章、写诗、写小册子和传单；“要是他们不写反抗英国人的非法墙报，就给报纸写信；或者相互之间通信。所有耶路撒冷人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363页）；“父亲在做研究，揭示立陶宛民族史诗中的梵语母题，或者荷马对白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仿佛他夜晚正从我们的小潜水艇里举起望远镜，遥望但泽和斯洛伐克。……书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把我们的潜水艇系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尽是山，山洞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地下斗士，深夜，机关枪齐发，爆炸，伏击，逮捕，挨家挨户搜查，对今后仍然等待我们的事件怀有令人窒息的恐惧”。（364页）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闪耀着激进的思想锋芒与诗意的叙事，正是那种“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在这部小说中充溢着敏感而锐利的思想品质，时刻让我们想起作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政论家。奥兹认为，政治总是很强力的，当他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有把握的时候，他就写政治文章、上电视做评论；每次说到民主问题时，“我都对政府说：‘请滚到地狱里去吧！’”而在文学中，他更多是对生存本身提出疑问。

但是，当我回过头去读奥兹《胡狼嗥叫的地方》（郭国良、宋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的时候，我发现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奥兹已然充分表现出上述的所有思想与文学品质，已然在毕露的锋芒中显示出深刻与成熟。虽然这些短篇似乎还不具有能与《爱与黑暗的故事》相媲美的“经典性”，但是它们锐利而坚执地聚焦于基布兹与胡狼嗥叫的狠劲，表现出一种另类的经典性——坚定和一击即中的判断与信念。

该书所收八篇短篇小说中包括他的处女作，其他最晚的一篇写于二十七岁。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基布兹，在巴勒斯坦荒漠上开垦出来的社会主义式的农业生产聚居地，故事的主角就是生活与劳作在基布兹的犹太拓荒者和环伺在他们周边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包围着他们的是无边夜色中的胡狼和它们的嗥叫。文化与人性的差异冲突，情欲与伦理的纠缠分解，所有这一切都在胡狼的嗥叫声中既是娓娓道来，同时也是惊人心魄。

在这些小说中奥兹没有刻意构思各种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他像一个老练的猎人——尽管他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只有二十来岁——那样，耐心地观察和推演故事的进展，等待扣发扳机的时刻；他把所有的故事都深深地镶嵌在土壤、岩石、干旱或潮热的风以及无处不在的胡狼嗥叫声中，所有的人物性格、内心世界都一点一滴地在所有的细节中呈现和闪烁。他的笔锋随时都会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人类与环境以及不同人称视角之间穿梭转换，这种转换与其说是主观的、灵巧的跳跃，毋宁说它是自然而凝重的；因为变化与恐惧是深深地铭刻在犹太人心灵上的印痕，他们无时不在警觉中转换着视角、心态和想象。

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和思考奥兹运用自如的对话结构：历史与现实、遗忘与记忆、伤痛与治疗、安全与危险、文化与政治等对话性的议题，这里的对话结构有点类似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论述的、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创造的“复调”结构，各种声音、意识和观念像陀翁笔下的人物那样各有其哲学的、宗教的和生活的来源，表现出多种各自独立、不受作者意识控制的多声部结构，并借以表现出作者自己也无法预设和统一的精神意识——在巴赫金论述中的“复调”是破除了文学创作的“独白型”与哲学观念的一元论之后的最高级的对话形式。但是在奥兹这里，这些复调虽然各种独立，却又统一在一个氛围与场域之中——胡狼嗥叫的地方，或者从实景而言就是基布兹。

基布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哲学家摩西·赫斯（1812-1875）。他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的好友， 1862年他在一本名为《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小册子中认为必须恢复犹太人的国家，并且提出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犹太人立国的基础，应该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合作化生产。在他之后，俄国犹太人医生利奥·平斯克在1881年写的《自我解放》中呼吁在巴勒斯坦用购买土地的方法建立民族聚居地，1882年一批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第一个犹太定居点。

他们苦苦依恋的这块土地，其实并非“流着牛奶与蜂蜜”，夏天的干旱和冬天的雨水，还有常年在这里肆意游荡、吹刮的风，都不利于生长任何东西。土壤坚硬、荒脊，没有任何工业和矿产。而流浪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早已不事农耕，他们是商人、手工业者、医生、律师或艺术家，当他们扑向这片土地，让自己重新成为大地上的耕种者的时候，在他们的 “劳动征服”思想中，改造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人的过程，“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

土地、国有制、合作化生产，乃至“社会主义”和“改造”等等，这些概念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曾经经历过的“公社”，小说中那些发生在基布兹之中的故事也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公社”曾经带来的所有悲欢离合。但是，在第一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中，那个来自保加利亚的手艺人达姆科夫在说他表弟从巴西给他捎来了咖啡的时候似乎只是随意地补充了一句：“他似乎以为基布兹是科霍兹，科霍兹劳改营。噢，科霍兹就是俄国的一种集体农庄。”（11页）因此，奥兹在小说中对“这儿”的基布兹有一段深刻凝重的表述：“过去的四十年，基布兹的创建者们，把苍苍十指插向泥土，终究在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他们中，有一些像萨什卡金发闪闪，还有另一些，如坦尼娅，泼辣蛮横，整日怒容。白天，难耐烈火骄阳热辣辣的炙烤，他们狠狠诅咒被火球燃焦的土地。他们绝望、愤恨，渴望河流和森林。可到了夜晚，一旦夜幕降临，他们暂时忘却身陷何地何时，为这土地谱起甜美的歌谣。只有夜色中的忘却才能带来生趣，让生者品尝人生。暗夜掩藏好了愤懑，忘却将他们送入母亲的怀抱。‘那儿’，他们过去常唱，而不是‘这儿’。”——“那儿，在我们祖先热爱的土地上，/ 那儿，我们所有的希望当会实现。/ 那儿，我们将要生活，那儿，有健康自由的生活/待我们去创建……”（15页）这是古老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无情冲突。

