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除了对德作战外，丘吉尔还做了哪些事？

战时帝国政策“二战”爆发后，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危受到巨大威胁。丘吉尔则得到了实现其维护英帝国夙愿的绝好机会。德军入侵波兰的当天，张伯伦将丘吉尔请进了唐宁街十号，邀请这位党内的反对派首领进入由六名大臣组成的战时内阁。两天后，丘吉尔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不久，随着张伯伦的辞职，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

《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

战时帝国政策的确立

“二战”的爆发颇令张伯伦震惊和失望，丘吉尔却看到了重振英帝国雄风的机会。果然，英国的各自治领（爱尔兰除外）纷纷宣布站在英国一方作战。丘吉尔基于对英帝国的坚定信念，认为无论战局如何变化，帝国对于英国的战争行动乃至于英国的安全和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英国对德国宣战之后，帝国内已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权力的自治领（爱尔兰除外）随即宣布站在英国一方参战。丘吉尔闻之大为感动：“在那黑暗、恐慌同时也是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所有自治领——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的保证：我们将同生死、共存亡。”

整个“二战”期间，英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派军约500万人参战，这个数字远高于它们在“一战”期间派军的人数。帝国的成员还在军火生产供应方面作出了贡献。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自治领为例，加拿大共提供飞机15957架、坦克5678辆、防空武器4286件、轨道车辆33987辆、机枪251925挺；澳大利亚则提供飞机3181架、坦克57辆、防空武器768件、轨道车辆5501辆、机枪30992挺。另外在财力方面，英国也从帝国得到支援，英国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在英国的存款以英国政府借款的形式用于战争；英国以赊欠方式支付从殖民地进口的物资和劳务。到“二战”结束时，英国欠殖民地（不包括印度）的债务由1939年的1.5亿英镑增加到4.54亿英镑；对印度的债务关系，则由1939年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变为英国倒欠印度12亿英镑。　　　

但与此同时，帝国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和纠纷。印度是一大难题：印度的国大党抗议英国驻印总督擅自宣布参战的做法，通知该党在各省的部长集体辞职。甘地于1940年10月又一次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殖民当局受命镇压。爱尔兰没有跟随英国参战，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因此，为确保战事的顺利进行，维护帝国的稳定和团结，1940年5月起担任首相的丘吉尔在调整某些具体政策的基础上，及时确立了英国的战时帝国政策原则：　

首先，英国在战场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坚决维护英帝国的完整和利益，不容敌人侵占和肢解帝国的版图，不容外人干预帝国内部事务。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战场，丘吉尔参与指挥军队与德国和日本军队作战，保卫和恢复帝国；在谈判桌上，他与美国及其他盟国据理力争，坚持按英国的方式治理帝国，反对美国的非殖民化主张。关于战时英美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将在下一章中专门讨论。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郑重表明了这一立场：“对于英国而言，英国决不谋求获取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决心维护所拥有的一切。”他说：“除非使用战争手段，否则别想从英国手中拿走任何东西。”

从实际效果来看，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以上使命：英帝国在东南亚和中东被侵占的属地均予以恢复；顶住了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巨大压力，避免了帝国任人处置的厄运；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没有给英国造成太大的麻烦，英国的殖民统治似乎像战前一样稳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丘吉尔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仍然踌躇满志地说：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英联邦和帝国再次安然无恙、团结一致。曾经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恶魔暴君们被彻底击败，我们帝国的王冠在绚丽的光辉映照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这是真正的荣耀，它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其次，英国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加强与殖民地的纽带，同时对殖民地发出允许自治的信号，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确保帝国内部在战时的稳定。英国的殖民传统是自治领和殖民地应当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财政上自食其力，不应成为英国的财政负担，作为宗主国的英国没有经济援助的义务和责任。即使在1929年，英国议会通过《殖民援助法案》，帮助西印度摆脱因糖价暴跌而陷入的经济危机时，英国当时也只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其传统概念和政策原则并未变化，之后每年的援助额仅为64.5万英镑。

“二战”的到来显示出殖民地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原有的传统概念，将殖民部的一些改革设想付诸实施，正式提出要大规模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加强与殖民地的纽带，争取殖民地的人心和对英国战争行动的支持，从而为长远的政治目标服务。1938年，英国殖民大臣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曾提出殖民改革设想，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实现非自由化，不再强调自由放任政策，坚持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当地人。但张伯伦政府并无实施该设想的打算。此时，丘吉尔政府在此基础上，主持通过了《1940年殖民地战争与发展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将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制度化，规定此后十年里每年提供经济援助的额度为500万英镑。此后，英国议会又多次通过了类似法案。

在政治改革方面，英国政府将战前对印度的自治许诺，扩大到帝国内所有符合自治条件的殖民地。战争期间，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构想。1942年12月，殖民部战后问题委员会主席海利勋爵在太平洋关系协会会议上宣布英国的帝国政策目标是在殖民地培育和建立自治制度。其主要措施为：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2.在政府机构中，逐渐以当地人取代欧洲人；3.创建立法机构。该机构起初只具有咨询性质，后随着其能力的增长而被授予越来越多的职权。

