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爽︱优伶史就能戏说吗?

范爽

2018-01-05 09: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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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南派京剧逐渐兴盛起来,上海自不必说,就是江南水乡城镇之中,也流行着大量的水路京班,其中又以杭嘉湖地区最为活跃。
据于质彬《南北皮黄戏史述》考证,在杭嘉湖地区首倡徽调皮黄改京调皮黄的戏班,是卞家班的“鸿运堂”,班主为卞代清。卞家是江南为数不多的世代梨园,卞代清的祖父卞三庆于嘉庆年间带领一副台船班(俗称十八顶半网巾),由苏北扬州来到杭嘉湖,自此家族连绵七代投身梨园,可谓水路京班的活化石。
相比谭家七代的身荣名显,卞家七代则鲜为人知,如果从庙堂与江湖、都市与农村的角度将这两家作一比较,想必有趣。正如研究京剧史绕不过谭家一样,研究水路京班史也绕不过卞家。卞堃铭作为卞家后人,亲历亲闻,肯写一本《江南卞家班——杭嘉湖水路京班史乘》,补充水路京班史料文献的不足,原本是件好事。可是略一翻检,却发现这本书错误百出。
《江南卞家班》,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8月

书中无稽之谈甚多,如说“从清末二十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杭嘉湖的水路京班有三十六家之多,其中有三大京班可称得上是‘龙头老大’,为卞家班、田家班、厉家班。”
彼时水路京班都是流动班社,人员并不固定,演员有时搭班,有时自己挑班,何来三十六家之数?况据1928年《梨园》公报统计,当时申请加入梨园公会的杭嘉湖水路京班多达六十余副,已远不止三十六家。照《南北皮黄戏史述》的说法,自民初至四十年代,杭嘉湖一带以各种“舞台”命名的京班,数以百计。
而三大水路京班之说,也无根据。田记大舞台是当时著名的水路京班,1923年由苏南来到杭嘉湖,在水路京班中首创男女同台演戏和机关布景登台,开一时风气之先。因为领班人为王兰田、王福田兄弟,所以叫田记大舞台,并没有田家班的说法。
至于厉家班,1935年始于上海更新舞台组班,一炮而红,1937年辗转宁波、杭州、镇江、南京、南昌、芜湖、武汉等地,都是短期停留,1938年入川,最终落户重庆,所到之处全是大城市,并非江湖草台班,怎么能跟杭嘉湖水路京班扯上关系呢?(见《京剧厉家班史》,刘沪生等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月)
卞堃铭却说,“厉家班始于1900年前后,创始人厉彦芸,1860年生于北京,19岁闯荡杭嘉湖,创办厉家大舞台,在杭嘉湖水路奔走了十几年。1910年后逐渐移向绍兴、宁波一带演出,后转南京。南京失落后,又到重庆,解放初期,改为重庆京剧团”。简直句句硬伤,厉家班创始人叫厉彦芝,1896年生人,原是八旗子弟票友下海,年轻时虽闯荡过杭嘉湖,但搭的是韩玉山的韩家班,身份也是琴师,1923年即回上海。要不是卞堃铭提到“厉家五虎”、“慧氏三杰”,还以为他说的是另一个厉家班。
