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九）〡如何记忆东亚现代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日益相互依存，区域整合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化。而在东亚，尽管（除朝鲜外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且体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但区域合作却异常艰难。这其中有外部因素：美国一直试图以“亚太”概念消解“东亚”作为政治区域的有效性；但同样重要的是内部因素：还不要说频繁引爆公众舆论的领土争端，东亚的每个国家之间、每个政治体之间，甚至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之间，都存在矛盾重重的历史记忆。

历史问题成为东亚合作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我们作为游客，走进不同国家的纪念馆，就能立刻体会现代国家塑造的历史记忆，是如何与现实中的政治对立相互包裹。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靖国神社游就馆里对大东亚战争的粉饰，以及为在东京审判中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树立的纪念碑；广岛原爆纪念馆里“错误不会再犯”的誓言；首尔的韩国战争纪念馆里对壬辰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解读；以及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慰安妇”少女雕像……

这些错综复杂的记忆呈现，很难用一个整齐划一的框架来认知。作为观察者，我们必须把它们一一还原到各自的历史情境中，并且结合东亚社会在现代史上的整体际遇，才能大略体会它们看上去那么难以协调的原因。

和欧洲与北美不同，东亚和“现代”的关系始终是纠结不清的。串联这种关系的，不仅仅是冷战的对峙、日本从明治到昭和的扩张，更是19世纪以来殖民现代性对区域的彻底改造：这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上的全方位冲击，也包括对原有知识体系和自我认知的颠覆。因此，仅批判日本逃避战争罪责是不够的，把东亚矛盾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对区域历史认知的模糊，从东亚受到殖民现代冲击之初就已开始；日本的脱亚，和东亚自认“封闭落后”、“闭关锁国”的逻辑高度一致。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否弃，有时并不输于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否弃。

困扰今天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对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群）人、某一件事的责任认定，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向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要比过去更“先进”；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保守”。

这套逻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文明的胜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蛮人”。只是，谁代表文明和胜利，谁代表蒙昧和失败？如果只能以力量、财富、技术作为评判标准——所谓富国强兵——那么这种“文明”里还有没有道义、公平和正义的位置？如果一个有机的社群，在力量、财富和技术上处于弱势，是否意味着这个社群在种族上是低劣的、在文明层次上是低等的？当他们遭到侵犯和凌辱，我们是应该指责侵略者不义，还是被侵略者不够“先进”？

几十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是鞭策国人努力发展的动力。今天，中国比过去百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持续，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一定会在国际社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世界观，会在人类社会产生指标性意义。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反思：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史观，会怎样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及东亚走向现代的路径，包括它如何和其他区域一起，共同缔造了全球化，又如何对不公不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抵抗。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恐怕必然会面临当年曾经困惑过日本知识人的、如何超越（殖民）现代的问题。日本近代的亚洲想象，本身带着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其实践无疑是失败的。但它当年意识到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困境并不一定是个假问题。它的失败是它选择了与殖民帝国相同的逻辑，即仍然以想象中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来试图超越。但这个失败并不证明殖民现代性的正确，而是凸显了超越它的艰难。

战后的日本，不少知识人主张重新发现“中国”的意义，以“中国为方法”。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被日本蔑视的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从鲁迅到毛泽东，在对传统和殖民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自我改造，走上了一条不依附欧美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也许其中包含某种一厢情愿，但这种他者的思考，也是对今天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的期待。

任何一种发展都必然伴随着危机。随着东亚/中国与世界体系的高度融合，这个体系的任何一种危机，都会在东亚区域乃至中国国内产生震荡。贫困问题、环境变迁、核战阴影、金融风险、平等缺失、身份认同、主权争端、宗教极端主义……几乎所有这些现代性困境，都反映在东亚区域甚至中国内部的问题上。因此应对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只能超越静态的民族国家框架，看到形成它们的全球性根源以及历史纵深。反过来，中国和东亚区域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也就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何为东亚、何为中国的讨论日渐增多，正体现了知识界对重新探讨历史认知、区域认知的迫切要求。

