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八）︱从“东亚奇迹”到“亚洲价值”

1964年10月，日本东京举办了第十八届奥运会。在10日的开幕式上， 19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点燃了奥运火炬。坂井出生于原爆当天的广岛，选择由他点燃火炬，宣示着一种历史观：战后19年，日本由痛苦地新生，已健美地长成。

经历了初期的低靡之后，日本经济从1950年代开始，从废墟中快速崛起。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实现高速增长。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前10天，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东京到大阪间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1968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1978年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10年。

不只是日本，在冷战期间，从属于美国阵营的诸多东亚经济体，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在日本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从1960年代开始也迅速崛起，最高经济增速达10%。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又在80年代之后带动数个东南亚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出现了所谓“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把这些国家/地区所取得的瞩目的经济成就归结为“东亚模式”。这也是第一次，“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

经济学家们对东亚模式的内涵提出过不同理解。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政府对产业的大力介入、依托开放的市场施行出口导向型发展、吸纳外来资本、产业适时升级（由初期的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战略等等。学者们还把东亚产业的梯次发展，总结成“雁行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带动了小龙小虎们的起飞。

众多关于“东亚奇迹”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文化主义观点，引发过很多讨论。这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说。这个理论认为，儒家文化崇奉集体主义、尊重权威、选贤任能、重文教、尚节俭，是这个区域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它针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市场中心主义，强调制度（特别是国家）和文化的重要性。

怎么看待“东亚奇迹”和“亚洲模式”，甚至到底有没有“亚洲模式”，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日本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低速，1997年的金融危机又重创了东亚不少新兴经济体。曾经引领一时风骚的奇迹说和价值说，在出现后没多久，就遭遇现实的尴尬。关于它们的讨论虽然仍不时见诸报端，但冷却了许多，“亚洲价值”也少了当年的理直气壮。对东亚经济体曾经的辉煌成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其实当年的各种争论，不过是将“亚洲”变成了一个承载不同的社会经济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箩筐，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新威权主义到制度经济学，各思想流派都用自己信奉的一套价值系统来解释亚洲。亚洲/东亚再次被相互矛盾的知识、概念系统所塑造，无论其成功与失败，都成了证明某种超然理念的论据。关于它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理论之间的一场观念竞争。

本文想强调的是，对东亚所谓奇迹的认知，不能仅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脱离冷战的历史环境。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建立了旧金山和约体制，这是东亚“奇迹”能够发生的历史前提。诚然，这种解释并不新鲜，也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就像许多论者指出，并不是所有受到美国支援的国家都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它是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必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但要历史地看待东亚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也要历史地看待同时代中国曲折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1952年，美国为首的部分同盟国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和约签署国中既没有中国的代表，也没有朝鲜半岛的代表，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日、日韩之间诸多领土争端，都与这个片面的条约相关。美国在被托管的冲绳驻扎大量军队，并且在1972年把冲绳主权移交日本后继续保留军事基地。同时，美国还在韩国、台湾等地驻军，形成钳制中国大陆的包围圈。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实施“特殊采购”政策，直接由日本为美军提供战争所需物资和服务。此项政策令日本经济由低靡迅速走向振兴。特殊采购金额由1950年的不到1.5亿美元，增长到第二年的5.92亿美元，并在1952和1953年达到8.24和8.1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以1953年为例，仅此一项，就占了当年日本所赚外汇的28.1%。朝鲜战争结束后，特殊采购政策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美日在经济上高度合作。为了冷战，美国必须把日本紧紧维系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向日本产品开放市场，实质上是让日本的经济深度融合于美国体制。

从1960年代开始，美日又把韩国、台湾等地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来。1965年，韩日建交，日本很快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援助，帮助朴正熙政府走出经济困境。和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意义类似，美国卷入的越南战争，也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起点。越战中，韩国不但派出了总数仅次于美国的作战部队，而且也得到美国支付的总计超过10亿美元的特需费。韩国企业趁机纷纷进军越南，从越南流回韩国的资金，极大刺激了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催化剂。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从1964年的103美元，一跃而至1974年的541美元。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韩国经济总量才超过了朝鲜。

