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亚明︱千里书来慰眼愁:陈寅恪致沈仲章函

沈亚明

2017-12-30 09: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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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沈仲章与陈寅恪先生私交友谊几十年,我处尚存若干陈函。征得寅恪先生三位女公子流求、小彭、美延的同意,由我发表。2015年我告诉她们,计划随函附文:“以读信说往事的形式展开,综述陈氏三姐妹与亚明的多次交谈。事无巨细,有空多聊聊,积累资料。……共同怀念老一辈,尽可能为后人留下些史料掌故。”
2016年已有拙文解读1942年3月19日陈函,本篇探讨1942年7月23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
1942年7月23日陳寅恪致沈仲章函
以上识读由夏剑钦相助,并经陈氏女儿校勘更正。以下是我逐句细读这封陈函正文的笔记,其间得到陈氏女儿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参考其他资料,并请教友人包括史界内行。不过成稿较匆促,仍盼指正。
“锡馨兄左右:”
沈锡馨是父亲的排行名,上私塾和小学时的学名。仲章原为字,父亲十一岁半辍学离家后,一直以字行。抗战期间父亲因救护居延汉简,遭日方追捕。1941年底前父亲在香港,仍用仲章。1942年后因流落日占区,才改用这个久弃不用的本名。学界与文坛知道沈仲章又名锡馨的人不多,寅恪先生为内圈相熟之友。
“前在港连寄上二函,不知达览否? ”
我处寻得1942年3月19日陈寅恪致沈仲章函,内中言“日前奉复一片”。暂且先假定,3月19日陈函及“一片”,就是7月23日陈函所云“连寄上二函”。至于“不知达览否? ”到底是父亲没回复,还是复函没收到?我不清楚。
我仍在思索两个问题:一是寅恪先生何时得知父亲改用锡馨及其原委?二是寅恪先生脱离香港险境前,一共给沈仲章写过几封信?二事有关联。
父亲大概于1941年11月离港,原计划短期出差,不见得与寅恪先生相约通信,似乎无必要告知另有锡馨一名。12月7日后,父亲无法返港才改名。寅恪先生在1942年3月,已改称仲章为锡馨。我很想知道得更清楚,陈沈两人在这三个月中如何沟通。
“弟于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友人家借住。”
读此长句,多层信息。
首先旅程如何?据陈函,旅程自1942年5月5日到7月5日,恰恰两个月。计算年龄,其时寅恪先生五十二岁,夫人唐筼也不老,但两位都体弱多病。三个孩子皆年少,长女流求十三岁,次女小彭十一岁,幼女美延才五岁。战乱路长,一家五口之艰辛,不难想象。
关于旅途细节,荐读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简称《也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2010年,已再版)。约两年前我读过《也同》,但写本文时手边无书,小彭姨给我寄的新版还在路上。这也有好处,我不会复述《也同》,可从我自己的视角,相对独立地思考,搜寻对比其他文献,以冀互证补证。(该书寄到后核对几处关键,无大出入。)
1942年5月陈家出发时,寅恪先生作诗为记(本文陈诗及唐筼诗均引自《陈寅恪集·诗集》,简称《陈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三版)
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
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袖間縮手嗟空老,紙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髮,當時遺恨已千秋。讀書久識人生苦,未待崩離早白頭。
《陈寅恪集·诗集》陈小彭题赠页