谈到基布兹，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托尼·朱特，他在青年时代曾立志成为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数度前往以色列的基布兹里当采摘香蕉和橘子的工人。但是他的青春浪漫情怀渐渐经不住现实的碾压，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沙文主义情绪让他意识到所谓的“乡村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错觉，终于怀着沮丧和厌恶之情离开基布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更生动和深刻地描述了作为基布兹的“新人”成长的挫折与失败：“我”本来是瘦弱的白脸书生，并因此而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敌视和同伴的嘲弄，为此“我”下决心在劳动中脱胎换骨，“变成他们那样的普通人”；面对嘲弄和恶作剧，“我”仍然相信这种屈辱来自他们的正义，是改造过程中理应承担的痛苦。但是不管“我”如何努力改造，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仍然清楚地知道“我”是什么人，永远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621页）。

比这种挫败感更残酷的是写于1962年的《风之道》里的年青人吉迪恩·什哈夫，那个可怜而不幸的伞兵的故事。这个瘦弱、沉默、易于感伤的年轻人突然坚决要求参军，当上一名伞兵，却在一次跳伞练习中出事：他在本来正常的降落中，突然产生强烈的要让地上的亲人辨认出自己的念头，结果打开了紧急备用降落伞，在最后的不幸结局中被还原了真实的羸弱与脆弱。奥兹甚至不忍心直接描写他最后的死亡结局，而是虚虚的一笔，但是在反复描写地上人们的抢救与掩藏不住的嘲笑中已经充溢着无语的悲悯，恐惧与悲悯交织在一起，而满心期待儿子改造成为健壮战士的“老革命”父亲只能麻木地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改造成“新人”的梦幻在蓝天之下破灭，似乎预示着基布兹的逐渐黯淡的未来。

代际之间的另一种残酷是血缘在现实中无法被承认，书中第一个短篇《胡狼嗥叫的地方》中来自保加利亚的达姆科夫面对自认为是他亲生的女儿加里拉却无法相认，只能通过具有异质性的事物和极力讨好的口吻（“你会在这儿喝咖啡……然后我会给你点上一支烟，美国货……还有，高级颜料……所有这些画笔都是你的”……）来实现见面与谈话的可能，并只能耐心地等待倾诉乃至相认的时机。把父女分隔开来的是肤色、经历和恐惧，加里拉不时挂在嘴边的“丑陋”其实还不是最真实的原因。父亲只能从他作为配马好手的职业故事中讲述勃发的生命力和无法割舍的血缘传奇，但是他的女儿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也绝不相信这种可能。流亡者的血液即便有可能流进另一个生命体中，来自历史、社会与文化习得的戒备仍然坚硬地切割着那条天然的纽带。

在奥兹这些早年的小说中，对环境与景物的描写之中渗透着难以想象的诗意与锐利的思想品质，往往令我想起在青春记忆中那片土地、那些夜晚和那些日出的时分。“这片土地上方绵延着生铁水般的天空；土壤是铜红色的，被烤焦，晒裂。但陀伯地的夜却似黑酒般力道无穷，让人陶醉。每个夜晚，舒心的清凉静静降临在万物之上，给流浪人，给肮脏的畜群，给这片绝望的荒原带来解脱。”（231页）还有那些风和热气“日暮时分，西风渐盛。喀新风一路往东而逃，如潮水般自滨海平原退至朱地安丘陵，然后穿越耶利哥峡谷……”；“喀新风肆虐的日子所积累的热气，开始从房屋的墙壁、棚屋的铁皮屋顶和堆在铁匠铺旁的钢管里吁喘出来”（1-2页）。然后是日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太阳毫不庄严地冉冉升起。它怀着廉价的哀伤，出现在东面的山顶上，它那闪烁的光线轻抚着我们的土地”（21页）。至于无处不在的胡狼的嗥叫更是令人心悸：“胡狼们踮着脚尖绕成圈。它们的鼻子柔软湿润。它们不敢靠近灯火阑珊的围篱。它们曳着步子转着圈……。它们用呜咽哀号将黑夜填满直至破晓……”当某只胡狼按捺不住冲进堡垒抓鸡、撕牛而被守夜人连发齐射击毙的时候，“它的兄弟们齐齐陷入哀痛，呼号中透着恐惧、委靡、愤怒，还有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的期盼”（95页）。胡狼的嗥叫还有更为可恶的时候：天亮了，“寺庙的远钟多么庄严肃穆。而这些胡狼呢，用它们的畸笑回应鸣钟传载的无瑕信息，多么可鄙，多么野蛮无礼”。（97页）过了差不多40年之后，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仍然回荡着胡狼的嗥叫，“在山上的丛林、橄榄树园、庄稼田，垂涎三尺的胡狼不断出没其中，那疯狂可怖的嗥叫弥漫在我们的睡眠中，令我们毛骨悚然，直至天明”（623页）。

所有那些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爱与恐惧，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奥兹说“我们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愤怒”，但是要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或许应该补充的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才能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