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旧事

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画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明先生，最近出版了《守望丹青》一书，从沈周到黄胄，共画了一百位中国艺术家，可谓“一个人的中国美术史”。这位久以学者型编辑著称的出版家曾从事美术出版工作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间，他曾亲身经历“文革”之后、改开之初的上海美术新动向，也亲手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有着重大影响的美术书籍，可谓相关历史行程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在这篇访谈中，他畅谈了自己所经历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旧事。

想先从您的个人经历谈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书画的？

邓明：我从小就喜欢书画，记得五六岁就开始写大楷，我父母都是工人，但是敬重文化，也希望我多学点文化。我的书法从小是家母教的。她和胡问遂先生曾经是南汇通用机器厂同事。

我中学在大同中学就读。大同中学的美工组很有特色，当时有个说法，美工组是美专的预备班，但凡是美工组的人，后来很多都考上了美专。我们受的训练非常正规，老师毕业于行知艺术师范，叫张文祺，张老师同时也兼我所在初一（1）班的班主任，美术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很少见。美工组同学里面比较成功的，油画有方世聪，国画有张培础、毛国伦。我入组以后，因为喜欢画画，就以这些学长为榜样，也想走这么一条路。

我很幸运，在大同中学遇到一位非常好的书法老师，叫穆次五，他当时是大同中学的教导主任，和张文祺是好朋友，受张老师之托，屈尊担任我们班书法任课老师。著名学者陈左高也代过我们班的书法课。我初二那年，也就是1965年，在上海市中学生书法比赛获得优胜，进入上海市青年宫第六期书法学习班。每个星期六下午，平时由翁闿运先生教，沈尹默、白蕉、胡问遂也都来教过我们。后来我在上海画报出版社做《实用大字帖》丛书，用的就是沈尹默先生他们教的方法，画出每个字的中锋运笔路线，让初学者根据这个提示来写。这形成了一套规范，全国出版社都跟着做。那些年画报社发奖金的钱，就靠这套书。

看得出来，您从下打下的美术底子很扎实。那么，后来您是怎么进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呢？

邓明：“文革”期间，我分配在南市区服装鞋帽公司工作。业余一直画画，年年借调到区工人俱乐部担任各种主题展览的筹备制作，还是老西门街心的巨幅毛主席画像及城隍庙殿前广场宣传画的主要画手。读大学，当时的路线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我们南市区有十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组织上决定推荐我。我想去复旦新闻系，领导说，你画得这么好，还是去上海师范大学读文艺系吧。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大学美术教学虽然不够系统，但也有一些非常不错的老师。比如我的一位导师叫孙树湛，北京人，毕业于中央美院。他学的是苏式油画，按照马克西莫夫那一套来。我本来是画国画的，在大学又打下了油画的基础。

和出版社发生联系，是因为一个契机。有位很欣赏我的导师黄若舟教授，上海美专时是来楚生先生的同窗，他研究汉字快写法，出的教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发行量非常大。当时整个上海地区就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么一个大社，下面有个书法编辑室，打算做《书法》杂志。黄若舟就把我推荐去那里。说起来，《书法》杂志创刊号上有篇《一个活跃的工人业余书法小组——访上海市沪东工人文化宫业余书法组》的文章，作者署名“上海师范大学文艺系工农兵学员”，就是我和同班同学王小音共同采写的。《书法》封面“书法”这两个字，是郭沫若题签，写在一张信纸上，这张签条我过手过。我本来想去《书法》，但我是带薪读书，组织关系还在原来的单位，领导不同意放人，还是回到老单位，做组织人事和美术培训工作。这么一晃就是三年。

然后，又有了一个契机。俞剑华先生编的一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文革”前已经打了纸型。四人帮粉碎之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打算重启此事，请黄若舟先生审读。老先生那时已七十出头，于是找了两个学生帮忙看稿，一个是中文系的，一个是我。稿子看好以后交给出版社，领导很满意。黄老师告诉出版社说这本书是他的学生看的。出版社领导就问，这个人在哪里，我们要了。黄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就成功地去了人美社。那是1980年的事情。

1980年，正是“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美社这样的知名大社，当时是个什么情景？

邓明：第一天我到组织部门报到，组织部门问我想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我说我想创作，画连环画、宣传画都行，组织部门说，不行，我们调你来，就是让你来做美术理论编辑的。于是服从组织安排。我们科室主任叫范志民，是韬奋奖的第一届得主。他是山东人，父亲好像是民国时期的山东省主席。他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是中共地下党员。范先生把我带到办公室，向大家介绍：“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尖子，来参加我们科室的。”然后大家站起来鼓掌，就这么一个过程。

我的运气很好，跟了一个先生叫胡海超。他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湖南益阳人，非常有才华，摘帽右派，刚刚从下放的地方回到出版社不久。跟着他，我获得的帮助非常大，我跟着他天南地北地去拜访的那些名家，都是他的前辈师友。

那个时候，应该很多老先生都还在。您是怎么和他们打交道的？

邓明：我们去向老艺术家组稿，无论这个艺术家地位有多高，只要听说是上海人美的编辑来了，都会热情接待。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把人美编辑的到访看作国家新的文化政策的体现，所以我们做编辑的也有职业自豪感。