据陈流求笔记:他们“带了简单行李乘海轮去广州湾”,“遇到狂风巨浪,多数乘客晕船卧倒,我也靠在椅上,父亲把我拉起,说他像我同样年龄(十三岁)已乘海轮东渡留学,最初也是晕船,以后逐步锻炼,能在恶劣的天气和水手同时进餐”(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简称《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其次“返乡”何谓?小彭姨答曰,广西桂林是她母亲唐筼的家乡。流求姨读了拙文初稿特意补充,母亲家乡原在灌阳,后长住桂林。据此小彭姨更正,“返乡”泛指广西。
不久前,陈氏三女结伴返乡,重访桂林,也去了灌阳故居。正因最近她们传来广西行的照片和报道,我才起兴重续解读这封陈函的任务。
左起: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铜像为唐筼祖父唐景崧;2017年秋,广西桂林溶湖旁。陈氏女儿提供。
再者“借住”谁家?小彭姨认为,“友人”指物理学家丁西林。她说:“丁西林是物理所所长。”丁西林这个名字,听父亲提过多次。丁西林当过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而父亲1926年考入北大,读的正是物理系。丁西林也是著名剧作家,父亲在北大十一年,从第一年开始,便热衷于戏剧,是一些学生剧团的骨干。抗战时,丁西林随中央研究院属下的物理研究所,迁至桂林良丰。
丁西林。(友人提供,原出处不明。)
小彭姨回忆:“到了良丰山上,丁西林分了一半房子给我们住。山上我们就住在那儿。记不清以前还有什么地方住。”对抵达良丰前的居住情况,小彭姨留有余地。
下引1942年7月陈诗,未标具体何日。读标题陈家初抵桂林时,曾暂寓旅舍。
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夢過。殘賸山河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江東舊義饑難救,浯上新文石待磨。萬里乾坤空莽蕩,百年身世任蹉跎。

《陈诗集》编者注:“此诗作者壬午寄赠吴宓时题目书作‘壬午五月五日发香港七月五日至桂林良丰雁山作’。”寅恪先生这封7月23日致沈函也云:“五月五日由港携家返乡,七月五日抵桂林良丰山中。”又据《事辑》,寅恪先生“六月末抵桂林”。我见日期和地点都小有差异,便请小彭姨核查三姐妹的记录,回复6月18日抵达桂林。应该说,《事辑》所记“六月末”,相差还不算太远。
大概可以这么想:陈家6月18日到桂林(大地区),“尚困居旅舍”。少年陈小彭仍有颠簸感,故而记不清具体信息。及至7月5日,迁至良丰(小地方),孩子们有了临时的“家”,印象很深。(有关丁西林的接纳,友人摘录传来陈流求另处发表文词,可与陈小彭叙述互证。)在山中小住一阵后,寅恪先生确定了暑假定居处和代收信地址,7月23日向沈仲章报平安。
至于“良丰”何山?小彭姨说是“雁山”。并追加解释说,从山下一处望去,山头好似大雁之头,山坡走势犹如大雁之身,两边则像翅膀,所以取名叫雁山。
小彭姨的记忆中,良丰是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两边有些铺子。小镇一边傍山,即雁山。往上大约走一里多路,就到了坐落于半山腰的物理所。陈家借居之屋,就在那里。
小彭姨描述少年时从良丰到家常走之路:“山间小道略有起伏,山坡上满是杜鹃花,春天开花时节非常漂亮。小路两旁还有人种的油茶树……
“那个山不高,每天来往都很方便。我们去买菜、趁圩(墟)都很方便。那时还有‘圩日’呢,每个礼拜有三个圩日。我们去趁圩,随便走去。就是爹爹去上课,也是那么走下来。我们买点菜也要走下来,走到镇上来,有些铺子有些杂货什么的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朋友助我查得,按现在行政区域划分,广西省桂林市有雁山区,下设雁山镇,辖良丰村。但询问研究民国政区者,暂无法确定其时良丰是镇、是村或是区。浏览几份提及抗战时“良丰”的文献,也未见标明行政等级之语词。
友人传来参考信息:置雁山管辖良丰,应为后来之事。1980年代中期,美籍华人靳羽西来广西寻找出生地,其父告知地名“良丰圩”。那一带曾流传“四圩”歌谣:“六塘的竹子,大埠的谷子,良丰的拐子,马面的槌子。”此外,繁荣时期(不明年份)良丰圩有四条街,分别为西景街、关帝庙街、水洞街和下水洞街。街边店铺林立,货物多样。
有篇1940年的文章,支持小彭姨对1942至1943年“良丰只有一条街”的记忆。沙夫在《广西大学在良丰》中写道:“良丰是一个属于桂林的乡镇,有一条很可怜的街道,……”(《四友月刊》第六卷,1940年)
