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现代文学的缝隙中……的鲁迅等作家

近日读陈子善教授的两部新著《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不日记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3月），正如古人所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四十余年来，陈子善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这条“山阴道上”既孜孜不倦、也乐在其中地东寻西觅，以洞幽察微、判析真伪、还历史以真实的形相为己任，“自相映发”的是在史料与史识之间的挖掘考订与发覆阐微，迄今著、编等身，成果蔚成大观。

《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

关于发掘史料并循科学方法以求实，中国现代学界或可谓自胡适始，从搜集、考订、辨析史料入手，在文学研究中则离不开版本的鉴定和考证，其目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方法则是“小心的求证”。到了傅斯年这里，更形象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认为陡然高揭“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的口号仍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傅斯年《史料略论及其他》，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是为中国现代史学“史料学派”之兴起。陈子善教授以“文献保障体系”来命名现代文学史的史料，更是很形象的说法：“我历来主张，要研究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作家，建立较为完备的该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而编订该作家的著译年表和作品全集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否则，连该作家一生到底写了多少作品都不清楚，都未掌握，那研究者的讨论和评判还会全面、客观和公正吗？”（《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264—265页）具体而言，作者在为吴心海先生《故纸求真》作序时，因该书分“发现”、“颠覆”、“求实”三辑而续有阐发：“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发现’，就是把文学史上久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发掘出来；所谓‘颠覆’，就是重新探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品和论争；所谓‘求实’，则是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发现’提出质疑。一言以蔽之，都是通过对原始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还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作品和事件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求真’”。（273页）斯言确矣。在访谈录《“重写文学史”之我见》中，作者更以实例说明“发现”、“颠覆”的敏感性和重要性：“现代文学史上许许多多有特色有价值的作品，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有的被遗忘，还有的被故意抹杀。举一个现成的例子。‘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定性以后，这个‘集团’所有成员的所有作品一律被封存，不能阅览，还怎么讨论，怎么研究？文学史著作中要么不提他们，要么就是无的放矢地批判一通。既然‘重写文学史’，就应该把他们的作品重新整理出来，重新拿出来讨论，到底是怎么回事？”（304页）。总之，“只有事实陈述清楚了，价值判断才有可能公正”，（309页）不但言简意赅，更饶有深意。

《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中所辑文章多是作者近年来在鲁迅、胡适、郁达夫、张爱玲等作家研究领域的史料新发见。全书分五个部分，分别是“鲁迅及其文坛友人”、“胡适、新月与京派”、“张爱玲及其同时代作家”、“‘旧派’作家二三”和“序跋及其他”，“作者从这几位作家与同代人间的交往及书信往来等角度切入，从细节开始，考证史实，辨析文献，描画出一幅幅文学史内外的新现场”。所谓“新现场”，毋宁说是新发现的现代文学史叙事中横跨内外的皱褶与缝隙，而鲁迅与张爱玲更有其象征意义：即使如鲁迅这样已有近百年研究史的作家，仍有“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让人“不禁又惊又喜”（12页）；虽然以张爱玲为题的硕博论文也已然满坑满谷，但仍有“世民”与她的《不变的腿》为“张爱玲研究界七十余年来一无所知”，真的是“非同小可”（152页）更不要说在时代变化中“文坛友人”的际遇升沉、针砭评价，其复杂微妙之处无疑在历史的皱褶与缝隙之中仍多有深藏。

鲁迅、郁达夫、张爱玲

如所周知，鲁迅之答应写新文学、创作了“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是“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但是当日之“劝告”究竟何时发生、如何落实，则仍然有待回到历史现场才能释疑解惑。《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钱玄同日记》“从新文学的角度，对日记所反映的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在《新青年》时期的关系略作梳理”，最后说“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对孙伏园催生了鲁迅的《阿Q正传》津津乐道，那么，钱玄同催生鲁迅《狂人日记》的深远意义更不容低估，更必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1页）这正是在缝隙中以考证显现出来的宏观叙事。就作家创作研究而言，创作手稿的收集、整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西方当代文论中有“文本发生学”之议。“就发生学研究而言，手稿（包括草稿、初稿、修改稿、定稿乃至出版后的再修订稿等）的存在和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大大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捕捉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文本。”（46页）因此陈子善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要“重视手稿学的研究”，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收入本书的《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对这部本身已是毁誉参半、同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政府文宣管治当局查禁的作品作了深入细致的手稿研究，不但证实了“郁达夫创作部中篇小说的认真细致、反复斟酌”（43页），同时也说明经修改后的定稿或“更具体、更准确……更能激起读者的愤怒和同情”，或“更细腻，更生动，更好地烘托出主人公两情相悦的欢快心情”（45页）。“以此观之，《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的影印出版，就意义决非一般了，因为它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探讨这部备受争议的郁达夫小说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可能。”（46页）

