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以前我们中国普遍贫困，现在基本上衣食无忧，跟以前比，不能不说“富”了，我们现在要的是“礼”。“礼”是什么呢？不就是文明吗？

我们既然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曾经几十年反对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幡然悔悟，重新去肯定它呢？自从西方开始侵略全世界以来，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大、像中国那么古老、像中国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而却能够在一百多年后重新站了起来？我们回到我们古老文化的家园，不过是重新找回自我而已，一点也无须羞愧。

——吕正惠

*文章节选自《写在人间》（吕正惠 著 三联书店2020-8）

吕正惠在台北家中，2010年 黄文倩摄

中国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文 | 吕正惠

题目这一句话是我的由衷之言，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首先我要简略说明一下我所以有这种体悟的经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台独”思想逐渐弥漫于台湾全岛。我大惑不解，曾质问同为中文系毕业的好朋友，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你不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吗？他回答，中国文化那么“落后”，中国人那么“野蛮”，你为什么还要当中国人？这样的对答，在其后十多年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我每次喝醉酒，都要逼着人回答：“你是中国人吗？”很少有人干脆地说“是”，因此，几乎每次喝酒都以大吵大闹结束。

那十几年我非常地痛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台湾同胞（包括外省人）都耻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难道中国是那么糟糕的国家吗？我因此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的扉页上郑重题上的几句话：“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我突然觉悟，我的台湾同胞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都乐于将自己身上的“罪恶与弱点”归之于“中国人”，而他们都是在中国之外高高在上的人。说实在的，跟他们吵了多少次架以后，我反而瞧不起他们。

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反省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并且开始调整我的知识架构。小时候，国民党政府强迫灌输中国文化，而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中国的封建道德，无非是教忠教孝，要我们服从国民党，效忠国民党，而那个国民党却是既专制又贪污又无能，叫我们如何效忠呢？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李敖为了反对这个国民党，曾经主张“全盘西化”，我深受其影响，并且由此开始阅读胡适的著作，了解了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思想。从此以后，五四的“反传统”成为我的知识结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深深相信，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矛盾的是，也就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喜爱中国文史。为了坚持自己的喜好，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当时人人以为没有前途的中文系。我接受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大力批判，然而，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我却越来越喜欢中国古代的典籍，我从来不觉得两者之间有矛盾。弥漫于台湾全岛的“台独”思想对我产生极大的警惕作用，让我想到，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最终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像我许多的中文系同学和同事一样。这时候我也才渐渐醒悟，“反传统”要有一个结束，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中国历史应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后来我看到甘阳的文章，他说，要现代化，但要割弃文化传统，这就像要练葵花宝典必须先自宫一样，即使练成了绝世武功，也丧失了自我。如果是全民族，就会集体犯了精神分裂症，即使国家富强了，全民族也不会感到幸福、快乐。我当时已有这个醒悟，但是还不能像甘阳说得那么一针见血。

甘阳还讲了一个意思，我也很赞成，他说，我们不能有了什么问题都要到西方去抓药方，好像没有西方我们就没救了。实际上，西方文明本身就存在着很重大的问题，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征服了全世界以后，彼此打了起来。从1914年到1945年，他们就打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两场大战。我当时还没想得那么清楚，但我心里知道，为了在“台独”气氛极端浓厚的台湾好好当一个中国人，我必须重新认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应该说，1990年以后，是我一辈子最认真读书的时期。我重新读中国历史，也重新读西洋史，目的是肯定中国文化，以便清除五四以来崇拜西方、贬抑中国的那种不良的影响。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年年在进步，一年比一年活得充实。著名的古典学者高亨在抗战的时候，蛰居在四川的嘉州（乐山），埋头写作《老子正诂》。他在自序里说：“国丁艰难之运，人存忧患之心。唯有沉浸陈篇，以遣郁怀，而销暇日。”我也是这样，避居斗室，苦读群书，遐想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在台湾一片“去中国化”的呼声之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正如孔子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就这样，中国文化成了我的精神家园。

在台湾苗栗县湾宝，2011年 黄文倩摄

2000年左右，我突然醒悟到，中国已经渡过重重难关，虽然有种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哪一个社会没有问题呢），但基本上已经走上平坦大道了。每次我到大陆，跟朋友聊天，他们总是忧心忡忡，而我总是劝他们要乐观。有一个朋友曾善意地讽刺我，“你爱国爱过头了”。我现在终于逐渐体会，大陆现在的最大问题不在经济，而在“人心”。凭良心讲，现在大陆中产阶级的生活并不比台湾差，但是，人心好像一点也不“笃定”。如果拿80年代的大陆来和现在比，现在的生活难道还不好吗？问题是，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牢骚那么多呢？每次我要讲起中国文化的好处，总有人要反驳，现在我知道，这就是甘阳所说的，国家再富强，他们也不会快乐，因为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总觉得中国问题太多，永远解决不完。他们像以前的我一样，还没有找到精神家园。

我现在突然想起《论语》的两段话，第一段说：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先要人多，再来要富有，再来要文化教养。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我们要让自己有教养，就要回去肯定自己的文化，要相信我们是文明古国的传人，相信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有贡献的。如果我们有这种自我肯定，如果我们有这种远大抱负，我们对身边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就不会那么在乎。《论语》的另一段话是：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

以前我们中国普遍贫困，现在基本上衣食无忧，跟以前比，不能不说“富”了，我们现在要的是“礼”。“礼”是什么呢？不就是文明吗？我们能用别人的文明来肯定自己吗？除非我们重新出生为西洋人，不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自己改造为西洋人。我们既然有这么悠久的、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曾经几十年反对它，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幡然悔悟，重新去肯定它呢？事实上，以前我们在外国的侵略下，深怕亡国，痛恨自己的祖宗不长进，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站起来了，为何不能跟祖宗道个歉，说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最终还是我们能够站起来的最重要的根据。自从西方开始侵略全世界以来，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大、像中国那么古老、像中国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而却能够在一百多年后重新站了起来？这难道只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功劳吗？这难道不是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的遗产，有以致之的吗？我们回到我们古老文化的家园，不过是重新找回自我而已，一点也无须羞愧。

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三年，终于熬到可以回到江南，在渡过琼州海峡时，写了一首诗，前四句是：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扩大来讲，中国不是度过了一百多年的“苦雨终风（暴风）”，最后还是放晴了吗？放晴了之后再来看中国文化，不是“天容海色本澄清”吗？这文化多了不起，当然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了。最后再引述钱穆《国史大纲》扉页上最后一句题词：“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指对本国历史文化具有温情与敬意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我们国家的前途，就看我们能不能回去拥抱民族文化。

写在人间

吕正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8

ISBN: 9787108068491 定价：68.00元

《写在人间》是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知名学者吕正惠历年来撰写的序跋集。吕正惠是书痴，读书、教书、著书也出版书，他所写的序言热诚地为读者介绍海峡两岸重要的学者、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爱国志士，以及经典的苏俄文学作品。人间出版社有新书出版时，他的序言往往率先不胫而走，这些感人而且启人深思的文字让读者对新书充满期待。吕正惠的人间版序言已成为学界、出版界的佳话，本书是吕撰序跋较为完整的结集，首次以简体字版出版。

-作者简介-

吕正惠，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历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台湾现代文学，2006年起任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著有《诗圣杜甫》《第二个经典时代》《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战后台湾文学经验》《CD流浪记》（以上简体字版），以及《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走向现代中国之路》等。