再者,卞家班虽然历史悠久,但论实力,其实算不上出类拔萃。如荆玉堂领班的庆升堂戏班、张远亭领班的喜临堂戏班、坤伶露兰春、粉菊花领衔的西湖凤舞台等等,都不弱于卞家班,何况当时上海的名伶也来杭嘉湖搭班,竞争力远大于草台戏角儿。所谓三大水路京班之说,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又说:“卞氏四兄弟时期是卞家班的鼎盛时期,从20世纪初到抗战前期,四个人先后创立了三个大舞台。即小七斤的高升舞台,小八斤与人合股开办的黄金大舞台,小全斤的三乐大舞台,尤其是高升和三乐两个戏班,名人名角比比皆是,这是他们十分重视队伍建设所至。当时的小九斤,工花脸,曾在我爷爷小全斤的三乐大舞台献艺,和爷爷一起去过台北,后在抗战中遭遇日本鬼子的轰炸,逃难失踪,详情不知。”
这一说法与卞韵良的自传《粉墨江湖》一书出入很大。
《粉墨江湖》,卞韵良金艳霞口述,陆明整理,学林出版社,2012年8月
所谓卞氏四兄弟,即卞代清的四个儿子,卞家第四代。长子卞金奎,艺名小七斤,工红生;次子卞银奎,艺名小八斤,工文武老生;三子卞宝奎,艺名小全斤,工老旦;义子卞财奎,工场面。按年龄排列,是金银财宝四个字。其中能挑大梁的是卞银奎,作为草台戏角儿,三十年代初在杭州大世界,曾与梅兰芳合演《刀劈三关》,梅的万花公主,卞的雷万春,与麒麟童合演《六国封相》,麒的苏秦,卞的番王。
《江南卞家班》作者卞堃铭,生于1946年,是卞宝奎的孙子,卞家第六代,外行。《粉墨江湖》作者卞韵良,本名卞德龙,生于1928年,是卞银奎的儿子,卞家第五代,于1952年创办嘉兴红旗京剧团,任团长。
卞家班家谱,卞堃铭提供
按卞韵良的说法,卞财奎学的是场面,并非花脸。二十年代初,卞家班取名鑫记大舞台,在嘉兴一带演出,班主卞金奎因为沾染上鸦片,开销见大,主张找二三流的艺人搭班,银奎、财奎、宝奎一看不是长久之计,便决定离开兄长,另找戏班搭班唱戏。弟兄分手后,卞金奎继续以鑫记大舞台的名号,在湖州德清一带演出,数年后穷困潦倒,又回到嘉兴,于1934年病逝,其间并未另创一个高升舞台。高升舞台实则另有其人,也是嘉兴的一家戏班,银奎、财奎、宝奎与兄分别后,曾搭其班演出,当时卞银奎已经唱红,在班中为当家老生,每月包银二百元。
后来宝奎去平湖唱戏,财奎则一直跟随银奎。因为财奎是场面,银奎需要他为自己伴奏,一天也离不开,怎么会放他跟宝奎去台湾呢?倒是金奎的儿子卞德法,艺名卞小奎,跟宝奎去过台湾。1934年金奎病逝,银奎拍电报把他们二人从台湾叫回嘉兴奔丧,之后宝奎、小奎,连同金奎的跟包、戏船、衣箱、把子箱,全都并入银奎的黄金大舞台,卞家班的人重又合在一处。
1937年日寇侵华,嘉兴沦陷,居民纷纷逃难。据卞韵良《粉墨江湖》说,当时卞家班辍演避居山中,赶上日本飞机轰炸梅溪镇,卞财奎被压死在废墟里,卞银奎、卞小奎将其尸体用棉被裹了,草草下葬。卞韵良当时已经十岁,想必不会记错。卞堃铭作为卞家子弟,如何对这段家事“详情不知”?按照卞堃铭的说法,卞家班散伙后,卞宝奎与家人失散,没有进山,而是去了平湖吕巷,因此他不知道财奎遇难的情形,情有可原。但卞堃铭与卞韵良、卞小奎等人时常走动,为什么不向他们求证?况且卞韵良的《粉墨江湖》 2012年8月就出版了,卞堃铭的《江南卞家班》是2013年8月出版的,卞堃铭自称历时六年,四处采访,数易其稿,他大爷的书,怎么他倒不看了呢?