越是要说清楚东亚，越无法离开它所产生的这个现代时间观。越要厘清它在现代时间中的展开，越不可避免地要检讨现代时间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历史学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要害，并不在于从（作为空间单位的）欧洲出发看历史，而在于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那种想象时间展开的方式：历史是一个指向特定方向、实现特定价值的进化过程。这种时间观念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式的：机械、统一、标准化，并且与基督教世界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极为多样的历史经验，以及理解这些经验的方式，都被排列在一条线性时间轴上。

可是，不同人对历史发展怎么可能有相同的节奏、过渡和断代感呢？比如，“中世纪”、“启蒙”、“文艺复兴”这些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分期，不但和非欧世界的时间脉络关联不大，就是生活在那些时代的欧洲人也感受不到。即使是对某一自然年的“客观”表述，当采用“1840年”、“庚子年”、“（清）道光二十年”、“（日本）天保十一年”、或是“（朝鲜）宪宗六年”时，其背后指向的时空感和意涵也大相径庭。

时间并不是统一的：在物理学如此，在历史学就更是如此。观察者对历史材料的介入，很大程度决定了历史表现的形态，时间感也是主观介入的结果。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是打破殖民主义借由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那种单一线性史观的垄断。但需要强调的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一定不是用另外的中心主义进行替换（比如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日本中心主义）。破除线性时间的神话，并不意味我们要回到复古的儒家时间观、循环的佛教时间观或者是朝代史观。就好像我们今天反省民族国家体系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天下”体系。所谓打破，是说我们应尝试用多元的时间观看待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视角审视过去以及现在，在相互交叉、影响的网络下，历史的意义方能更完整地显现。

回到东亚和现代的关系。我们是否“现代”过？我认为是的。东亚世界很早就开始了自身的现代转变，它是人类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进入现代的方式，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后被否定了，变成了很扭曲的东西。人类的现代不是由一个地域起源、再扩展到全球的，而是在紧密交往、相遇过程中共同塑造的。没有同东亚、南亚、美洲、非洲的互动，欧洲的现代化也不会以我们所知的方式呈现。因此，“现代”是内在于东亚的。讨论东亚现代化，即不必言必称西方，也不必刻意回避西方。正视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但不把这种冲击看作是唯一的历史推动力，而要探寻外部冲击如何在遭遇、反应过程中内化为本土历史动力的过程。

黑格尔以来的主流历史观，是把时间绝对化，地方相对化，不同的人类社会成为绝对时间轴上的一个个阶段性组成。而“发现东亚”，则试图做一个反向努力：以一个区域为中心，探讨世界历史时间如何在这个空间展开。历史不是走向某个统一终点的过程，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的多元性也体现于此。

转换视角的结果，则是发现无论“东亚”还是“中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性的实体，更不为某种文化本质论（比如汉字、儒家、佛教）所概括。中国或东亚是一个动态过程，塑造它们的过程持续到当下，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结束。正如美国史家濮培德所言：“我们描述东亚地区的丰富收获，并不是得出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用这个分类去探究复杂的文化身份形成过程。‘东亚’各个社会并非一定要共享某些相同的价值或制度结构，但它们都介入了相互交换、拒斥和争论的过程。东亚区域的历史应该首要关注贯穿社会交往的渠道。”

追寻东亚的现代历程，是探索现代这个历史情境在东亚的内在展开，以及它和19世纪到来的“殖民现代”的复杂关系，打破后者对现代的垄断性阐释。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论证东亚或者中国的特殊性，更不是要抬高东亚而贬低欧美，而毋宁说是提示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路径，为认识昨天、今天、未来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如果我们可以从东亚视角提供认识历史的另类线索，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或者从跨区域的视角来提供解读。

只有在这种多元碰撞下，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人类记忆的网络。而借助发现另外的可能，我们或许会对未来有更多的期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