1943年，殖民部拟就了一份有关非洲殖民地宪政改革的备忘录，提议西非的宪政改革应循序渐进地进行：先在地方一级建立具有顾问性质的议会；逐步推广自由选举；逐渐增加立法议会内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议员人数；最后走向自治。这份备忘录得到政府的重视，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科恩（Andrew Cohen）制定了非洲自治计划。科恩计划建议非洲自治分为四个阶段：1.非直接选举的非洲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进入文官系统；2.在英国总督治下，非洲议员出任殖民政府对内事务部级主管；3.非洲议员担任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所有部级主管；4.由非洲部长组建英式政府，完成自治。但限于战争的特殊情况，自治计划未能实施。不过，这些主张为战后的非殖民化预先构造了模式，也为以英联邦全面取代英帝国作了初步的准备。

再次，英国政府仍坚持帝国是未来的立国之本和战略核心。英国本土疆域有限，离开帝国就难以维持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丘吉尔深知这一点，他在1944年确定英国的世界战略时，提出了以帝国为核心的“三大实体”构想：我坚信，我所提及的这些伟大实体，即大英帝国、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关系友好的美国，决不会妨碍世界组织的总目标。事实上，它们将强有力地使该组织正常运转，我希望并恳求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确立，而且我们能够拥有取得这些永久性的辉煌成就的力量和意愿。这样的成就是对人类陷入厄运时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的补偿，是对人类引以为豪的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的补偿。此后，丘吉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得到了历届英国政府的推行。

因此，丘吉尔政府坚定地把维护英帝国作为其首要的帝国政策原则，并且将英国保持大国地位的砝码也押在帝国身上。为此，英国不惜在战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提供经援，并允诺殖民地可实现自治。这些措施本身也成为政府的政策原则之一。应当指出的是，丘吉尔政府只准备允许殖民地自治，而不是独立。而且，即使是实现自治也应当发生在几十年之后，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殖民地也许永远达不到自治的标准。殖民部在1941年9月1日提交给丘吉尔首相的备忘录中，列举了以下不可能实现自治的殖民地和地区：直布罗陀、亚丁、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斐济、西太平洋群岛、福克兰群岛、英属洪都拉斯、百慕大、冈比亚、香港、塞浦路斯、马耳他、婆罗洲属地、马来亚。

《至暗时刻》剧照

帝国内部事务的处置

除了确立帝国政策原则之外，丘吉尔还亲自指导具体的帝国内部事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事件上：　

其一，克里普斯出使印度。印度是帝国内的一个重要成员，素有“英国王冠上的宝石”之称。印度为英国的战争行动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英国也为保住印度竭尽全力，仅防卫费用就高达每天100万英镑。此时印度正面临着严峻的局势，英帝国军队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尽被日军攻占，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印度的东部边境，印度处于日本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甚至前往柏林和东京寻求轴心国的支持，企图依靠外部势力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他在日本占领区拉起了一支约3万人的“印度国民军”，兵抵缅印边境，在军事上、心理上对印度本土造成冲击和震动。

另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丘吉尔的严重关注，并促使他直接着手处理印度事务。1942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印度，意在说服印度领导人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借此机会请蒋介石向英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英国同意印度立即成立责任制政府。蒋介石事后如实地向丘吉尔转达了上述要求，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丘吉尔对外国介入印度事务十分警惕，他决不能接受蒋介石充当他与甘地、尼赫鲁之间的中介人，亲自致电蒋介石，敦促他不要插手印度事务：我们内阁成员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打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即在团结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的合作日益加强。

接着，丘吉尔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致电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明确政府的立场——可以考虑允许印度自治和成立印度自治政府，但该政府必须代表各个教派和种姓，不能由国大党一统天下。第二，成立战时内阁印度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处理印度问题。其成员有副首相艾德礼、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大法官西蒙勋爵、枢密院长安德森、陆军大臣格里格、掌玺大臣克里普斯等。丘吉尔经常出席该委员会会议，指导工作。第三，派遣克里普斯前往印度，调查情况、代表政府作出承诺、安定人心，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2年3月22日，克里普斯掌玺大臣抵达德里。他此行带去了英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草案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明确了印度自治的时间表，主要内容为：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将给予它以自治领的权利。2.军事行动结束后，将成立邦和土邦的代表机关来制定新宪法。立法会议的代表的产生方式为：各邦从立法会议议员中选出，各土邦内由王公指派。3.不愿参加印度联邦的邦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4.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作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防务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

克里普斯就宣言草案与各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穆斯林联盟接受其一般性原则，土邦表示听从英国的安排。国大党则坚决反对，不能接受战时不准成立责任制政府的规定，指责各邦和土邦有权不参加联邦的条款会导致印度的分裂。甘地和尼赫鲁要求立即建立印度人控制的政府，印度人必须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英国的总督只能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不拥有实权。丘吉尔十分不悦，打电报给克利普斯说：“无疑，我们都一致认为，对此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应该设法在对我们的重大建议，作尽可能小的修改和增加的情况下，使他们接受下来。”这样，克利普斯同印度领导人的会谈陷入僵局。