其实，揭示被遮蔽在皱褶与缝隙中的真实形相不仅有还原历史的重要意义，更与研究者实现在思想上认识的挖掘、突破以及情感审美上的深刻感受均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可以《萧乾夫妇与丸山升的“君子之交”》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丸山升与萧乾、文洁若先生的往来书简“主要围绕一个重点而展开，那就是因郭沫若先生1948年3月发表《斥反动文艺》而引发的一桩著名公案”。（144页）郭的这篇《斥反动文艺》点名批判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三位先生，分别斥之为“桃红色”、“蓝色”和“黑色”的“反动作家”，正如丸山先生所言：“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创伤。”那么，“萧乾先生这一系列答复丸山先生的信，大概是第一次敞开心扉，对这个敏感的历史‘创伤’作了较为深入和痛切的回顾，……认真对照研读和思考，当能使我们从更全面和真切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这段历史，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均不待言”。(147页)至于从史料的皱褶、缝隙中喷涌而出情感冲击，更是令人动容不已。《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中有一通周瘦鹃致郑先生的信函，子善教授考订其写作时间应为1967年9月22日。周氏被迫害致死前十一个月，于“危疑震撼中辄复系念海上诸故人不已”，请郑先生代约上海友人饭局。陈先生说：“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读，都不胜唏嘘。周瘦鹃的大名自不必说，丁悚、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沈禹钟和郑先生，还有周瘦鹃午宴后去拜严独鹤等位，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当时大都已届古稀，本应吟诗作文，安度晚年，谁知‘文革’骤起，均难逃不同程度横遭冲击的厄运。周瘦鹃此次冒险沪上之行，是这批文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235页）唏嘘之后更有评述，“在我看来，这次聚会不仅仅是叙旧，更不啻这几位处于‘危疑震撼’状态下的老一辈文化人对‘文革’的一次无声的抗议。而今，这次聚会的参加者已先后作古，他们笔耕一生的贡献也都得到了肯定，但这个时间、这次聚会却是不应该忘记的……”（236页）在今天看来，诸位文化老人在50年前的“无声的抗议”不仅让人不胜唏嘘，而更有严峻的思考价值。说到周瘦鹃和“十年浩劫”的日子，陈教授又谈到包天笑于1972或73年间向郑逸梅先生询问周瘦鹃死因的信函，该文未作详述，而在收入《不日记》（三集）中的《包天笑悼周瘦鹃》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大致情况是，包先生在香港听到周瘦鹃在“文革”中“自戕”的消息，致函郑先生相询。陈教授说，“其实，即便郑逸梅知道，在当时情势下，也是不能说的”。接着以《周瘦鹃年谱》（范伯群、周全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的记载告诉读者，由于1968年3月12日张春桥在上海对苏州造反派首领的讲话中猛批周瘦鹃之养花，导致周瘦鹃再遭造反派残酷批斗，住所和花园被没收，近千盆盆景毁于一旦。周瘦鹃于8 月12日深夜投入平时浇花用的井内，“含冤而逝”。“可见当时香港的‘谣传’并非谣传。不知包天笑后来是否得知真相，如果得知，一定更要扼腕长叹了。”（204—205页）

《不日记三集》是专栏文章的集结，每篇围绕一本书的来龙去脉或一件文学史轶事的前因后果，“为当代读者提供阅读新文学作品之外的阐释，为新文学研究者提供权威翔实资料”。子善教授在《不日记》（三集）“题记”中说，“如果‘不日记’能够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和思考，则余愿足矣。”，其实岂止研究文学史者，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者也同样需要关注和思考。兹举两个实例。其一，谈“林语堂的漫画”，从《论语》创刊号的漫画谈起，追溯林语堂的漫画创作史始于1926年1月23日发表于《京报副刊》的“鲁迅先生打趴儿狗图”，此图固然流传较广，而子善教授引录4月18日刊登的林语堂答读者信则可见其认识之变化：“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丁落水狗图，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97页）；在《重说〈论语〉》中更是指出“《论语》的漫画与《论语》文字是相得益彰，互相发明，互为补充的，幽默与讽刺并举，讥嘲与笑谑共存。与出版时间稍早的《上海漫画》和稍后的《漫画生活》、《时代漫画》等专门性的漫画杂志相比，《论语》的漫画也是自成格局，并不逊色”。（《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87页）其二，谈“连环画《家》”，“日前见到一册连环画《家》，始知《家》还被改编成老少咸宜的连环图画。连环画《家》署原著者巴金，编绘者费新我、钱君訇，陈秋草序，1941年8月上海万叶书店初版，为‘万叶画库之一’。全书共146幅图，书前又有巴金素描像。”；“无论费新我还是钱君匋，他们改编《家》的态度都‘十分郑重’，力求‘对原作无过’。费新我的涂绘线条流畅，又借鉴了山水画笔法，钱君匋的文字脚本干净利落，清通易懂，都是可喜的尝试。”（《不日记三集》，190—193页）其他涉及现代美术史的史料内容尚有《钱君甸装帧画例》等，在《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一书中也有关于张爱玲的绘画、陈定山的书画与美术史论等史料，同样值得治现代美术史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不日记三集》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陈教授以康有为的这副对联言宋以朗撰写的《宋家客厅》，谓其“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其实，这也是我读子善教授这两部新著的深深感受。

寒夜书斋，猛然想起2017年即将逝去，感慨无端。再翻开《不日记三集》，作者说在古典音乐中最喜欢的还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因其“带着一种春天沛然莫之能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力量”（借用杨照语）。继而他又想到“我们自己的春天之作，最有名的恐莫过于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春天里》。这是1930年代左翼电影《十字街头》(沈西苓导演)的插曲，轻松活泼，带着清新的民歌味，当年曾一曲风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144页）这也是我喜欢的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