当时还真是见过不少名家。比如刘开渠、李可染、林散之、钱松喦等。我随胡先生去傅抱石家的时候，傅抱石已经去世了，还是傅师母接待的。我们在黄山拜访了赖少其先生，在天津拜访了孙其峰、溥佐先生等等。后来，为了编《中国美术全集》石刻线画分册，我还跟着王树村、岳凤霞两位先生跑了北方很多地方。两位都是艺术研究院的，王先生还是民间年画的大学者大藏家。我跟着他们四处看石刻，也拜访师友，在西安拜访了王子云先生。

我接触过的上海画家就更多了，刘海粟、谢稚柳、王个簃、朱屺瞻、伍蠡甫、唐云、程十发、方增先等等都是。当时去拜访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因为经历了“文革”的压抑，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他们的心情是非常舒畅的。艺术家们都很真诚，和他们交流，耳濡目染，能学到很多东西。跟杨仁恺、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先生结识，则是在全国书画鉴定组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他们入住的延安饭店离人美社也就两站路。

我们有一条非常严格的纪律：不能向作者讨要书画作品，甚至不能接受。我刚进人美社的时候，范志民开宗明义就讲此事。所以我手上几乎没有认识的那些名家的书画。我有一张林散之的字、一张钱松喦的画，都是在非工作的场合得到的。我随胡海超去钱松喦家拜访——他和钱松喦的女儿是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钱松喦待胡也很热情。钱的女儿就提醒父亲，是不是送一张作品给他们留作纪念？胡海超先挑了一张，钱松喦见我拘谨，就主动拿出一张作品送给我，分别都题了上款。拜别钱松喦，他女儿说，林散之就住楼下，我们再去看看他。当时刚好从新疆回来的画家李山也在林家，他在新疆时和黄胄齐名，和林先生很熟。大家聊得开心，李山说，您是不是写一张字给他们？林散之兴致正高，分别问了我们的名字，就各写了一幅字给我们。出门之后，胡海超搂着我的肩膀说，你这张比我的好多啦，要不是没有上款，真想和你换。

那个时候您社里的同事，哪些给您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邓明：除了范志民、胡海超，另外还有两个领导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杨可扬，一个是杨涵，都是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是人品非常好的蔼蔼老者，人美社那些编创干部，没有一个不钦佩他的，都从心底里爱戴他。老先生他们在职时，从来不会混淆个人创作和工作，不会以权谋私。而且他们眼界很高，他们编选的那些东西，过了几十年，还感觉是精品，比如《中国美术全集》，这套书是北京人美和上海人美共同提议的，古建筑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负责，上海书画社希望加入，我们推荐它承担了其中的书法编。我们当年做的《上海博物馆藏画》《南京博物院藏画》《辽宁省博物馆藏画》《故宫博物院藏画》可以说是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上顶尖的大型画册，在中国美术出版史都有价值。我们出的《四高僧画集》《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扇面》，现在网上交易的价钱要翻五六倍了，本身也有了文物那样的价值。记得我主要担任《中国画家丛书》的责任编辑，六十几本小册子，影响也很大。

这套书原来是您编的。我觉得这套书非常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您当时是怎么选定这套书的作者的？

邓明：的确，这套书用的语言很流畅，材料也翔实，《中国画家丛书》是六十年代初开的头，作者中还包括了潘天寿这样的大家。“文革”后选题有所拓展，我接手具体工作。我们选择的作者，首先是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比如浙江美院的王伯敏、上海中国画院的邵洛羊。其次是发掘大学里面的青年教师，这些作者，后来基本上都成了博导、硕导。他们写东西非常严谨，我们做编辑也非常严谨，凡引文都要核实。那时候社里的资料室对我无条件开放，他们知道我要几乎每天都会进库查资料。那时候，我那么努力的情况下，一年最多也只能编个十本左右，再加上几种插进来的其他画册和文字书。

在人美社这么久，又担任社长，主持社务多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邓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两件事情，至今想来，仍然觉得特别遗憾。

我1991年当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当时就做了两个布置，一是建立年连宣博物馆，二是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拍摄上海的城市建设。建立年连宣博物馆，就是把人美社出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做成一个博物馆。我曾经在班子里分管版权工作，知道我们的书稿档案有些是职务创作，有些不是，要赶快划分清楚。最初我和贺友直先生商量要搞这个博物馆，贺先生说你赶快搞，要和所有作者签合同，我第一个签。他还建议社里买一栋石库门房子做博物馆。这样就能把建国以来上海年连宣这一段的历史很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组织力量拍摄上海的城市建设，是受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启发：我曾主编《上海一日》《上海百年掠影》，以及受市政府新闻办委托，编过《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画册》《上海四个开发区画册》等一系列影集、画册——纪实摄影其实比艺术摄影更为重要。

可惜的是，由于我不久因病去职以及一些别的原因，这两个计划后来都不了了之。博物馆没建成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贺友直先生要回了他的手稿并全部捐给了上海美术馆。哈琼文先生也将自己的手稿全都要了回去——要知道，解放以来最著名的那些宣传画大多出自他手笔。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没能组织起有效的跟踪拍摄力量，对人美社也是个重大损失。