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丘吉尔发来一封私人电报，要求英国方面继续同印度民主运动的领袖谈判。对此，丘吉尔以强硬的措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坚决不允许他人染指英帝国事务的立场：您知道，我看重您对我说的每一件事情，但如果在此紧要关头，每件事情都必须彻底更张的话，我不认为，我能够承担起印度防务的责任。你我之间存在像这样严重的分歧，令我极为伤心，而且在这场残酷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刻，无疑会给我们两国带来极大的损害。最后，克里普斯的使命未能成功。但印度在此后的战争年代里处于较稳定的状态之中，宣言草案对战后印度的非殖民化具有积极的影响，草案的主要条款在战后大都变为现实。

其二，征调澳大利亚军队增援缅甸战场。“二战”在欧洲爆发之后，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立即跟随英国参战，将4个主力师悉数派往海外作战，其中3个师派往中东北非战场，1个师派往新加坡。1942年初，太平洋战场形势急转直下，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澳大利亚失去了北方的防御屏障，澳军第8师也成了日军的俘虏。四天之后，日本飞机的炸弹落到了澳大利亚的北方重镇达尔文。这是这个国家的领土首次遭到外敌的袭击，损失惨重，被炸死243人，炸毁飞机23架、船只8艘，“发生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北方海岸无重兵把守，岌岌可危。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从中东北非战场急调回其中的两个师（第6师、第7师）保家卫国。

恰在此时，日军逼近缅甸的仰光，英军急需增援，而英国在东南亚已无军可派，正奉调回国的澳军恰恰在此时乘船驶经附近的印度洋。丘吉尔亲自出马，于2月20日急电澳大利亚总理柯廷，要求将澳军征调到缅甸战场，投入仰光保卫战，“我想你完全了解，你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到仰光的部队，它足以防止仰光的失守以及与中国联系的交通线被切断……全世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这个缺口了”。他还下令运送澳军的船队调转航向，向缅甸的方向行驶，试图迫使澳方就范。但柯廷总理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称：“我们感觉到首要的责任在于挽救澳大利亚，这不仅是为了它的本身，而且要保持它作为抗日战争的基地。在这种情势下，要推翻我们极度审慎地作出的并且一再重申的决议，是不可能的。”

由于澳方态度十分坚决，丘吉尔只得放弃他的调兵要求，澳军返回本国设防。通过这个事件，英国方面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宜违背自治领的意志，对自治领发号施令，否则只会动摇帝国内部的团结，危及英帝国的整体利益。

其三，镇压伊拉克的叛乱。伊拉克原属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当时称美索不达米亚。“一战”时该地区被英国军队攻占，战后即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将该地区改称为伊拉克，挑选一位阿拉伯亲王费萨尔任国王，称费萨尔一世。根据1930年的英伊条约，1932年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英国有权继续使用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对伊拉克提供军事保护，规定伊拉克只能聘用英国的顾问。因此，英国仍把持实际的控制权。“二战”开始时，在位的费萨尔二世年幼，由叔父阿卜杜尔伊拉（Abdul Ila）亲王任摄政。以王室为首的亲英派与以军方的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首相为首的亲德派发生冲突。1941年4月2日，阿里发动叛乱，企图依靠轴心国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摄政阿卜杜尔伊拉逃亡约旦，亲英派的巴士拉省长被捕。

丘吉尔面对帝国的又一次危机，迅速介入，调兵遣将，指挥战斗。4月8日，他指示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从印度抽调军队增援在伊拉克的英军，此后又令总参谋长伊斯梅（Hastings Ismay）和中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向伊拉克派出援军。5月2日，英军与叛乱军队在巴格达以西的英国空军基地哈巴尼亚发生激战。丘吉尔亲自致电指挥战斗的基地司令斯马特（Harry Smart）少将，鼓励他顽强作战：“你的坚强而出色的行动已使局势大致恢复以往的状态。我们大家正注视着你所进行的辉煌战斗。我们将给予你一切可能的援助。望再接再厉。”德、意方面派出空军支援叛军，但英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在力量对比上取得了优势地位。5月27日，英军扫除了巴格达的外围阵地，30日进入巴格达城区，平息叛乱，阿里等亲德派成员逃亡国外，伊拉克王室恢复统治，消除了轴心国在中东另辟战线的隐忧。

在总结这个事件时，丘吉尔颇为自得，并批评了韦维尔的消极态度和要求与叛乱者谈判的主张：“由我主持的国内领导部门从白厅直接推翻了现场负责人的决策。我们从他手里把事情揽过来。自己负责下令驰援哈巴尼亚，并拒绝所有同拉希德·阿里进行谈判或接受曾经一度提起的由土耳其出面调停的想法。结果迅速而圆满地获得成功。”

总之，即使是在战时帝国内部较为平静的时期，丘吉尔仍在军事外交事务缠身之际，亲自介入帝国内的具体事务，表明了他对帝国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同时，他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对英国在帝国内的地位、与帝国成员的关系以及帝国在战后的前景等有了新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本文摘自潘兴明著《丘吉尔与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月。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