至于村或镇,我认为小彭姨言之有理,良丰有街道、有铺子、有定期集市,实际上具有一个微型小镇的功能。流求姨预览拙文初稿后也说:“良丰是一个镇,所以才有圩,应该不是乡。”我还认为,一方面专家可继续调查,良丰在1942年左右,有无官方定级定称,与雁山有无政区隶属;另一方面当年在当地生活者的常识共识,对有机治史具有很高的价值。陈流求和陈小彭对良丰的印象正属此范围,理应受到重视。
陈氏三位女儿预览本文修改稿后,又增补回忆:“跟妈妈去‘趁圩’,并不是科学馆与广西大学之间那条路上的圩市,而是后山的古老圩市。前面那条路上也有定期买卖,很多人聚集,但跟旧的良丰圩市不一样。我们经常走通往西大的那条路,不需要特别去趁圩。”这段补充有其意义,若细探雁山地区民俗与经济变迁,可参考。欧美治史有一传统,考证关注对象的行止,细致入微。我愿保存这类信息,以备陈氏研究继续深化。
我还注意到,陈氏三位女儿挺在意细节以及用词之准确,情感自然随之流露。小彭姨追加说明:“前后方向只是依我们的习惯而已,我们叫科学馆前的那面‘前山’,另一面‘后山’。”已知科学馆在半山腰,依我想象人若背向山坡,那么下山去平地一条街的方向,就是“前面”。而“古老圩市”在另一面,是“后山”。陈家平日不走那一带,逢圩日妈妈才带孩子去,也是母女“同欢乐”,其情其趣难忘。
“暑假后行止如何,尚未决定。”
这封陈函写于1942年7月23日,正值暑假。同年8月,寅恪先生有诗如下: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桂林良豐山居時作)
香江乞巧上高樓,瓜果紛陳伴粵謳。羿彀舊遊餘斷夢,雁山佳節又清秋。
已涼天氣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不是世間兒女意,國門生入有新愁。

暑假后行止如何?据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1942年“八月十一日,先生为已接受广西大学聘书事致函傅斯年”。依此可知,在7月23日与8月11日之间,寅恪先生作了决定,留下不走了。
留在桂林多长?据《事辑》:“在桂林留一年余,任教于广西大学。”并摘寅恪先生“第七次交代底稿”为据。交代材料非自愿自由写作,可能杂入诸多因素,一般我主张慎用。不过在《事辑》编写年代,可涉文献不多,而且这条信息也比较简单。
但是,《广西大学校史》记载不同:“1942年春,……陈寅恪到校任教,……在学校任教至1944年秋。”(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8年)上摘末句很容易被解读为:1944年秋季那个学期,寅恪先生仍“在校任教”。如此算来,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常简称为“西大”)任教三年,即1942年、1943年和1944年,每年春与秋,共跨六个学期。(考虑1942年春或1944年秋,可能不足整学期,故取“跨”字,以容伸缩。)
关于长度,陈夫人唐筼《忆故乡二首》序首句写道:“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与《事辑》相符,但不合校史。一年与三年,三倍之差不算小。既见两说,当指出并略抒我见。
按理,广西大学是雇主,寅恪先生是雇员,唐筼是雇员家属,蒋天枢是雇员学生。雇主方记录固然不容忽视,但我目前倾向于雇员方。理由之一是寅恪先生1942年5月离开香港,夏天抵桂林,似无可能春季已“到校任教”。还有《长编》所据1942年8月11日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函,亦为佐证。又据陈氏女儿回忆,她们全家1943年8月离开桂林。估计检索其他书信笔记,能找到更多支持雇员方的依据,但恐怕皆出自个人作者。而在天平的另一头,《广西大学校史》类官方“正”史,分量不轻。该出版物署名作者为“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应是一个正规的集体项目。
对解答这个疑问,建议一条途径:复核校史所依原始档案,比如有无1942春季到1944秋季的工资单和课程表等等。然后仍需参考其他资料,辨析“账面”与实情。另有个特殊情况,寅恪先生后来是教育部部聘教授,还可关注高层机构文件。不过,寅恪先生成为部聘教授当在1942年秋天之后,若该年春季西大已聘任,仍属学校这级。而直至1944年秋季的“在校任教”记录,校方也当有迹可查。我仅在此提些初步想法,研究得由专攻者深入。(父亲留有“教育部部聘教授陈寅恪”名片,从附注推测为战后所赠,无助本文讨论。)