1940年,卞银奎病逝,其后卞宝奎一度领过一副戏班,叫三乐舞台,在平湖乡下吕巷、廊下、邱甸庙一带唱戏,当家老生是卞小奎、白家麒,两人的包银是每人每月一百多元。卞韵良在班中充当小花脸,每月包银二三十元。据卞韵良说,三乐舞台生意很好,他母亲因带来的衣箱供大家用,所以向宝奎提出并股,拆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宝奎推诿说演出亏本,不肯分成。卞韵良的母亲和其他人跟宝奎吵起来,指责他不像从前银奎对大家那么好,有钱一起挣,吃香的喝辣的都一样。于是吵散了班,时间是1943年。之后宝奎改三乐舞台为堂名乐班,即以坐唱为演出形式的清唱组织,不带表演,继续在平湖一带演出,主要应承农村红白喜事,规格比戏班差得多。这种形式,始于清末,盛于民初,遍布江南,又叫“六素班”、“乐舒班”、“廊檐班”,各地叫法不一,卞堃铭却说这是他爷爷首创的,其寡陋至此。
清代农村演剧图, 刘阆春作
杭嘉湖水路京班分为三个档次,最好的叫“堂名班”。据李紫贵说,当地有俗谚云,短打《四杰村》,长靠《战宛城》,能开此二戏者,必是阵容硬整之班社,方可称堂名班。(见《忆江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9月)
其次为“一冲头”,据阮泉华说,这类班子每到一地演出的时间都不会长,仅靠班内某一个技艺较好些的演员,或是演出中的某些噱头,在头三天的泡戏中冲一下,演完即走,有时甚至头天演完,第二天就离开了,由此得名一冲头。最次为“年糕班”,是戏班中的班底或龙套演员,为养家糊口,在过年过节时,到村镇人家跳财神或演点小戏,家家以年糕相谢,故称年糕班。(见《湖州文史》第六辑,杭嘉湖水路京班史话)
一冲头和堂名班的差距,在人数上也有体现。据蒋振武说,杭嘉湖的大班子一般有八、九十人,也有一百多人的。人多的,演员较好的,叫堂名班子。人少的,演员比较差的,叫一冲头班子。(见《毗陵曲坛掇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4月)
《南北皮黄戏史述》中也谈到,水路京班,拥有七八十人者为大班,叫做堂名班。二三十人者,叫做冲头班,即聚散无常、带有临时组班的性质。
卞银奎挑班时,先后搭班的艺人有武生小毛豹、小福楼、井德连、王信芳、王全芳,老生大丫头、小月樵、达子红,旦角南北红、小桂花、戴绮霞,武净小黑灯、俞三包,丑角盖三省、赵一中等,能演《战宛城》《大名府》《潞安州》《嘉兴府》《八蜡庙》《刀劈三关》,拿手戏是《风波亭》,有“嘉兴岳飞”之称。《南北皮黄戏史述》称其为“一品一级堂名班”,是当之无愧的。
卞银奎、萧秀珍夫妇1938年摄于嘉善西塘镇
反观卞金奎的鑫记大舞台,不过一条船,三四只衣箱、把子箱而已。卞宝奎三乐大舞台,也就二三十人的规模,只能算“一冲头”,况且后来因闹家务而散班,卞堃铭倒说他们“重视队伍建设,名人名角比比皆是”,这不是笑话吗?