在东亚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殖民现代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日裔美籍学者酒井直树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将作为资本主义模范生的日本维系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如何在中日之间打入楔子、在日本国内酿成对中国的反感，是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所在。”他引用外交史专家弗雷德里克•丹的观点，认为旧金山和约的起草人、后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其基本对日战略就是“利用日本人抱有的对中国、朝鲜、俄国人的社会优越感，强调成为自由主义阵营世界成员……的高度优越性，即可说服日本人留在自由主义阵营中。”

这种殖民性的种族优越感也体现在参加越战的韩国军队身上。韩国派出的青龙、白虎、白马等兵团，参与了对越南平民的屠杀和强奸。据统计，韩军虐杀的平民人数不低于9000，给越南留下深刻的创痛。

由于无法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桎梏，冷战环境下长成的所谓“东亚奇迹”，很快就暴露出虚弱的一面。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发表《日本第一》一书，盛赞日本经济取得的成就。沉浸在赞誉中的日本财阀，此时开始大规模登陆美国，收购了众多企业、地产。索尼公司创办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满，在1989年出版《日本可以说不》，高调批评美国的种族优越感，宣扬日本要在经济、外交等各领域摆脱控制，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彼时，冷战已近尾声，随着中美在东亚携手，苏联威胁消退，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日本资金的大举涌入，让感到威胁的美国转而“敲打日本”，美国媒体开始不断宣传“日本威胁论”。1985年，美、英、法、西德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干预日元汇率，迫日元急速升值。陷入泡沫化的日本经济从此再未能恢复元气，步入一个接一个的“失去的十年”。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主权，何来的底气说不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论者们以“东亚奇迹”对比同时代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把日本和四小龙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但是，讨论经济发展从来不能脱离于其时代环境。我们要看到，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是在怎样的安全形势下进行的。当日本、韩国等的防务基本由美国代管时，中国必须把大部分力量用来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在时刻准备战争的条件下，国家不可能把全部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当上述地区可以依靠外国的资本技术注入、依靠外部市场实现发展，中国却在多时间被两个超级大国遏制，既得不到外部资金，也得不到外部市场。

一穷二白的底子，加上只能自力更生的形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展开的。新中国前三十年中曾犯下严重的错误、走过弯路，教训惨痛，但就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其巨大成就仍应肯定。1950到1980年的30年间，中国的总人口增加了1.6倍，人均寿命预期也提高了1.6倍，哪怕1980年出生的人只是维持1950年代的平均温饱水平，其实际增长就是惊人的。

更不要说，在严峻的压力下，中国建成了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有的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当时整体水平还不高、轻重工业比重也不合理）。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从1952至1977年，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年均11.3%的速度增长，是世界现代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在相似的时间段内达到过的最高增速。以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在不依靠殖民掠夺、外部援助也很少的情况下，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历史上鲜有先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全民维持低收入水平、“勒紧裤腰带”实现的。虽然它也反映出建国初期经济政策在绩效、资源分配上的诸多弊病，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整体公平程度显著改善，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较此前大为普及。这不但保证了国家大体稳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培养了大批身体和文化素质很高的劳动者，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的社会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在坂井义则点燃东京奥运会火炬后的第七天，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安全形势极大改观。之后中美相互接近，终于在1978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领导人也因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抓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上。在引入市场机制初期，美日的支持虽不可否认，但发挥更大作用的，则是过去数百年来形成的、覆盖东亚和东南亚的华商网络。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起飞不是转而依靠殖民现代性，更像是回归到从早期全球化时代就已发端的历史脉络。在重重压力下不断修正错误，不依附于帝国，也不靠某种超验的“价值”：或许中国起起伏伏的崛起之路，才是更值得学者们探讨的“东亚奇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