良丰山居多久?唐筼诗序接着写:“前半岁居良丰山中,后半岁迁入校内宿舍,即半山小筑也。”读《忆故乡二首》,其一可助陈函上句,其二可补此句,皆录于下:
憶良豐山居
屋對青葱半嶺松,雲峯遙望幾千重。鵓鴣聲緩隨風遠,躑躅花開滿谷紅。
日暖桂香穿澗樹,夜深楓影上簾櫳。山居樂事今成夢,欲再還山只夢中。
憶半山小築
半山有屋兩三椽,鄰近桃源傍水邊。洞口干雲紅豆樹,湖心倒影彩燈船。
羣雞啄食竹籬下,稚女讀書木榻前。此是雁山幽勝景,名園回首已風煙。

先顺便回顾上文关于“返乡”的讨论,诗题内“故乡”二字,亦可提示唐筼心目中的家乡范围。
再说二诗原注,也含史料,且述景抒情有文采。选摘与我闻陈氏女儿忆旧相应处:“踯躅花即野杜鹃,俗名映山红。春日花开,满山皆红。”“山涧下老桂树一株,野生路旁。花放时远望如一黄伞,清香四溢,虽隔丛林可闻其香。”“……(红豆)树旁有屋数椽名‘红豆院’,为教职员宿舍,家各一室。”
参照小彭姨互补之语:“雁山脚下有块较平的地,建了一些平房,木头的,分布在松林里。”(根据小彭姨叙述时的语境,陈家不住在那里。)“平地有一棵桂花树,走到山边有很多杂树,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山上有杜鹃花,三四月开花时,漂亮到了极点。西大校长李运华的夫人,我们叫她李伯母,给我们做了一些食物,我记得还有炸的土豆丸子。我们跟她女儿李小燕一起,坐在杜鹃花从中野餐。李小燕跟我差不多同岁,后来跟我在南京碰过头。《也同》中写到,后山也有一棵桂花树。”
暂且小结陈氏母女言及学人聚居点,雁山附近至少有三处:良丰山居(近物理所,参见上文)、半山小筑(诗作者自注亦称“红豆院”,另有人写“丰山小筑”)和山脚松林木屋(近科学馆,参见下文)。第一处该属丁西林任所长的物理所,后两处当为西大教职员宿舍。
小彭姨接着回忆:良丰小镇一边是雁山,另一边是平地,通向广西大学。往大学走,还有一段小小的路,经过一些水田。“我们这回就是去广西大学,以前我们住过的地方。”
“知关注念,特此奉闻。”
从寅恪先生约四年后一封致沈仲章函的行文推测,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我相信,寅恪先生和我父亲都看重友情,“知关注念”,会互通信息。父亲“懒笔头”小有名气,估计寅恪先生写信略勤些。可惜,我还没找到1942年8月到1946年5月间的陈函,这里补充他人回忆。
寅恪先生的老朋友,心理学家唐钺先生,当时也在桂林。陈唐两家相邻,两位先生时常相聚,吟诗唱和。唐家三女儿唐子仁,与陈家长女流求年龄相仿。流求上中学住校,唐子仁因身体不好留在家里,与小彭是玩伴,小彭称她“唐三姐”。
唐子仁与她丈夫朱文光,五十年代与我父亲成了好朋友。她家与我家都住上海,常来常往,我叫唐子仁“朱家姆妈”,朱文光“朱家伯伯”。朱家姆妈对我说了些寅恪先生的趣事,不少我已写进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简称《沈陈缘》,《传记文学》,2015年第二期)。朱家姆妈读了《沈陈缘》初稿后,给我写过一张条子,下面摘录与桂林相关部分。
亚明:
补充及修订如下:
(1)陈寅恪内衣也只有四个口袋,不是很多口袋。只是下面两个口袋特别大,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并不分类。
(2)陈先生当时虽然眼睛视力不佳,但还不至于连我家房子也看不见。实际上他就是所谓的“路痴”,天生不认路。据我所知,他的视力急剧退化是在一九四六年前后,……
唐子仁致沈亚明,2014年10月14日,局部。
《沈陈缘》讲了一件使少年唐子仁大为惊讶之事:有次寅恪先生身上居然起火,原来他把火柴放在口袋里。我在那篇初稿中写,寅恪先生内衣有很多口袋,朱家姆妈纠正我,即上述(1)。《沈陈缘》还提到,寅恪先生每次去唐家,必叫小彭领路。一开始我为寅恪先生辩,归结于眼力不济,朱家姆妈不同意,故有上述(2)。
“僧芋先生晤时乞代致意。”
“僧芋”是徐森玉的化名。徐森玉先生正在救护转移珍贵文物善本书籍,父亲也暗中协助他。就像父亲不用众所周知的“仲章”而用“锡馨”,徐森玉先生也避用真名,以音近的“僧芋”代之。这事已得到徐公子文堪核实。
“守和先生亦来桂。”
袁守和先生在当年,似乎知晓各方动态,联接各方学人。见多封父亲友人函中,提及由“守和先生”处传来之消息云云。研究者可关注,这里表过不提。
“如蒙赐书,乞寄桂林良丰(小地名)科学馆”
我很好奇,良丰一个小地方,怎么会有科学馆?