当时您手上编过的稿子、做过的书，有哪些是印象比较深的？

邓明：有一些书对我的影响是极大的。

一个是傅雷编的《宾虹书简》。薄薄的这本书，让我对黄宾虹的认识上了一个层次。我们都知道，傅雷是黄宾虹绘画的重要推手。他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家，有西学的背景，对传统文化认识也很深，一般人认为黄宾虹是传统的集大成者，傅雷却认为他不仅是传统的总结者，还是一个未来的开拓者。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我读得非常仔细，也深受影响。所以我的画集《守望丹青》第一张画的就是黄宾虹，1993年画的。那时我患上了肝病，久治不愈，出版局党委同意我去职养病。我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些东西。之所以画黄宾虹，正是出于对他的崇敬，我试着把五笔七墨用在画他的造像上，结果意外成功了。

一本则是我写的书，在美国相当畅销，叫做《文化中国——中国画导读》，选了四百张画。2005年年初在上海图书馆有个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座谈会，我发言讲的是中国美术怎么走出去，说了两个观点。第一，中国画从不表现战争和暴力，第二个，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在中国画里都经历过了，比如梅清画的黄山就有明确的超现实主义特征。只是因为文人画的崛起，读书人成了画家的主流，中国画成了一种综合的文化载体。而中国画的写实一路，南宋时就极其发达了。主办方听了我的发言，约我写书。整整半年，我一边上班，一边写作，一边翻译，当时疲劳到吃饭时筷子戳进鼻子里。这本书定价29.95美金，在亚马逊发行了三千本，两年全部卖完，在当时的美国算是畅销书了。

还有一本《近现代名家书画品鉴》，是我在养病期间完成的。选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两百位重要画家、书法家，评传以外，还有相关的书法、绘画、签名和常用印章。这本书成了拍卖行的工具书，1999年定价三百元，印了三千本，后来又加印到五千本，这些年网上品相不好的都要卖到千把元。这本书里面选的图，绝大多数靠得住，我参考的都是书画市场兴起以前的材料，我自己对入选画家也都有些研究。

在您来往过的老先生当中，哪些对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邓明：一位是钱学文先生，他是钱学森的堂弟。钱先生是黄宾虹的收藏大家，是中国黄宾虹研究会的顾问。他的丈人叫黄居素，民国初年的中山县县长，跟着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后来脱离政治，跟黄宾虹很要好，经常资助他。他家里有九十多件黄宾虹的用心之作，都留给了钱学文先生。英国大百科全书介绍两位中国现代艺术家，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黄宾虹，黄宾虹的那张附图就是钱先生提供的，可见他的藏品地位之高。让我格外感激的是，钱学文看到我画的黄宾虹，不住地夸好，让我也给他画一张。2000年，他忽然把画让给了香港的画廊，卖了三千块钱，说是年纪大了，想趁着还在世时帮我宣传宣传。我不肯收卖画的钱，他就买了个尼康顶级的机械相机给我，后来我用这台相机，拍了三十几位上海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的肖像。

另一位就是贺友直。我和贺先生有交往是我当社长以后的事了。我进社不久，贺先生就被中央美院聘去做连环画的教授。他回过几趟社里，我都不敢贸然接近。我和名家建立的联系都是由于工作，没有事情我不会去找他们，以免有攀附之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老先生们和我的关系。1991年我出任社长时，聘请贺友直、杨可扬、杨涵、哈琼文、朱季海等老先生成立了一个荣誉性的顾问组，不担任具体工作，每人月酬两百元，有学术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保证文脉不断。这是人美社建社以来的第一次。也许老先生因此觉得我们晚辈是真心对他们好，哈琼文先生晚年还让女儿陪同到我家看我。其实当时我已调离人美社多年，第二次去职养病，已经退休了。

我曾经是贺先生在巨鹿路的街坊，时有走动，搬到斜土路以后就主要在电话里交流了。大约在《守望丹青》画到第三年的时候，贺先生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这次是他看了《上海画报》的报道以后，2012年12月15日晚上，他给我电话，说：“侬的画透出文人画气息，但不是文人画家，没有生意人味道，没有匠气。字也好，字好看。”鼓励我做下去。这已经是贺先生继年初通话以来第二次关心我的创作，当时他看到了文联《上海采风》的对我的报道。2014年元旦，我画了用《西施浣纱图》做成的贺年卡寄给他，结果他1月2日上午给我来电话，说：“恕我直言，我是不赞成侬去画仕女的，侬文人画得蛮好，做啥去画什么仕女！好的画贵在似与不似，我行我法，齐白石、石鲁都这样。我在浙江美院说过：实践家要高于理论家，自己走对了就一直走下去。”让我以后不要画这种东西，非常坦诚。贺先生去世，追悼会的挽联写得很长，我觉得其实十个字就可以概括贺先生的主要业绩：“人间连环画，至此大不同。”后来辞书出版社要出一本贺友直和沈寂先生合著的《画说百年上海滩》，就要了我这十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