卞宝奎去台湾的事,也有疑点。据卞堃铭说,卞宝奎去台湾基隆唱戏时,日本鬼子逼他为日军慰问演出,宝奎坚持拒演,因此激怒了鬼子。在鬼子的阴谋策划下,当时的经纪人拿走了全部钱财,独自逃回大陆,将宝奎和三十多名演职员抛在台湾,正当宝奎等走投无路时,是基隆的一位好心的庄主帮助了他们,这才得以返回嘉兴。
可是纵观卞宝奎一生,哪怕领班时期,也没当过主要演员。他一个唱老旦的,拿手戏是《岳母刺字》,日本人死乞白赖地要听他?图什么呢?这一说法显然不合理。倒是同时期庆升堂戏班的事迹,与此说相契合。
1930年冬,由王进南带班,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台湾演出,庆升堂的大部分人员(约二、三十人)都参加了这个班子,其中有荆玉堂及其大女婿、大女儿等人。这次去台湾演出,由于角儿少,再加上其他原因,营业不大景气。到后来,领班主王进南私下拿了一笔钞票溜走,结果弄得大家连返回大陆的船票钱都无法可想了。于是,搭了台湾的地方戏(叫寡儿戏),合班演出,混口饭吃,同时积一些钱,让演员分批回大陆,最后剩下荆玉堂一家四口,到1933年方回大陆。从台湾回来,庆升堂元气大伤,原班人马已散失。荆玉堂在上海闸北长安路鸿祥戏馆搭了一个江北戏班,在那里打武戏,有二三年工夫。(见《毗陵曲坛掇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4月)
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卞宝奎作为班底演员,跟随荆玉堂去了台湾,赶上了这档事。可是到了卞堃铭笔下,卞宝奎俨然成了抗日英雄。《江南卞家班》的资料大半是拼揍来的,其核心部分叫“嘉兴卞家班三杰”,写的是卞宝奎、卞韵良、卞德胜三人的传记。值得一提的是,卞德胜是卞堃铭的父亲,也是外行,曾在嘉兴红旗京剧团做舞美道具。卞宝奎一章,题为“名伶小全斤的抗日故事”,除了台湾之行外,还记述了另一件事。
据卞堃铭说,日军进犯嘉兴时,卞宝奎正在东栅白莲寺唱庙会,鬼子炸毁白莲寺,屠杀老百姓,两条装载服装道具的乌篷船,当场被炸沉一条,服装道具都泡在水里。宝奎的三乐大舞台成员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宝奎的三哥财奎也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宝奎为寻找三哥和失散的演员,带了两个徒弟重返白莲寺,没找到他们,却救出几个妇女儿童,后来他被鬼子捉拿通缉,从此东躲西藏,最后逃到了金山吕巷隐居起来。
姑且不论当时有没有三乐舞台,单说人员的去向,就不足为信。据卞韵良回忆嘉兴逃难时的情形,“父母和我,舅舅、舅妈,财奎叔、小奎(大伯卞金奎之子)、堃荣(小奎之子),长根(父亲的跟包)、有福(大伯的跟包)、金官(徽州人,唱小花脸),大衣箱、二衣箱一总十三个人,乘在大伯留下来的丝网船里离开嘉兴,避难到湖州双林镇……”,一路行踪说得清清楚楚,连那条丝网船的下落也交待得明白,无论如何谈不上“下落不明”。
卞韵良、金艳霞夫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合影
此外,查阅嘉兴相关史志文献,也未发现日军炸毁白莲寺的记录。据东栅镇居民徐公亮回忆,东栅日军就驻扎在白莲寺内,放火烧屋和屠杀百姓的暴行是有的,在搜捕“支那兵”时,烧去镇西市梢房屋数幢,强暴妇女,见鱼行老板俞阿泉和茶馆职工沈阿四手上有老茧,将二人活活烧死在白莲寺前。(见《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四十四期,抗日战争点滴回忆)
为先辈歌功颂德不是不可以,但要实事求是。杭嘉湖水路京班中的爱国伶工,大有人在。如田记大舞台的班主王兰田,参加乌镇抗日游击队,1939年日军占领湖州时,王兰田被俘,屡劝不降,被敌人乱刀杀害。庆升堂戏班的荆玉堂,在1941-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顾个人安危,以戏班流动演出为掩护,越过日伪重重封锁,为苏南茅山的抗日游击队运送粮食和药品。卞家班卞银奎的两个徒弟,唱花脸的王志奎,因与日本兵争斗,被钉死在门板上,摆在魏塘镇闹市口示众。唱短打武生的金丝猴,被日军活埋在嘉兴乡下的大窑镇。放着这些不提,反而去编故事,不知道意义何在。
更可气的是,写完“名伶小全斤的抗日故事”,作者还不过瘾,又添油加醋将其敷衍成了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江南卞家班》的下卷即这部小说,题为《华家班传奇》,足有十几万字。第一部《落难基隆城》,第二部《血溅白莲寺》,第三部《雪恨古河滩》,完全是抗日神剧的套路。打着史乘的旗号,倒有一半是小说,肆无忌惮地夹带私货,给祖上贴金,全不怕贻误后人。像这样的书,不出也罢。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优伶史,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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