张九辰在《抗日战争前后地质学知识的普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16年)中写道:“1938年7月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院在良丰合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由李四光担任馆长。”追踪信息转引途径,最初源自1938年《广西省政府公报》。
查询过程中获悉,民国期间桂林有两个科学馆,一个是上述李四光任馆长的“桂林科学实验馆”,另一个是“广西省立科学馆”(无“实验”二字)。那么,能替寅恪先生收信的“科学馆”,到底是哪一个呢?
继续查阅资料,根据馆址与建馆年份,可以排除省立科学馆之可能。也就是说,寅恪先生嘱沈仲章寄信的“桂林良丰科学馆”,应是李四光主持的“科学实验馆”。
初稿时,我没想到良丰这个小地方,有大学,有科学馆,还有三个国家级的研究所,即地质所、物理所和心理所,都直属中央研究院。我曾错把雁山上的物理所当作“科学馆”。小彭姨纠正:“科学馆不在山上,而在山脚下平地,李四光是头头。我去过他家,他女儿李小玲,名字我记不太准,是西大的学生。”听小彭姨的口气,李四光家也住在平地松林木屋区。
略过函末问候及落款,稍议信笺与信封。
信笺“片叶庐”:
这封陈函所用信笺,印有“片叶庐”。无独有偶,方豪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写道:“寅恪先生所用信笺,为土产竹纸,极薄,略带黄色,署‘片叶庐’三字。”方豪存有寅恪先生的两封信,第一封写于1942年11月10日,落款处附言“赐示乞径寄桂林良丰广西大学”。(《传记文学》,1970年10月)
寅恪先生在7月23日寄信沈仲章,代收信地址是桂林良丰“科学馆”。而到了11月,改为“广西大学”。我觉得这个地址变化亦可间接提示,寅恪先生确定西大任职,当在7月23日之后。寅恪先生书信已汇集出版,集外也见陆续刊发。有志研究者,包括有兴关注用笺等,不妨依专题梳理。
信封地址和邮戳:
这封陈函信封上的收信人是“沈锡馨”,地址是“上海铅笔厂”。父亲在1941年底离港前,沉于居延汉简图册编辑,未参与工商界活动。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铅笔进口阻断,父亲滞留江南,无望返港。于是他才助友振兴民族制笔工业,其时香港沦陷已久。呼应本篇前部有关首句(“前在港连寄上二函…… ”)的讨论,我仍在思索,寅恪先生通过什么途径,如此了解沈仲章离港后的情况?
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很有意思,值得注意。该函发自桂林“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廿三”,抵达上海已是9月,邮戳分别有“11.9.42,Shanghai”“三十一年九月十二,上海”“三十一年九月十四,上海”等字样。
陈函信封正面,桂林邮戳部分。
陈函信封反面,上海邮戳。

寅恪先生一家五口,从香港转移到桂林良丰,历时整整两月,已令我嗟叹。而一封报平安信,7月23日从桂林发出,9月14日才递及收信处,费时也近两月。细算陈家从5月5日离港到6月18日抵桂林,其实只有四十四天;再算7月和8月均有三十一天,陈致沈函竟走了五十三天。于是,难免又叹息战乱之违人情,阻通谊。继而感慨,其实各种不可思议之乱,并非都起于战,止于战……
雁山区域有条良丰河,亦名“相思江”。这封寄自良丰的报平安陈函,寥寥数语,引发我对先辈的绵绵相思。谨借寅恪先生1912年诗作,以结本文:
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壬子春)
千里書來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憂。優游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
螢嘒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長秋。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
左起:陈寅恪、唐筼、陈美延、陈流求、陈小彭。香港九龙太子道陈寓楼梯,1940年。沈仲章摄。
责任编辑:丁雄飞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寅恪,沈仲章,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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